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政三】

公元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十月初，年方三十一歲的博物研究員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1842～1940），意外的抵達當時外國人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台灣島，展開為期半年的考察、探險之行，為後人留下邵、巴宰、賽德克（泰雅）、西拉雅、排灣等五族早期珍貴的資料。他在世時，雖曾陸續發表過三篇有關台灣的文章，但絕大部分涉及台灣的手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沙與島民），直到近一百三十年後才意外的被密西根大學發現，交由中研院李壬癸教授攜回台灣出版。

史蒂瑞是在一八七○～一八七五年間，為密西根大學博物館蒐集南美巴西、厄瓜多爾、秘魯，亞洲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博物資料，於路過香港時，為了等待家書及與學校方面聯繫的方便，臨時決定撥出半年的時間，一探當時在外人眼中仍是神秘島嶼的台灣。

行前的準備

他是在結束秘魯研究工作，經七十二天的顛簸航行，於一八七三年八月抵香港；而於十月三日由廈門抵達淡水。這中間一個多月他到過廣州、汕頭、廈門，拜訪了當地美國領事、洋商，取得介紹信、地圖、相關資訊，當然，還申請到清國允許他來台的旅行證照。這段準備期間，他所接觸的人，其中有兩位頗引起我的注意。第一位是住在廣州的美國商人吉頓．奈伊（Gideon Nye, Jr.），他出生於麻州，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二十一歲時，即到廣州打天下，與幾位兄弟合組「奈伊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從事鴉片、糖、茶的進出口生意。他們貿易網在一八五○年代，即涵蓋台灣。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六月，奈伊兄弟洋行與另兩家美商威廉士洋行（William, Anthon ＆ Co.）、魯濱內洋行（W. M. Robinet ＆ Co.）合作，與台灣道裕鐸簽訂密約，取得了獨占南台的貿易及使用打狗港（今高雄）的特權。相對的，美商必須提供砲船，對抗海盜的侵犯。自此，美國國旗在打狗海邊飄揚了年餘，當時猖獗的海賊望旗披靡，不敢對附近的海域稍有染指之意。這種「砲艇貿易」是早期的常態。

吉頓．奈伊的堂兄弟湯姆士（Thomas Nye）於一八四八年搭船航經台灣時船難失蹤，吉頓展開營救，屢向美國政府當局要求派兵船、人員到台灣搜救。由於他的奔走，美國曾先後派四批軍艦來台，其中最有名的是打開日本鎖國政策的貝里提督（Mathew Perry）於五四年派阿波特上校（Captain Abbot）率二艦訪基隆；較不為人知的、但意義重大且頗突兀的是，五七年春，美國派水兵隊長辛茲（John D. Simms）以搜救失事船員為名，長駐打狗，美國國旗、軍旗在港埠飄揚，達七月餘。五○年代，吉頓鼓吹美國併吞或租借台灣不遺餘力，但美國因黑奴問題正陷入南北矛盾，無力也無心於此，故美商乃陸續退出台灣市場，而於一八五八年起，由英商接手。同年至六三年，吉頓當了五年的美國駐澳門副領事，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卒於清國，足足在華五十五年，可謂是個中國兼台灣通。這也是為何他有辦法提供史蒂瑞許多台灣的資料，包括一幅古地圖。引人好奇的是：史蒂瑞選擇來台，而非留在大陸考察，是否受到吉頓之影響？這只是合理的懷疑，也恐怕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疑惑。

第二位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駐廈門領事恒德遜（J. J. Henderson），史蒂瑞拜訪他時，恒德遜除了幫助取得赴台旅行證照，還半開玩笑的說：「萬一『生番』砍下你的頭，我一定派艘砲艇為你報仇，狠狠修理那些無賴！」恒德遜留名台灣史是在一八七四年八月初，也就是在他碰到史蒂瑞十個月後，下令逮捕協助日本策畫攻打南台排灣族（史稱牡丹社事件）、也是他的前任領事李仙得（C. W. Le Gendre）將軍，引起國際震動。

李仙得為南北戰爭北軍少將，作戰受傷、左眼失明，他的好友格蘭特將軍已當上總統，遂派他出任駐廈門領事兼管台灣事務。李氏在任期間（一八六七．一－一八七二．十），從一八六七年美船羅妹號事件、六八年樟腦戰爭英船砲擊安平事件、歷年的教案、商務糾紛案，都看得到這位獨眼龍將軍活躍的身影。他繼吉頓．奈伊之後，鼓吹台灣內山、後山為無主之地，美國應予占領。其強硬作法不見容於美國駐清公使鏤斐迪（F. F. Low），遂去職，轉投入日本陣營，推動出兵台灣行動；他的「東亞文明月彎」概念，深深影響二次大戰日本軍方的「大東亞共榮圈」主張。有人認為他是十九世紀影響台灣前途走向最大、最深遠、最富爭議性的西方人士。史大個兒（史蒂瑞身高六呎四吋，約一九○公分）雖無緣見到李仙得本人，不過卻從廈門一位愛德華赤（E. John Edwards）手中借到李氏在台灣取得的照片；可惜史氏的手稿似乎未予引用，或許探險歸來已還人。幸好，法國外交官、歷史學家殷保．胡亞特（C. Imbault-Huart）於一八九三年出版的《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蒐集到一位住廈門、也叫愛德華赤（Saint-Julien Edwards）所珍藏的一些照片，使後人得能一窺老台灣面貌。～未完，詳見下一期電子報～

【晁中辰】

提高東廠權勢

東廠設於明初永樂時，是明代專制君主威懾和打殺天下臣民的工具。按照舊例，東廠一般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第二人或第三人掌管，最高職級稱為提督，連魏忠賢也只是東廠提督而已。崇禎帝竟一改舊章，將東廠提督京營的宦官改稱「總督」。實際上，京營當由宦官掌管時，一般由東廠提督兼掌。這樣，東廠提督升為總督，「儼然以將相之職授璫矣」，其職級和權勢都大為提高。～more～

【黃永健】

近代詩僧群落，崛起三大聲音，一為釋敬安（又號八指頭陀），一為釋曼殊（又號博經），一為弘一法師李叔同，我們從近年來的各種選本所選三僧詩的數量可以略窺一斑，比如《歷代名僧詩詞選》（台北國家書店一九八二年出版發行）入選民國詩僧四人──弘一、果玲、博經、敬安，其中弘一詩詞計六首，果玲詩四首，博經詩二十首，敬安詩二十七首。其他從清初的今種（屈大均）至清末詩僧戒顯，入選篇目最多的今種（十七首），最少的戒顯（一首）。雖然入選數目多未必就是說詩的質地高明，但最起碼它說明其影響的勝出。從傳播學的立場來看，社會活動空間大，社會活動頻率高的詩僧，讀者的批評層廣，其詩作流傳的空間遠、時間長、速度快。如此來看敬安、曼殊和弘一的詩作，很有道理，但這並不是說，那些社交相對封閉的詩僧，其作品不能流傳於世。社交封閉如寒山竟能通過岩壁題寫的方式，讓他的六百多首詩保存三百一十一首，可見真正的好詩，不管是出自俗世的文士之手還是世外的僧徒，自會得到歷史的珍重和人間的喜愛。八指頭陀作為近代中國佛教界的領袖人物，江南諸名剎住持，交遊甚廣，名震士林，這本身為他的詩作流行創設了有利條件。但是，我們不應只從這個角度來看待他的詩名，而更應客觀地從他的詩作的質量及其創作的心理機制，來看待他的創作方式和詩歌文本對於詩的意義。～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