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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4 第203期 訂閱/退訂看歷史報份直接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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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語 送他一份最好的離職禮物
雜誌文摘 桌子的另一端──我與布魯諾.舒茲的相遇
胡晴舫──在其中又不在其中
收集三百雙高跟鞋的女人──專訪波蘭藝術家安娜.卡舒貝.鄧柏絲卡
活動訊息 《候鳥來的季節》新書發表暨簽名會

送他一份最好的離職禮物
王聰威
本期雜誌的專輯是「波蘭的卡夫卡 布魯諾.舒茲」,下個月我們則會出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鱷魚街》,不過雖然說是第一本,其實他一生也就只有兩部短篇集,我們會陸續推出。

喜歡英國動畫大師奎氏兄弟(Brothers Quay)的朋友,一定看過他們1986年改編的《鱷魚街》動畫作品,也就是這部被名導演Terry Gilliam選為影史十大動畫影片之一的詭異怪誕作品,將早被人遺忘許久的舒茲,從世界文學名著舊書攤的最底層拉出來,抹掉灰塵重新曬過太陽,像是一本我們從來未曾讀過,因此而新鮮無比的書。他大概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波蘭語小說家,不過很可惜,對台灣的讀者來說,舒茲無疑是個相當陌生的名字,二次大戰期間,身為猶太人的舒茲早起去弄點麵包,據說是打算為逃出集中營作準備,但就在他的出生地波蘭德羅霍貝奇小鎮的街頭,被納粹蓋世太保槍殺身亡。

當我們面對一處陌生的地域、一位陌生的小說家、兩冊陌生的小說,我們其實也跟一般的讀者一樣,會感到不知道如何下手去理解這一切,這樣的時候,我們應該回到文學現場去探訪才對。所以這一次,我們邀請了旅居波蘭許久的詩人林蔚昀小姐來當客座主編,為我們規劃完整的專輯架構。她正是讀了布魯諾.舒茲的小說,才決定遠赴波蘭念書,也就在當地成家工作生子,繼續追尋舒茲的文學、繪畫藝術以及生活足跡。在專輯裡,你可以讀到她絕對獨一無二的文學現場描寫,全面性地勾勒出舒茲作為一個作家、畫家的樣貌。但更重要的是,她以深厚的波蘭文訓練,為我們直譯了舒茲全部的小說作品,(這次,你可以在專輯中一次讀到三篇)其優美抒情,帶有悲傷氣息的詩意文字,有種驚人的完成度,這譯本幾乎抹除了兩種不同語言的宿命界線,彷彿讓讀者呼吸著與舒茲呼吸著一樣的波蘭空氣。

但為什麼我們就是非得做「布魯諾.舒茲」這個專輯,還有非得出他的書不可呢?坦白說,明明知道這是「文青專門」的主題,也不可能大賣,要是現實一點的話,不做也就算了。這是因為編輯黃崇凱兩年多前一來公司任職,便到處嚷嚷他喜歡這個作家,喜歡《鱷魚街》這本書喜歡得不得了,每天都煩著說要叢書部去簽他的書,然後他要做舒茲的雜誌專輯。我被煩得實在受不了了,只好拿起來讀一讀,(中國簡體版)喔喔喔,這小說很厲害啊,(不過還是蔚昀翻譯的比較好!)就是這樣才找蔚昀幫忙,從尋找波蘭出版社、遺產繼承人授與的正式版權、談價錢、簽約,一直到翻譯出來,等著與大家見面。如此一來,兩年多的時光悠悠然然地過去了,每天一直煩的黃崇凱也要畢業了,是的,這個月結束他就要與親愛的女友,(這是他這兩年最大的成就)一起去開拓他更遼闊的人生,祝他幸運,本期就算是我們送他離職的最好禮物!

當然,很可惜的,各位熱愛「編輯室報告之黃崇凱系列」的讀者,你們再也看不到我亂寫他在辦公室裡奮戰不懈的樣子了。

桌子的另一端──我與布魯諾.舒茲的相遇
林蔚昀
1

來到波蘭後,常有朋友或陌生人問我:「妳為什麼來波蘭?」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非官方說法是:「因為我在英國畢了業不知道要做什麼又不想回家。」官方說法是:「因為我看到一張波蘭畫家維克多.薩多夫斯基(Wiktor Sadowski)畫的海報,又讀了一本猶太裔波蘭作家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寫的書。」

後面這個說法雖然有加油添醋和營造自我感覺良好的成分(聽到這句話,波蘭人就會對我投以敬佩的眼光),但也不盡然是謊言。我一開始會想去波蘭,真的就是因為一張海報和一本書。

2001或2002年吧,我獨自一人在愛丁堡讀書。當時的我,是個對學校和人際關係適應不良、怕生、依賴又不知人生目的為何的小女孩。我對獨立自主、自助旅行的生活十分嚮往,但是害羞內向的個性使然,我連走進咖啡廳點一杯咖啡都會嚇個半死。這樣的我,竟然會鼓起勇氣走進一家黑漆漆的波蘭海報專賣店,現在想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

在過門多次不入後,我終於走進了科克本街(Cockburn St.)上那家店,帶著興奮和緊張翻閱波蘭海報的目錄(就像舒茲筆下的主角走入陰暗的肉桂店,翻閱那些曖昧可疑的印刷品)。在我微微顫抖的手指底下,一張張美麗、陌生、奇怪的面孔就像鳥兒一樣從頁面飛了出來,撒下牠們彩色的鳥羽,使空氣中充滿了萬花筒般綺麗的光影。

當然,這只是一個誇張的比喻,我不是舒茲短篇小說〈鳥〉中的父親或男孩,無法看到鳥兒真的從彩色圖鑑上飛出來。然而,那本海報目錄對我造成的震撼,絕不亞於在短篇〈書〉中發現「真跡」那男孩內心的激動。我從未看過這麼奇幻、詭異、大膽、集美麗及殘酷於一身的圖像。在那些海報上有著許多變形的臉孔和人體,在該是眼睛的地方長出了一把刀子,在該是臉的地方則出現一個屁股。臉孔像是老舊的日曆片片剝落,或是乾脆用鈕釦扣起來。一個沒有面孔的人把一張張臉孔挑在肩後,像是拿面具去賣的貨郎……

