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中大、政大、清大、陽明交大）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均與羅先生有深厚淵源，兩單位日前以「育才興國」為主題，在清大舉辦「紀念羅家倫先生學術研討會」。政大圖書館亦同步舉辦「羅家倫特展」，讓人對羅先生學養的博、大、精、深有進一步的了解，深感「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羅先生早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主修外國文學。在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時撰寫〈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為學生領袖之一。民國九年至十五年間，先後在美、英、德、法的多個名校學習歷史與哲學，特別關注中國近代史。

羅氏起草中央黨務學校章則，並與親任校長的蔣中正先生共同商定校訓「親愛精誠」，為政大沿用至今。在蔣因國民黨內鬥導致「寧漢分裂」下野約半年間，羅先生受命代理校務；民國廿年一月，回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改政治學校為四年制大學，推動教育公平、培養人才。在同年三月，曾因不滿蔣安撫學生之發言，認為此舉將導致是非不分而寫長文辭職；後雖獲慰留，亦可見其凜冽風骨。

羅氏在擔任清大校長前，先促成清華學校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並排除萬難，成功運作將「庚款清華基金」改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管理，嘉惠清大至今。在其任校長的一年九個月期間，大刀闊斧銳意改革，完成學院化改制、推行學分制與自由選課，並引進「通才教育」理念，強調大學應成為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殿堂。裁併冗員、精簡機構，延攬國內外名師及擴建設施，卓有成效，奠定清華成為現代大學的基礎，建立了影響深遠的教育理念與學術風範。

羅先生於民國廿一年九月就任中央大學校長，前後約九年。廿六年抗戰爆發，以遠見迅將中央大學自南京西遷重慶，成為抗戰期間保存最完整的大學，經費與師資均為大後方第一。抗戰初期，全國大學名校「聯考」統一招生，曾有三分之二的全國考生將中央大學選為第一志願。

羅先生在文史哲方面均有不凡造詣，本身是史學教授，建立了以通史輔以各種專門史的軸線，復強化中國近代史課程。其著作《新人生觀》體現了融合東西方思想的博學，富有實證資料與典故出處，且擲地有聲；觀念上「激濁揚清」，態度上「愛深責切」，影響了幾代學子。他文采飛揚，精於書法又雅好詩文，多有即興佳作，獲得方家讚賞。

在羅氏傳奇性的一生經歷中，也包括他曾在印度尚未獨立前即出任中國駐印大使。在印度制定國旗時，他曾建議將印度歷史上和藝術上著名的「阿育王法輪」放在中間，以取代原議難以複製的「甘地紡車」，獲得認同，也是羅先生斜槓人生的意外之得。

綜觀羅先生的一生，「富理想、說真話、敢批評、能改革、肯負責又不戀棧」，「是橫跨政學兩界而又有膽有識的傑出人物」。在世局紛亂之際緬懷一代人傑，別具傳承與啟發的意義。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