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各國之間的貿易戰前例很多。如果從做法觀之，貿易戰看似大同小異，不外乎建立非關稅管制、祭出懲罰性關稅、或再加上禁購、禁運等制裁措施。然而如果進一步透視每一場貿易戰的政策目的、內部政治、國際互動等環節，則隨其背景與政策情境之不同，貿易戰的類別屬性、進程與影響也各異。

例如，戰略型與糾紛型的貿易戰就有不同。戰略對峙的國家之間所引發的貿易戰，常常不單是經貿問題，而是整體大戰略的一環，貿易是戰略競爭下的另一個戰場。如果此時國內政治對此又持一致立場，與對手國的敵對關係未能緩解，則此類貿易戰非但止戰不易，且戰火隨時延燒至更多的產業。相較之下，糾紛型的貿易戰著眼於貿易衝突本身，當事國藉懲罰手段迫使對手國調整產品或價格，以取得較有利於自己的貿易條件。此類貿易戰是貿易衝突的折衝過程，衝突固然不無可能持續或升高，但也有可能在內部政治協調與外部對話協商的介入下，逐漸緩解。

觀察歐盟與中國的電動車貿易戰，糾紛型的屬性較為明顯。首先，較諸美國，歐盟對中國的戰略態度緩和許多，此外，身為廿七個國家的整合體，歐盟會員國的中國政策並不一致。其中雖然有高調反中的會員國，但亦有中國的親近盟友匈牙利，有在過去一兩年內頻頻與中國互相示好的法國，有一直極力主張與中國交易往來的德國。尤其是歐盟第一大國德國，自始至終反對對中國電動車加徵懲罰性關稅。

歐盟與中國的電動車大戰的糾紛屬性，也可由其在這段時間的政治過程觀察得知，在加徵關稅公告前後，中歐雙方無論是官方或產業界的應對，皆與美中貿易戰有很大不同。戰略對峙驅動的美中貿易戰，終極目的是藉由貿易戰讓生產鏈脫鉤，進而壓制對手國的發展，但歐盟對中國的貿易戰顯然以協商公平競爭的貿易條件為主。即便中國對此反彈，歐盟並未禁止或切斷與中國電動車的生產供應關係。因此，在貿易戰調查期間，中國電動車業者加速與歐洲業者的合作或設立歐洲生產基地。事發後，中國副總理、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交通部長等高階官員接二連三奔走折衝，雙方不斷釋出解決問題的意願。相較於戰略對峙型的貿易戰，中歐的溝通方式不盡相同。

所以，此戰非彼戰。糾紛型的中歐貿易衝突，不無可能磨合出彼此可以接受的條件而讓衝突告一段落；然而即便如此，磋商需時，過程波折或許也在所難免。而政治又有各種可期與不可期的變數，雙方最終是否能找到解決方案，就讓我們拭目以待。（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