然後,我看到了屬於我的那張海報。那是一個關在牢籠裡的白色巨頭,畫著小丑的化妝,沒有身體。牢籠的門是半開的,不知道到底是要打開還是關上。巨頭半張著嘴,神情呆滯地往某個方向望去。

那時候,我就像是在〈天才的時代〉中受到神啟,「突然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的男孩。不過,我沒有像他一樣命令家人抱一堆紙來讓他在地上畫圖,而是下了一個決定:「有一天,我要去波蘭。」雖然,我一個波蘭字母都不懂,也沒辦法讀出我那命定海報上的文字。

很瘋狂的想法,對吧?就像我因為看了電影《猜火車》而來到愛丁堡一樣瘋狂。在英國五年,我不止一次懷疑過這個念頭:「妳是不是頭殼壞去?波蘭在哪裡?妳知道那裡有什麼嗎?(是不是還在共產啊?)那裡又不講英文,難道妳又要浪費錢浪費時間去重新學一個語言?學了有用嗎?」

正當我打算把這個瘋狂的主意從腦海中趕出去時,我讀到了布魯諾.舒茲的作品《鱷魚街》及《沙漏下的療養院》的英譯本。那時候,我再也沒有任何懷疑。

「我要到波蘭學波蘭文,並且把舒茲用原文譯成中文。」我對自己說。

2

來到波蘭以後,我發現和我一樣受到舒茲「啟發」,而做出一些出人意表行為的「仔」還真不少。比如說,一個加拿大女人讀了舒茲,單槍匹馬飛到波蘭,從此在這裡定居。一個女設計師讀了舒茲,對裡面的女人和鞋子產生興趣,蒐集了三百雙女人的高跟鞋,要在烏克蘭及波蘭展出裝置藝術。一個浪蕩不羈的鬼才讀了舒茲,決定到波蘭做研究,寫一本關於舒茲的理論著作……這樣的例子族繁不及備載,更別提那些受舒茲影響的文學、繪畫、電影、劇場、音樂作品了。究竟布魯諾.舒茲是什麼人?他具有什麼樣的魅力/魔力,能讓這麼多人死心塌地愛著他、為他奉獻好幾年甚至是一輩子的時間和心血?

要了解舒茲是何許人也,我們不能不提到舒茲研究的教父級人物──波蘭已故詩人葉基.費曹斯基(Jerzy Ficowski, 1924-2006)。像許多舒茲的死忠粉絲一樣,費曹斯基在十八歲那年讀到舒茲,瘋狂不可自拔地愛上了這位作家。他戰戰兢兢地寫信給舒茲想表達他的感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封信從來都沒有寄達舒茲手中,因為作家那時人已經在猶太人集中區(Getto)裡了。後來,年輕的費曹斯基輾轉得知舒茲已被蓋世太保槍殺的消息。難過的他,決心為舒茲立傳,重建那個隨著舒茲離去而消失的傳奇國度。

這趟過程是艱辛的。無情的戰爭不但摧毀了舒茲及他的親友,也帶走絕大部分他曾經存在的證明──他的手稿、信件、畫作。有如在長夜中摸索的旅人,費曹斯基跑遍波蘭、烏克蘭、美國,嘗試挖掘出那些失落的信件、舊照片,從殘破的手稿/素描及戰爭遺存者的記憶中拼湊舒茲的臉孔。經過將近六十年的奔波及等待,費曹斯基終於在2003年發表了最為完整的舒茲傳記──《異說的國度》(Regiony wielkiej herezji)。因為有它,我們才能真正認識這位迷人的作家。

根據費曹斯基的記載,布魯諾.舒茲於1892年在德羅霍貝奇(Drohobycz,現為烏克蘭境內)出生,該小鎮位於當時被稱為格利西亞(Galicja)的地區,有大量猶太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在此居住。舒茲小時候是個蒼白、瘦弱、體弱多病又敏感纖細的孩子。他對動物有一種特殊的好感,因為怕秋天的蒼蠅餓死,甚至還在窗台上撒糖給牠們吃。舒茲的父親雅各是個有藝術素養、精力旺盛的夢想家,他本來是一個成功的布商,在城裡的集市廣場上擁有自己的店面。但後來因為疾病纏身(可能是生理及心理的),不得不從事業的舞台上退場,把自己的榮光及驕傲交給幹練、實事求是的妻子去打理。

在小布魯諾眼中,雖然父親總是看起來老邁、瘦弱、多病,但他也同時聰明、幽默,擁有天馬行空的奇想。在舒茲的成長過程中,父親扮演著導師、好友、同志的角色,兩人之間十分親密。相較之下,舒茲與過度保護他的母親關係就較為疏遠。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舒茲把父親選為他日後創作的一系列神話之中的英雄。

高中畢業後,舒茲到利沃夫攻讀建築。對於有社交恐懼、不敢一個人出門的舒茲來說,在異鄉求學的過程可說是萬分艱辛(老實說我看到這心裡一陣竊喜:原來我的偶像比我還宅!)。一方面擔心重病的父親,另一方面也因為自己健康情況不佳,舒茲休學回家,一病就是兩年。之後雖然復學,但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舒茲不得不再次休學,和家人逃到維也納去。他在那裡的藝術學院上過一陣子的課,但是卻沒有完成任何學業,也沒有任何證書。這使得他之後找工作的過程一直不順利,雖然他最後找到了高中美術老師的工作,但是卻非常不喜歡這份工作,得到的待遇也不是很好。

1915年父親的過世對舒茲是一重大打擊,另一重挫是,他們住了二十幾年的公寓及店面也因為戰火而化為灰燼。無法在現實中找到慰藉,舒茲於是開始寫作,希望能藉此重建那個失落的世界,再一次回到那個有父親、書、充滿了奇蹟、節慶與神話的童年時代。

