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窗明几淨，安靜如墓穴的文獻與歷史照片之間，某種被深沉創痛魔化了的現場感令人不寒而慄。到此造訪的有各國各地的人，彼此陌生，不交換眼神，卻因為難以言喻的靜肅表情，分享著奇特而強烈的同質性。

走到陽台舒一口氣，依稀感覺到六百萬猶太幽靈的困惑、恐懼、絕望與傷痛，但是你同樣也清楚感受到當代德國人對這段歷史痛切反省、悔恨與贖罪之心。

有著深刻皺紋而更顯日耳曼陽剛氣的K，沉痛地對我說：「這一切真是太殘忍，太野蠻了！令人不知如何面對…」「我一直不敢帶我女兒來，怕她太小，承受不住。長大了我才帶她來…」

德國人的悔罪做得十分徹底，他們毫無保留地和納粹思想與作為劃清界線、坦然承受了發動戰爭、屠殺人民的原罪；他們積極認錯、幫忙緝凶、追捕戰犯，在教育、文化上更不遺餘力保存記憶、記取教訓，而且比任何國家更積極實踐人道、維護和平、消除種族仇恨的基因。一九七○年德國總理伯蘭特在華沙的猶太起義紀念碑前下跪，更成為戰後德國洗心革面的象徵。

這次，敘利亞因為內戰湧出了數十萬難民，他們沉浮於地中海，流竄於東南歐，各國政府進退失據。也是德國的大媽總理梅克爾率先認收最大量難民，取得要求其他國家跟進的正當性與主導性，因而迅速降低大規模人道悲劇的危機。

與此同時，極力為日本二戰行為辯護的安倍政權則強行通過了新安保法案…似乎，和德國，甚至和槍決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人相比，當年三個軸心國之一的日本，還答不出這份七十年前的考題。雖然，二○一五年，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也勇敢地效法了伯蘭特，在首爾西大門刑務所博物館下跪，還有包括宮崎駿等許多文化人或左翼政治人物，他們的悔戰態度十分真誠，但似乎皆非政治主流。

我想一方面是不同民族有不同方式解決不光榮歷史的焦慮，以滿足自身歷史潔癖，一方面當時或接下來的主客觀環境也大不相同。

二戰時德國侵略的對象，許多是比自己老牌或先進的強權，猶太人更有驚人的論述力，不容你敗戰後敷衍應付，首強的美國也較尊重那些盟友；日本在亞洲侵略的對象除中國、美國外多是一些戰時、戰後宗主國便紛紛離開的殖民地，因此除了對美國之外，日本人的優越感並未消失，美國也較不尊重這邊的盟友，中國更因為內戰分裂，形同自我取消戰勝國種種處置權。因此美國一國的立場便決定了日本日後的悔戰規格。

由於在門口的惡魔比死去的惡魔可怕，停止清算舊右派政權，扶植他們來對抗左派政黨以及共產國家的威脅，是美國清楚的抉擇。而由這樣的舊政治體系來道歉，迴避了發動戰爭的思想基因與道德反省，絕對是不徹底的，令人不免覺得他們只為戰敗，而非為犯錯而道歉。

但歷史考卷不止一份，日本在接下來的考試表現認真，對美國而言，往後七十年忠實盟友的交情早已取代二戰數年那些盟友的交情了！其他被侵略、蹂躪的盟友始終等不到一份令人滿意的答案，也許是因為他們從不被視為戰勝者，也許是美國獨享了道歉，但我認為要日本真誠認錯時間早已過去（也可以說日本要真誠道歉時機已過，未來他都得承擔後果），歷史並不會停留在一九四五年。但不論戰勝戰敗，這份考題其實每個人都要填寫。（作者為作家、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