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的生死課在家中引爆衝突，旁觀的我們都不忍看到。美國記者維特士（Michael Vitez）曾進入醫院數月，報導很多家庭面臨病人臨終抉擇的苦痛，得到普立茲新聞獎。他說：「加護病房為病人帶來康復希望，但也可能帶來痛苦離世的代價，何時決定放棄，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折磨」。他看到成千上萬的家屬守候在摯愛身旁，不知將會發生什麼事，也不知該怎樣做才對。

醫病溝通是人生的大學問：醫生如果善於告知病情，引導病患做正確診療，不但可以增加病人信心，滿意療程，病患更易在對抗病魔時，做好心理調適。但理想和現實落差很大。

波士頓兒童醫院癌症兒童安寧治療科主任瓊娜沃夫（Joanna Wolfe），多次遇到極難溝通的病人，「光是問『對的問題』，就要不斷嘗試」。她創新醫病溝通模式，強調和重症者對話，不是只想減輕疼痛，還要兼顧病患生活方式和情緒，滿足病人的願望最重要。

台灣安寧醫護的專業訓練很早開始。但一位負責安寧照顧的醫生朋友說，在台灣，醫生往往要先和家屬溝通，由家屬決定要不要告訴重症患者。不像美國，可以直接告訴病患，由病患自主決定。

台灣家屬多半希望搶救，人之常情；醫生只有拚命。這位醫生有個癌末病患，已經簽了意願書放棄急救；但時候到了，醫生準備處置的時候，不贊同的家屬拚命懇求醫生急救，不要放棄；而沒想到的是，「我們團隊救了兩小時，竟然搶救回來了。現在更常看到家人在醫院陪她，更珍惜親情，一個快快樂樂的結局。生死的事真的很難說，這件事真的讓我思考很久」。

還有一種狀況是，台灣常遇到家人從國外趕回來，見最後一面。雖然醫療已到極限，家屬不希望拔管，仍想有更多時間最後陪伴，或許是彌補一下在國外無法陪伴的心理。台灣特有的家庭支持和難捨的親情，常讓醫生非常掙扎。

瓊娜醫生曾遇到一個癌末兒童的媽媽偷偷說，不希望女兒最後受苦，要求不要插管也不做胸部按壓，但女兒求生意志堅強，要求搶救；瓊娜才發現，醫生和病人應該更早討論這種事，不致讓病人家屬感覺「時間真正到了，不知該怎麼辦」。

暢銷書《凝視死亡》（Being Mortal）作者葛文德（Atul Gawande）醫生說：「我不敢說生命的結尾可以控制」，因為「醫師總認為人們缺少的是醫學訊息，但安寧病人期望不止如此，希望醫生更能幫忙安排最佳人生結局。」

當病患快要離開，許多家庭不知所措，如果醫生和病患、家屬間能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讓家庭溝通更順暢，應該更有助病人找到生命終途的支柱。（作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