3

童年在舒茲的作品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是核心的主題。我個人覺得,這是為什麼他的作品如此觸動我以及許多人的原因──每個人都有童年,每個人都會離開童年而長大,成長的過程通常是十分辛苦,甚至是充滿痛苦和反覆不斷的失望的。舒茲把這些失望、痛苦、尷尬以最忠實、誠懇的手法寫下來,坦率直白到令人不忍卒睹。在〈盛季之夜〉這個短篇中,舒茲描述父親雅各在店裡暈頭轉向地做生意,這時候,天空中突然飛來一群奇形怪狀的鳥兒──父親驚訝地認出,那是之前被女僕阿德拉從家裡掃地出門的鳥兒們的子孫。他興奮地歡迎這群前來朝聖的鳥子鳥孫,然而瘋狂的群眾卻往空中丟石頭,鳥兒紛紛落地,這時父親看到:

牠們像是一束束巨大的羽毛,裡面隨隨便便塞滿放了不知多久的腐肉。在許多鳥兒身上看不出哪裡是頭部,因為這又肥又長的部位看起來並不像是靈魂的居所。有些鳥的身上長滿了亂糟糟、糾結的毛髮,像是野牛身上的一樣,而且聞起來有一股惡臭。其他的鳥則看起來像是駝背、禿頭、死去的駱駝。剩下的鳥顯然是用某種紙張做的──表面十分繽紛美麗,但是裡頭卻一點東西都沒有。當你走近去看,有些鳥根本只不過是一堆扇形的孔雀羽毛,它們到底是怎麼有了生命的假象,這一點實在讓人摸不著頭緒。

父親本來是這麼期待鳥兒們的歸來,以為他失落的夢想終於獲得了實現──然而當他走近一看,卻發現只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虛有其表的紙老虎,讓人不禁懷疑在他的夢想剛萌芽的時候,這悲劇的命運是否就已經注定好了?是不是在那些鳥兒尚未出生之前,牠們就注定只能擁有虛假、廉價、粗製濫造、一點意義都沒有的生命?如果把這些鳥兒看成我們童年時期的夢想以及對這世界最初的期待,而死去的鳥屍是我們最終擁有的成人生活,這會是多麼強烈、令人難堪又痛苦的反差啊!然而,它又是如此地真實。

成人世界的殘酷,以及童年夢想(或是孩童看世界眼光)的幻滅,其實也是卡夫卡的主題。有些評論家認為舒茲和卡夫卡很像,兩者都對父親有一種強迫性的執著,兩者都在作品中使用大量的怪誕(grotesk)及超現實手法(在卡夫卡及舒茲的作品中都有人變成蟲或動物)。然而,比起卡夫卡在《城堡》或《審判》中的沉重、絕望、陰暗,舒茲多了一分幽默、輕盈、微妙自嘲的距離──這在英譯中看不太出來,在中譯裡可能也表達的不是很完美,但是在波文中則是發揮得淋漓盡致的。用波文閱讀舒茲,你真的會因為那些悲慘得不得了的情節忍不住哈哈大笑。雖然那笑也是帶著眼淚,就像讀王禎和小說那種「怎麼可以笑一個這麼可憐的人但是他真的好笑死了」那種感覺(最好的例子是〈兩隻老虎〉裡的阿蕭)。怎麼能不笑呢?當你在〈父親的最後逃亡〉中讀到這樣的文字:

這個時候,我父親確實是死了。他已經死了很多次,總是死得不乾不淨,總是留下一些疑點,迫使我們不得不對他的死進行重新校訂。這也有它的好處。把自己的死亡改成分期付款,父親讓我們習慣了他的離去。我們對他的歸來已經無動於衷,每次都越來越短,越來越可悲。

在一個又一個有如平行宇宙的短篇或中篇裡,舒茲安排他筆下的超級英雄以極度荒謬、匪夷所思、神乎其技像是馬戲表演的方式不斷死去活來(變成蟑螂、螃蟹、天花板上的裂痕、壁紙、大衣、灰塵、牛蠅……)。奇觀的程度,幾乎像是《南方公園》中每次都會慘死的阿尼,或是恐怖漫畫家伊藤潤二筆下的不死美少女富江。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這些人會死,我們並不關心他們的死本身(反正他們不過是虛構的人物),而是他們「這回又是怎麼死的」、「死得好不好看」,還有「死了會發生什麼事」。透過這不斷的重複,死亡的嚴肅和悲傷表面上被沖淡了。然而,就像順口的調酒Sangria,死亡依然像白蘭地一樣無所不在,只是隱藏在香甜的水果和紅酒底下。

父親的疾病和死亡帶給人的悲痛,其實就像真正的疾病和死亡一樣,不是在死的那一瞬間,而是在冗長等死的過程,以及稍微康復後再次惡化給人的疲倦無力。我們可以想像,舒茲的父親雅各本人,也許多年來都躺在病床上,情況時好時壞,也許在舒茲眼中,父親經歷過很多次瀕死關頭(對孩子來說,這幾乎就是死亡了),越變越虛弱(在孩子眼中父親漸漸縮小)、越變越不像人(這是為什麼看起來像蟲或動物)。這過程令人恐懼。然而,更令人恐懼的是大家逐漸習慣死亡之後表現出來的漠不關心和無動於衷。這不是很真實的情況嗎?許多時候,人老了、病了、拖了好幾年都死不了,照顧的家人也許會在絕望和疲倦中悄悄希望命運給大家一個痛快,不要一直死去活來,把所有人搞得人仰馬翻(要不要回來奔喪就是一個問題)。這個議題在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東京物語》中出現過,在黃春明的短篇〈死去活來〉中也有。只不過,比起東方人的含蓄(只是抱著狐疑的眼光看著死人,用眼神暗示:「啊下次就真的去了不回來了吧?」),舒茲乾脆讓他變成螃蟹的父親被煮熟,像一塊蒼白、臃腫的肉凍一樣端上餐桌,以這個離經叛道、大逆不道卻又十分搞笑的畫面驚嚇家人及讀者。然而,就連這個高潮也無法達到什麼悲劇淨化(katharsis)的效果。在短暫的目瞪口呆後,父親被端到隔壁的房間,和相本及菸盒放在一起,被所有人忽視,就像那個在王文興《家變》中變得可有可無、可笑、可憐、可鄙又可悲的父親。

