「我分享，故我在」是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對這個世代的註解，但在她看起來，這群人「愈連繫、愈孤單」，顯示許多人已進入「只有用新科技才能和世界連繫」的虛妄裡。

這個月，英國廣電主管機關Ofcom公布一份傳媒市場年度調查，他們用DQ（數位智商）評估民眾的「數位知識和能力」。驚訝地發現六歲孩童的DQ竟和四十五歲成人相當，但五十五歲以上世代，有六成的DQ低於全國平均值。

四分之三的六至十五歲受訪者說，如果沒有新科技，他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十個青少年中有七個說，他們和朋友、父母聊天的話題，主要圍繞在新科技。他們每天花一點五小時在社交媒體上，六成從網路看新聞；但五十五歲以上世代，只有兩成一從網路看新聞，差距很明顯。

從歷史長河看，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次文化。一九五○年代的戰後嬰兒潮，在六○年代面對青年疏離激進與爭民權的反文化，七○年代出現龐克文化，到現在是一個全球品牌充斥的全球化時代。似乎次文化像潮起潮落，不用大驚小怪。

交大傳播學者張玉佩在蘭嶼曾目睹一個小六女孩，在網咖開啟四到五個視窗，同時在「開心農場」種菜、觀看影片，並和遠端朋友即時通訊，雖然身在蘭嶼，這種熟悉電腦的能力，和台灣同齡青少年無異。

但就像Ithiel de Sola Pool曾說：「每個傳播技術的新進展，都打亂了現狀」。我們面向科技，如果沒辦法建立人性的使用，缺少社會政治意涵的思維，這些態勢只是假象。

美國和英國都發現，數位世代是最聰明的世代，他們的正義感很強，比前輩更能成為負責的公民，也會更緊盯政府的作為。他們比上一代更會運用數位科技這把「屠龍刀」，政府想用傳統媒介糊弄他們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不過，這些年輕人雖長於科技，喜歡團隊工作，卻不喜歡別人對他們發號施令，他們能輕易上網周遊列國，有時還想拯救世界；他們社交圈子雖廣，但很少有親密的朋友。

不過，喬治亞理工學院教授貝斯特（Michael Best）指出，雖然已開發國家有九成年輕人是「數位原民」，目前他們只是商人眼中的「消費者」，表面上每天在用新科技，實則對政治和社會了解有限。他們雖用臉書支持「解放」或「民主自由」，但淺嘗即止。

聯合報這次的世代民調顯示，兩個世代間多少帶著相互排斥感。《經濟學人》雜誌也發現，青世代雖然善用新科技分享政治意見、表達民意，但他們多半只對同儕說話，而鮮少對上一世代溝通，從太陽花學運也可以看出這一點。而聯合報調查發現，熟世代也覺得青世代既不負責任也排他。這並不是我們樂見的發展。

兩個世代如果堵住耳朵看著對方，如何尋找世代價值的交集？要解決世代問題，當然要從了解與關心開始。

面對青世代，政府要想的是，如何了解他們？為他們導航？提供他們最好的政策，而不是只想從「青世代選票」思考，那樣恐怕適得其反。政府應該怎麼做，答案其實很清楚。

（作者蘇蘅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