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可能都是事實，但有時，事實也有可能掩蓋另外一些事實。比方說，韓國超越了我們多少？2014年，台灣的人均GDP為22597美元，韓國則是28100美元，台灣的人均GDP，約為韓國的八成。再看另外一項數字——受薪者的平均月收入，各項統計雖略有落差，但也相去不遠，台灣人的平均月實質收入約在45000之譜，韓國則在75000台幣的水平，台灣工作者的月收入約為韓國上班族的六成。

這也就是說，落後與停滯固然已是事實，怎麼個落後法也是大有文章——如果台灣的薪資水平落後韓國的程度，跟我們的人均GDP落後程度是差不多的，這表示台灣的平均薪資至少也應該有六萬的水平（韓國人的八成），比目前高上一萬五千台幣左右。

再從自己跟自己比來看，雖說成長趨緩，但趨緩仍是一種成長，台灣的人均GDP，還是從1999年的13819美元，成長到去年的22597美元，漲幅63.5％。但在同一時期，平均薪資只從43037元，上升到47300元，漲幅僅8.6％。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平均薪資漲幅能跟人均GDP同步，理論上來說，台灣人的平均薪資可達70365元，比現有平均薪資高上27000元以上。

馬總統的633政策，幾乎已確定成為泡影，但我們若對比來看，三萬美元的人均GDP，距離去年的22597美元，也不過7千多美元之譜，如果過去15年間我們的人均GDP增加了8千多美元，平均薪資卻只提高了4千多塊台幣，這樣的三萬美元目標，又有什麼值得追求的？

前副總統蕭萬長說，我們應該先追求成長，再來談分配與公平正義的問題，但眼下的事實卻是：如果當前趨勢不變，即便3萬美元的國民所得會在未來的某一天成真，台灣的受薪者約莫也只能有五萬月薪的期望值，但若我們的分配正義能有韓國的水準（請注意，這可不是什麼北歐社會主義綺想），當下月薪期望值就可達6-7萬元之譜。試問，為何成長是比分配正義更重要的問題？

中研院經濟所的林常青、張俊仁研究員與清大經濟系盧姝璇教授的研究便發現，台灣的勞動與資本所得分配（生產出一項產品，出錢跟出勞動力的人各分到多少利益的意思），勞動所得所分配到的比例的確在下降當中，而且降幅是亞洲四小龍之最。

那麼，為何台灣的勞動所得佔比節節下滑呢？可能的原因非常複雜，但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勞動力在生產要素的重要性與貢獻度與日遞減，市場演化的結果，自然在所得分配中的份額越佔越低。如果是這種情況，或許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勞動者是「咎由自取」；其二則是，全球分工體系、政策與企業的發展，讓勞動者在與資方協商談判薪資的過程中，處於結構性的弱勢地位（比方說，在自由化政策之下，資本總是比勞動力更具有可移動性，跑不了的人，很難有什麼談判或威脅的空間）。

去年勞動部委託台大國發所教授辛炳隆所做的研究，則是讓前者的可能性大為降低，辛炳隆的研究指出，台灣的勞動生產力指數近20年來都呈穩定上升的趨勢，從41上升到99，但勞工報酬分配比率卻是逆向從53%下滑到民國101年47.59%，遠低於日本60.6%、韓國71.8%，美國63.7%、以及德國的68.5%。

如果問題的答案，更接近前述的後者，那麼，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事？這一點我們還很難有個清楚的答案，但是現階段，我們至少應該認清以下三點：

1. 別再相信什麼「台灣人越來越仇富」的說法了──台灣根本對有錢人相當好，比多數國家還要好；
2. 別再相信「把餅做大，所有人都有好處」的說法了──餅越大，你分到的越少的事實，不是擺在眼前了嘛？
3. 別再輕信「打破制度與既有秩序，經濟就會受到影響，所有人都將受害」的說法了──如果台灣的勞動生產力沒有問題，不就是這套制度與秩序，鞏固了這樣不公不義的經濟分配結構？

乳酪不夠吃，有可能是乳酪收成不好，但也有可能是有人偷走你的乳酪。我們都很清楚前者，卻往往忽略了後者。（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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