4

翻譯舒茲是困難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舒茲十分了解波蘭文這個彈性豐富、就像他筆下的物質一樣可以讓人愛怎麼塑造就怎麼塑造的語言,用它捏出種種不可思議、挑戰語言極限的形式,有如他筆下那些讓人聞所未聞的珍禽異獸。這樣講可能很籠統、很玄,但是如果不了解波文的文法,是無法想像舒茲在語言上做的實驗及革新的。波蘭文是個十分精確的語言,拜嚴謹的文法和格位變化之賜,在波文中可以避免中文裡的「的」或英文裡的「of」,於是就省下許多冗句,使得文字的詩意和節奏更純粹。同時,因為一切都清楚明白,很多時候連主詞都可以省略,或是把受詞放在句首,主詞放在句中或句尾,或甚至根本省略受詞、省略動詞,創造出有如多層迷宮一樣落落長的句子,但是從頭到尾只有一兩個動詞,其餘的全靠名詞、形容詞和副詞等來支撐。另外,舒茲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古波文和一些現今已十分冷僻的辭彙,這也提高了翻譯的挑戰性。

我因為要翻譯舒茲,於是拜託我先生到舊書店去幫我找最權威的Doroszewski波文字典。在跑了好幾家店、找了好幾個月遍尋不著後,終於在一家舊書店找到。書店主人(老實說,我覺得他就像是舒茲的〈肉桂店〉中跑出來的人物,就像是那些「充滿尊嚴的老店員,總是低垂雙目服務顧客,帶著保密的沉默,充滿了智慧以及對最私密要求的理解」)把那全套十一本、重達十來公斤的大部頭著作往桌上一攤,手往上重重一拍,問:「先生,您買這骨董是要拿來幹嘛啊?」先生於是提起我在把布魯諾.舒茲翻譯成中文。店主人揚了揚眉毛,露出讚賞的表情,但也不禁憂愁地問:「台灣的讀者能讀懂舒茲和他的世界嗎?」

台灣的讀者能讀懂舒茲的世界嗎?這是個好問題。我想,如果我沒有來波蘭,沒有用波蘭文讀舒茲,我應該還是會很感動,但是對書中許多微妙之處無法理解,而會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覆盆子果汁」(sok malinowy)。以前在英國用英文讀舒茲時,我一直沒摸不清頭緒,為什麼小說中的人物會把覆盆子果汁加到水中,當成一種飲料?如果是「果汁」的話,加水喝起來不是稀稀的很難喝嗎?如果是水果糖漿的話,那不是太濃太膩了?有什麼好喝的?然而,到了波蘭,來到男朋友家中(就是後來的先生),看到他媽媽拿出自己做的覆盆子果汁,才發現:喔,原來這是把覆盆子加糖後,水果自己產生的果汁,很天然,不濃也不淡,加到熱茶或熱水裡喝最好了(可以治感冒,波蘭人其實很哈這種民間療法),或者加到冷水或氣泡水裡喝。但是,我還是無法了解:為什麼覆盆子果汁在舒茲的作品中有這麼重要的意義,而且還三番兩次出現?先生的家人以一種理所當然的表情對我說:「因為就很好喝啊!而且很便宜,根本不用去買,隨手摘就有!」

在翻譯舒茲的這一年,我因為嚴重的情緒問題,曾經想過「算了算了回家吧,在台灣也可以翻啦。」但是現在,我很慶幸我和先生都能堅持下去,在波蘭完成舒茲的翻譯。因為很多事,你都是要親眼看到,才會知道作者到底在想什麼。雖然我住的克拉科夫不是舒茲的故鄉德羅霍貝奇,但是至少在這裡,我可以比較貼近作者的曾經生活的土地,揣想他當年所看到、聽到、聞到、嘗到的事物。我可以站在巴洛克教堂的白色立面前,看著夏天那白亮、熾熱的陽光「把這些房子虛偽的釉彩敲落──就像極富耐心的灰泥師傅把發霉的灰泥從房屋的立面刮落──並且一天一天地挖掘出房子更清楚的真正面貌。」(真的,夏天一切都看起來比較清楚,如此你就可知道波蘭的冬天有多灰暗)我也可以走到Szewska街上的絲襪專賣店或是Krowoderska上的布料行,在那裡看著五彩繽紛的布料和絲襪在架子上層層堆疊,讓我的目光「在這些色彩間游移,就像是走過聲音優美的樓梯,走過色彩所有的音鍵和音階。」我更可以走入任何一間kamienica(這詞很難翻,字面上的意思是「石屋」,但是指的是有許多層樓、許多公寓的傳統房子,而不是新式建築),親眼看到圍繞中庭的迴廊長什麼樣子(其實比較像連接在一起的陽台),還有後廂房那裡的住家或店面(後廂房雖然聽起來怪怪的,但卻是中文中能找到最接近的詞,原意指的是在房子後面靠中庭的部分,不是靠近街道的)。

我一個曾經在哈薩克斯坦教波蘭文的朋友Antoni告訴我,他沒辦法和哈薩克斯坦人解釋什麼是波蘭的草原,因為在那裡沒什麼草也沒什麼樹。這個說法可能有點誇張,但是如果你真正看過波蘭的草原,看到所有的一切都以茂盛、狂野、肆無忌憚的方式生長、將一切淹沒,我想,你會理解他。你會在舒茲寫到「牛蒡」的時候想到那碩大、有如姑婆芋的葉片,而不是像以前的我,只能想像到餐桌上標榜「健康養生」的牛蒡絲或牛蒡湯。

所以,在這麼多語言、文化、時代背景的差異造成的重重障礙之下,中文的讀者到底還能不能理解舒茲呢?我覺得依然是可以的。記得當我第一次翻開〈書〉這個短篇,讀到男孩在父親的書房玩耍、坐在他書桌上看他寫信、看他為了娛樂兒子而往牆上吹彩色肥皂泡……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掉了下來,雖然整本書才讀不到兩頁。為什麼這個場景如此觸動我?我想就像前文提到的,每個人都有童年。在大部分人的童年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美好的事、奇妙的事、不可思議的事。在我們長大成人後,這些美麗、奇妙、不可思議的事物都一去不返了,我們只能透過回憶來思念它,卻不能再一次經歷它。在我的童年中,也像舒茲的童年一樣充滿了書和一個愛書成痴的父親(他每天都一定要去新學友、誠品、新元儂和金石堂朝聖),我也像〈書〉中的男孩一樣成天和父親泡在一起,待在我們那個「當時像世界一樣遼闊的房間裡」。我亦曾像〈天才的時代〉中那個男孩有著源源不絕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一學會寫字就自己畫、自己寫、自己裝訂出版童書賣給父母(賺零用錢)。然而當我長大,我卻忘了通往那個房間的密道,而要花好幾倍的力氣在牆上摸索,才能發現那道暗門,才能重新憶起孩提時代寫作時天不怕、地不怕的自信及一氣呵成的靈感。

