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處於「內憂外患」的環境下，接下了中共總書記這個燙手山芋。對內，「六四事件」餘波盪漾，江雖接下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棒子，但他的權力基礎不穩，上台不久，即面臨「保守派」的挑戰，讓他身陷「治理整頓」或「深化改革」的爭議之中。最後江還是靠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的一槌定音，才得以穩住陣腳。

江澤民接收鄧小平留下的政策「資產」，但也背負政策帶來的「包袱」。在經濟上，鄧小平要「先讓部分人富起來」、「先讓部分地區富起來」；結果造成了貧富不均和發展失衡的問題；「打開窗子，蒼蠅蚊子都飛了進來」，「一切向錢看」的結果，使中共眼中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受到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汙染」。

最嚴重的是，共黨機器的腐鏽。江澤民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在中共建黨七十周年大會的講話，坦誠：「黨在思想、政治、組織、作風方面都存在著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他的智囊劉吉提出，共黨在改革中發生的變化：一是中央權威的削弱；二是基層組織的渙散。

江澤民被西方視為一名社會主義技術官僚，為了落實鄧小平的「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江把市場機制引進社會主義體制；江提出「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三講」教育，希望能有效端正黨風、黨紀；江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目的是為那些加入共黨的「後革命資產階級」漂紅，藉此擴大中共的群眾基礎。

在對外關係方面，受到蘇東劇變影響，西方普遍認為，中共可能會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另一張「倒下的骨牌」。美國以支持八九民運為由，對中共施以經濟制裁，對中共發動了一埸「沒有硝煙的戰爭」。但江澤民成功度過了美國對中國大陸推動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機。一九九七年十月，江到美國進行國是訪問時，還與柯林頓政府協議建立了「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

江澤民一九九七及一九九九年先後收回港澳，雖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是接收前任與英葡殖民政府談判的成果，但也算是他的政績。在處理「台灣問題」上，江任內兩岸「海基」「海協」兩會於一九九二「香港會談」，促成一九九三年四月兩會領導人在新加坡的「辜汪會談」，雙方簽了四項協議。江澤民一九九五年一月發表「江八點」是中共對台政策的一次重大宣示，其中「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以及「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兩點最引人注目。

李登輝總統一九九五年四月發表「李六條」，對江做出善意的回應。李當時曾對幕僚表達對江的好感，希望「幫助」江穩固統治權力。因此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康乃爾之行」隨後引發的台海危機，我認為是李、江玩的一埸「戰爭邊緣遊戲」。柯林頓在回憶錄中聲稱，他派遣的兩支航母戰鬥群結束了這場危機，他大概不知道兩岸早有「密使」往來。

江澤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算是一名「福將」。我想這和他「穩定壓倒一切」的性格有關；更重要的是，他深諳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三昧。（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