一位真正的讀者──這本書正是要仰賴像他這樣的人──會了解我的意思。當我深深看入他的眼睛,他的眼底會綻放出那道光芒,在這短暫卻強烈的一瞥中,在我的手握住他的手那一瞬間,他會抓住、接過並認出那熟悉的事物──他會因為這深刻的體悟而讚嘆地瞇上雙眼。畢竟,在那張將我們分開的桌子下,我們所有人不都偷偷地握著手嗎?

舒茲在短篇〈書〉中寫下他對讀者的期許。與其把它當成是作者獨裁的要求,不如說那是一種請求,一種邀約,一種微小但綻放著光芒的希望。終其一生,舒茲都為沒有能夠理解他內心的同伴所苦。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需要同伴。我需要和與我相像的人建立親密關係。」雖然,在現實生活中舒茲一直沒辦法找到這樣的人(他和未婚妻因為信仰不同最終還是無法結合),但是透過作品的出版,他認識了一群波蘭當時最優秀的作家和藝術家(如瑙柯絲卡、貢布羅維奇、維凱維奇等人),並且得以和他們通信。這對孤獨、住在波蘭邊陲小鎮的舒茲來說,無疑是一大安慰。另一方面,對舒茲的讀者來說,我想這本書也帶給了他們同樣的安慰。當年第一次讀到舒茲的時候,我正處於孤獨憂鬱的低潮,甚至想一死了之。過了三個禮拜幾乎足不出戶、成天躺在床上流淚發呆的生活之後,我想,該是來做點什麼的時候了,不然我真的會發瘋。然後,我讀到了〈書〉,感覺到舒茲的手穿過分開我們的頁面,偷偷地緊握住我的手。

我花了另外三個禮拜的時間把舒茲讀完。讀完後,我也好了起來。說「布魯諾.舒茲救了我一命」可能有點誇張。但是文學不就是這樣嗎?有時候,一本書可以影響你的一生,有時候,又可以毀了它。我想,我只是需要一個人的手,而那時我剛好在舒茲的書中找到了它。

現在,我把舒茲翻成了中文。希望,在這張桌子底下我們還可以找到更多更多的手,每一隻手都緊緊握著另外一隻。

胡晴舫──在其中又不在其中
鄭順聰/採訪
從第一本書《旅人》開始,胡晴舫便流動為率性睿智的文體,出入在城市與人性、繁華與淒涼的縫隙間,寫出《濫情者》、《她》、《機械時代》、《人間喜劇》、《辦公室》、《我這一代人》到最新的《第三人》等書──立論犀利,酣暢淋漓,入於框架又拆解框架,每每恣肆直言,不免也被貼上許多符號。對世相冷眼熱腸,周遊國際各大都市,公眾形象俐落中帶點神祕,胡晴舫,又是如何言說自己呢?

Q.作為一個「旅人」,在扁平化的現代世界遊走,從台北出發,在巴黎、倫敦、紐約、香港、上海、北京、東京落腳,妳曾感到厭倦嗎?現代人可否真的沒有原鄉?

A.就一般的定義,我的原鄉,應該是台北市。然而,我認為的原鄉,是你到某個地方,當地的人愛你,你也愛他們,地方與人的氣質融洽,也就是俗話說的「有家的感覺」。流動,是現代人常有的狀態,為了求學、旅行或工作而移動到他方,可說稀鬆平常,我常在臉書讀到:「我下星期要到東京,有人要一起去嗎?」「我幾號在紐約,你在不在?」我《旅人》寫得早,很早就點出現代人流動的特質,但現代人到最後,不一定要回到出生地,而其認定的家,也不一定是出發點。

城市有個很棒的性格,它開放給沒有原鄉的人,讓流離失所者可以住下來。全球化回不去了,雖然它絕對會被修正,也應該修正,但這樣的狀態,並不讓我覺得寂寞,我到哪座城市,只要有人願意與我交朋友,我就能待下來。這很像十九世紀的巴黎,從中型城市擴張為大都會,匯集了大量外來人口,騙子、妓女、商人、作家都來了,人的身分改變、金錢在滾動、階級浮沉,巴爾札克觀察並寫下來,才有那些偉大的作品。全球化也是這樣,吸引世界各國的人到大都市博一把,我見過也認識一些長輩,原是來自英國倫敦、印度孟買、或中國廣東鄉下的窮小子,到香港撈到第一桶金,轉眼間,成為呼風喚雨的大人物。

Q.妳的文風向來冷冽犀利,引用理論,融入社會學式思考,文字絲毫不感生硬,相當流暢好讀,請問是如何鍛鍊出來的?妳又如何看待作家這個身分?

A.在過去,寫作的人就是思考的人,思考的人就是寫作的人,如托爾斯泰,既是思想家、慈善家,當然也是小說家;後來,受現代市場行銷學的影響,將作家分類,文學自動讓位給新興的社會科學,變成一門冷僻的專門學科,不再主動詮釋世界。我剛寫作的前幾年,出版社問我,妳寫的是議論文、小說還是散文?出版社無法分類我,便要求我說清楚,否則沒辦法賣書。然而,寫作只有好與壞,沒有分類的問題,我傳達一件事、說一則故事、描述這個世界,只求找到好工具,何必強行分類?文字是一種思考的方式,抒情其實為了表達思考,而理性也是一種抒情,因為人思考,才會有情感的起伏變化,文學就是表達這種思考的過程。

台灣雖已解嚴,許多人仍會自我閹割,放棄思考,所以才會走美文及小資情調這條路,但不是只有抒情美文才叫文學,就舉帕慕克(Orhan Pamuk)為例,他的文字不只美,還有思緒在流貫,表達情感時偶有意象出現,卻不會為了追求美而精雕細琢。我寫作時,若沒有想清楚,就下不了筆,醞釀期往往很長。我當然也可將文字寫成棉花糖,又甜又漂亮,表面上好像說出什麼東西,裡頭卻是空的。

我認為,寫作是一種手工業,在大家都追求樣式漂亮且價格便宜的宜家組裝家具時,要如何說服消費者,去買一個耗時費工又標價昂貴的手工家具。我們這一代的作家,若稍微有點野心,寫作之路會相當艱難,讀者選擇太多,作家又被社會邊緣化,一定會比較寂寞的,但我很能接受這個現實,非常接受,想清楚了,就覺得無所謂。台灣以前市場小,圈子性格很重,但面對香港、大陸等華人市場,甚至迎接全世界文學的競爭,只靠小圈子與台灣的文評家不夠的,如果我們的文學要走出去,得再勇敢一點,打破自己的習性,打破公式,不要怕寫不一樣的東西。

Q.新書為何取名「第三人」?相較之前著作,涉及範圍更廣,議論力道強勁,其出發點奠基於何?

A.這書本來要取名「第三者」,因從來我就覺得,我像個無關緊要的局外人,如卡繆(Albert Camus)所言:「身在其中又不在其中」。只是,卡繆與存在主義俱往矣,我們這些虛無的人都還活著,只能思考如何繼續活下去,如果有可能,稍微活得自在點。

從小我就沒有太受歡迎,同學老師討厭我,做壞事總被抓包,同事也不喜歡我,我穿著盡量平常,就怕被注意到,我不去混圈子,因自知圈子內的人不歡迎,我對「討喜」這件事感到絕望,我就像個第三人。

然而,在菁英圈子內,事情孰輕孰重,易受同儕影響,若不在圈子內,先後次序就會不一樣。每次上臉書,看到台灣朋友所關注的,與我有所落差,便深感焦慮。台灣的圈子與市場規模很小,優點是相濡以沫、疼惜彼此;缺點是,一致性太高,易出現盲點。於是,第三人的角色就跳出來了。

Q.《第三人》開頭〈想像一座島嶼〉,大篇幅批判台灣的困境,那急迫性與焦慮感,從何而來?台灣困境的根本原因,妳認為是什麼?

A.九○年代末開始,我眼睜睜看著其他國家提升,都市逐漸完善,鄉村生活富裕,台灣非但沒有進步,還掉了下去。大家口口聲聲說「愛台灣!」,呼口號、灑狗血,在臉書上按讚,但要掌握台灣前景,光是強烈的鄉土之愛還不夠。我雖這幾年常駐外地,但每個禮拜都按時交稿,連寫十二年的報紙專欄,談的皆是台灣的問題。我可以選擇不說話,但我說話了,是因我理解到取悅上一代不是我的責任,捍衛下一代是我的責任。

《第三人》許多文章寫得相當沉痛,我不是檯面上的人,是無關緊要的人,我也沒有野心當意見領袖,現在,竟然輪到我這種人來點醒,為此,我內心焦慮,而且越來越焦慮。台灣最寶貴的地方,是容許複雜度,現在卻被許多意識形態、城鄉對抗與無關緊要的事所糾纏,我認為,那來自思想的怠惰,是政治操作的結果。

我一直關心「人」如何活得更好,不會侵犯別人又不會被侵犯,這不光是國際政治與全球化的問題,小到跟伴侶、父母、鄰居的相處也一樣。我經歷過戒嚴、解嚴,學運世代都是我的學長姊。道德上的熊熊燃燒,讓我很害怕,我常遭貼標籤,厭惡道德霸凌,在過去我會閉嘴,逃跑,盡量逃得越遠越好,現在我比較勇敢,會持續的發聲,即使很微弱令人討厭,但只要有助於社會的平衡,我就不會停止。

Q.《第三人》字裡行間,充滿了批判與反省,欣賞的人擊節讚賞,也有人覺得妳這個「第三人」打高空,乃知識分子的高傲,妳如何回應?

A.我是一個「人」,從我的普通生活出發,觀察這個世界,將經歷過的事,做記錄與反省,然後把意見講出來,有人贊成很好,有人反對也很好,無論內容是大眾或小眾,我都不在意,我會繼續寫,是因為我還有話講。如果有人只讀了我文章的一小段,不去了解整篇或整本書的脈絡架構,因而跳腳、誤解、貼我標籤、把我邊緣化,這不會影響我、也不會打擊我。從我開筆寫作之始,就不少人往我身上貼標籤,我已經無感了。但請注意,在貼標籤的同時,會簡化很多思想、簡化很多句子,截斷對話的可能性,這就很可惜了。

這世界太複雜,簡化的語言已無法描述這個複雜的世界,從《我這一代人》開始,我就講得很明白,要去擁抱複雜,承認這個世界是不可解的,一旦承認這個現實,就不會去簡化問題,而試圖能去理解、溝通。

我也有虛榮心,也有脆弱的一面,也需要被認同被接受,但文本一出手,就與作者無關,莎士比亞已經死了,無論讀者喜不喜歡,他都不會知道。文本公開後,被批評或欣賞,甚至誤讀,都避免不了,也不能干涉,閱讀是自主且私密的事,也是一種再創造,讀者雖不喜歡我的觀點,若因此受到刺激開始思考,這就會讓我感到榮耀。

Q.為了面對這個複雜的年代,符號往往被當成工具使用,促進社會運轉。在妳的著作中,不斷在拆解這些符號,會不會社會就因此停擺?如同手錶是標示時間的工具,當妳拆解手錶,把齒輪等精密部件分開,會不會就組裝不回去,喪失原初的功能?

A.我不認同符號當作社會運作的工具,事實上,文學教會我如何抵抗符號化的誘惑。再說,在拆解的過程中,我也不斷在尋找出路,提共解決方案。在這個社會,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工作,我畢竟是文學出身,生性不相信社會既有框架,我雖沒打算動手炸毀這些框架,卻無法坐視這些框架去任意迫害個體,讓個體活不下去。

認定手錶經拆解就一定組裝不回去是錯的,理解手錶內的構造後,可以加點油、調整零件,組裝回去後運作將更順暢。有拆解,才能完善。全球化本身問題很多,但在大原則上,我擁抱全球化,相信流動與自由,所以我拆解它,理解制度的利弊與權力的來源,如全球化資本流動對在地市場的迫害,要深入了解分析,才有解決的可能。我拆解的最終目的,是修補這個制度,再組裝回去,不必然造成停擺,反而可以讓它運作更長久。

Q.可否談談王文興?

A.我讀大學時常蹺課,在外頭搞劇場、交男友、讀閒書,完全不做正事,蹺到同班同學都忘了我,大學畢業紀念冊獨漏我的照片。但我這麼愛蹺課的人,卻認真上了兩年王文興老師的課,那時教材是凱薩琳.曼斯菲爾德《玩具屋》與萊蒙托夫《當代英雄》,王老師在課堂上會點名提問,我是唯一會舉手主動回答的學生。

我在王老師身上,學到對文字的謹慎,以致寫作生涯的初期,文章都不長;他實驗文字的膽量與勇氣,也影響我,偶在作品中嘗試,但因為我相信白居易的婦孺皆解,因此不可能推到極致,也無法像他一樣閱讀緩慢,一日才一千字,我太愛亂看雜書了!王老師還樹立了典範,他讓我知道作家可以是一個很漂亮的人,這個漂亮不是裝扮相貌,而是氣質神韻,可以安安靜靜站在那裡,發出自己的力量,不必為他的生活方式、價值與選擇的道路道歉,不必說我很可憐,為了寫作,請大家幫幫忙等話。

我還學到,節制的生活態度,我整天移動來移動去的,衣服的辨識度越來越低,我希望自己往後生活越來越簡單。比利時裔的法語作家西默農(Georges Simenon)有篇偵探小說寫到,格雷探長為了緝捕凶手,到航海醫生家探訪,打開醫生房間,裡頭只有一張椅子、一張桌子、一張床,此外就是兩本書,探長很驚訝,醫生太太解釋說,先生長年在海上生活,過著水手般的生活,身無長物,早習慣那樣的房間。我現在最嚮往的,就是那樣的房間。

Q.許多小說與電影,描述人瀕臨危急或死亡之前,腦中會浮現此生最重要的事,若是妳,會浮現哪個畫面呢?

A.記得童年時,我家住日式公家宿舍,裡頭有座院子,老榕樹當時已四十多歲。由於爸媽早出晚歸,放哥哥跟我在家,每天都很無聊,沒幹什麼大事,哥哥會在裡頭種番薯,用磚頭將番薯葉圍出台灣的樣子;我常拉榕樹的氣根盪鞦韆,不小心還會扯斷,就這樣,每當我回憶小時候,浮現的就是那空蕩的院子。是以常有人問我,妳為什麼要寫作?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有個「寂寞的童年」。

電影《遠離非洲》當初上映時,大銀幕我就看了三次,完全成年之後又看了很多次。我若對公眾說,我喜歡《遠離非洲》,或許有人會分析,胡晴舫受那個丹麥作家影響,是個女人,在非洲有座農場,喜歡寫東西說故事,嚮往到遙遠的地方生活。最近,坐日本航空回台時,我又看一次,飛在半空,離地數萬呎,突然頓悟發現影響我的角色不是女主角,卻是她的情人丹尼斯。丹尼斯房間滿滿是書,隨遇而安哪裡都睡得著,善於跟非洲不同部落的原住民相處,而且,對歐洲文化深具反省,還嘲笑女主角,來到非洲,就是要學習這裡的文化,何必從丹麥帶一堆家具書籍來。當時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宣戰,在地的英國人討論要不要在非洲另闢戰場時,丹尼斯走出場外,嘲笑英德這場戰爭,是兩個寵壞的封建君王在分地,關他屁事!我尤其喜歡影片的後段,丹尼斯開飛機俯瞰非洲大陸的畫面,在我人生最煩的時候,就會想到這世界很大,人類就像非洲的動物,腦中就浮現那開闊的畫面。電影的結尾,女主角破產,帶著傷心遠離非洲,丹尼斯飛機失事,埋葬在小山丘上,日出日落,會有獅子在墳上或坐或臥或玩樂,山丘視野很好,可以俯瞰大草原及其上的牛群。

我心所嚮往之,便是那樣的境界。

收集三百雙高跟鞋的女人──專訪波蘭藝術家安娜.卡舒貝.鄧柏絲卡
林蔚昀
林蔚昀(以下簡稱林):妳第一次讀到舒茲的作品時有什麼感覺?

安娜.卡舒貝(以下簡稱安):我第一次讀到舒茲是在十四歲的時候。那時我大量地閱讀、吸收各種不同的新事物──那是我探索、發現世界的階段。當我發現舒茲,我了解到我不用去「發現」這個世界,因為它老早就存在於我生命中,在我記憶深處。就像舒茲小說中的父親一樣,在我小時候我曾祖父也養過鳥。他和這些鳥住在一起,他是個園丁,也是個民俗藝術家……讀到舒茲,我感覺好像回到自己的童年,再一次經歷那個神奇的世界。然而,就像小說中一樣,那個世界在我七歲的時候劃下句點,隨著曾祖父的過世一去不返了。

林:所以說妳覺得舒茲寫出了妳的童年?

安:他寫出了自己的童年,但是他寫的事物也剛好引起了我的共鳴。

林:這一點很有趣。因為我也在舒茲的作品中發現了自己的童年,雖然和妳的完全不一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舒茲是我們童年的代言人?雖然寫的是自己的童年,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本書中──就像他小說中寫到的真跡一樣──找回自己的「天才時代」?

安:可以這麼說。

林:妳覺得舒茲文學創作的特色是?

安:我覺得他是文字的魔術師,透過他的文字(還有文字的弦外之音),你可以讀到一個全新的世界。我最佩服他的一點是,他能夠回到創作的「泉源」,回到自己的童年時代,然後以神妙的方式將其再現。

林:妳是什麼時候接觸到他的畫作的?妳的第一印象是?

安:我是在高中的時候接觸到他的畫作,那時候我是個美術學校的學生。第一印象嗎……嗯,我覺得那些畫看起來很恐怖(笑),讓我想到哥雅的作品。但是那時候我並沒有多想,我知道那是他的畫風,也就接受了它們。不過,我現在做的創作可說是一種「重新發現」舒茲的過程,它讓我能以更深入的方式去理解他的文學及藝術作品。

林:妳要不要談一下妳現在的創作?

安:我現在在華沙的藝術學院念博士,不過我不寫論文,而是要設計一本書,關於舒茲畫作中的女人。在他畫中有許多赤裸的女人、女人的腳、鞋子……充滿了拜物主義和性虐待。那時候我開始思考:他都和什麼樣的女人打交道?在大量的閱讀後我發現,他所接觸、往來的女性都是很不得了、很有天分的女人,她們之中許多人有博士的頭銜,不是研究文學、藝術就是音樂,這和舒茲畫中那些有如妖魔鬼怪凌駕在男人之上、對他們頤指氣使的可怕女人完全連不起來。我受到的震撼是如此地強烈,於是我開始深入研究這些女人。關於她們的事,我們所知道的實在是少之又少。我們多多少少知道誰是蘇菲亞.瑙柯絲卡(Zofia Nalkowska),模模糊糊地知道誰是黛博拉.沃格(Debora Vogel),但是有誰知道誰是女鋼琴家瑪麗亞.哈辛(Maria Chasin或Maria Chazen)?(注1)我們為什麼知道這麼少?因為戰爭,因為大屠殺,因為她們是女人。那時候我就想到,我可以來做一本關於這些女人的書,讓世界重新看到她們。同時,我也想呈現出我這個時代的「女人映像」,所以我想出一個展覽計畫:我在網路上貼了一個告示,邀請女人把她們不要的高跟鞋送給我,讓我用它們來進行藝術創作。同時,我給了她們每人一份問卷,要她們寫下自己的姓名、年紀、職業、頭髮的長度、眼睛的顏色、最喜歡的花和句子、她們的夢想……還有她們曾經穿這雙鞋子做過什麼。根據她們的回答,我在這些鞋子上畫上花樣,這些圖像可以說是一系列彩色的密碼,讓看到的人可以想像這些女人的外表。除此之外,我還會在鞋子中放一塊印有QR碼的紙片。透過電子儀器(手機、網路)的解碼,參觀展覽的人可以「看」到這些女人的內在:她們的姓名、居住的地方、職業、夢想……以及她們鞋子的故事。這個展覽將在舒茲的故鄉德羅霍貝奇展出,在美術館前面的草地上將擺滿這些女人的鞋子(一共有三百多雙)。如果有誰想要看清楚這些鞋子,他就得彎下身,做鞠躬的姿勢──就像是舒茲畫中那些男人,以恭敬、崇拜的手勢舉起女人的腳或鞋子,觀看它們。之後,當他們穿過這些鞋子,他們會來到美術館的中央,在那裡也會有一場展覽,展出我設計的書。

林:所以說,舒茲畫出了他心目中的女人,而妳受到他影響,也「畫」出了妳心目中的女人。或者說,每個(女)人內心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女人的形象」,而我們可以透過妳的展覽看見她們。

安:對。

林:我想問一下,在妳的國家人們怎麼看舒茲?

安:我的回答可能比較主觀……我一直覺得舒茲應該像維凱維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一樣,是每個人都知道的。(注2)不過,我在做這個高跟鞋的計畫時,有認真思考:事實是不是真的像我想的那樣子。所以我在問卷中也有問這個問題:妳聽說過布魯諾.舒茲嗎?結果顯示,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不管她們是十五歲還是八十七歲,都知道舒茲是誰。照這樣看來,舒茲應該是很廣為人知的吧。

林:舒茲的作品《鱷魚街》和《沙漏下的療養院》中文版將在台灣付梓。妳對此有什麼看法?妳認為台灣的讀者有辦法了解舒茲嗎?

安:哈哈,我對中文一竅不通,所以不知道台灣的讀者能不能了解……但是對我來說,這件事真的太酷了!我只能說,酷斃了!

注1:蘇菲亞.瑙柯絲卡(Zofia Nalkowska, 1884-1954),波蘭知名女作家。因為有她,舒茲的作品才得以出版,可以說是舒茲的伯樂。黛博拉.沃格(Debora Vogel, 1900-1942),猶太女作家,用雙語(波蘭語、意地緒語)寫作。她是舒茲的紅粉知己,舒茲的《鱷魚街》原本就是在給她的信件中寫成的。她可說是《鱷魚街》最初的讀者,也是它的繆思。舒茲的作品能被瑙柯絲卡讀到,也是感謝沃格的努力不懈、四處奔走。瑪麗亞.哈辛(Maria Chasin或Maria Chazen),波蘭女鋼琴家,可惜的是,關於她的資料少之又少,根據安娜提供的訊息,她曾和法國交響樂團一起演奏。

注2:維凱維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 1885-1939)、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 1904-1969)是波蘭戰間二十年時期數一數二的作家,也是舒茲的密友。因為他們創作風格和關心題材的相近,三個人常被放在一起比較。

◎受訪藝術家簡介

安娜.卡舒貝.鄧柏絲卡(Anna Kaszuba-Debska)

波蘭畫家、插畫家、廣告及動畫導演,她是克拉科夫前衛藝術咖啡廳「衣櫃」(Cafe Szafa)的負責人之一,也是其內部裝潢的設計者。自2007年起在華沙的藝術學院攻讀博士,畢業呈現是與舒茲相關的展覽,將在烏克蘭、波蘭及美國展出。

◎本文作者簡介

林蔚昀

1982年生,台北人。英國布紐爾大學(Brunel University)戲劇系學士。曾獲全國巡迴文藝營散文首獎。在波蘭生活已七年。曾於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攻讀比較文學碩士。以中文、英文及波文創作詩、散文及小說。致力於在台灣推動波蘭文學及文化。創作及翻譯作品散見各大報、劇場及文學雜誌。著有《平平詩集》,譯有《獵魔士:最後的願望》及《獵魔士:命運之劍》。現與丈夫及兒子居於波蘭克拉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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