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大度山上念書時，我是周芬伶老師的學生，那年的大度山空曠野蠻，經常吹著像要把人刮下山的強風。和周老師相約訪談的那日，冬陽很暖，咖啡廳外的陽光曬得我後背冒出薄汗。周老師說《濕地》的書名，是在小說寫到一半時，慢慢形成的，因為那吹得我年少時頭痛欲裂的風，漸漸停了。她說：「大度山越來越潮濕，恍若溼地。」周老師於是眼光落得很遠，山上已不像從前，山冷風狠。現在的大度山改吹起了南風，因此濕氣非常重。於是，這幾年她都在抵抗白蟻，牠們不斷把家中桌、椅吃光，各種東西都在不斷壞去，白蟻卻殺之不盡，無所不在。
她說：「那種無所不在的毀壞是最可怕的。」
我恍然明白，就和我讀見的《濕地》主角們一樣。他們不斷被濕地淹沒，習慣了毀壞、陷落，成為了在沼澤行走的人。
寫小說與散文的不同？
Q《濕地》裡穿插了許多番外篇，有〈草原的律則〉、〈哪裏去東北季風〉、〈時間畫〉、〈戲院〉、〈那開滿百合的山谷〉等八篇。妳在後記中提到，若把這些隨筆抽走，書便好像失去支柱，空空落落的，所以最後還是保留。這些錯落在小說中的散文，算是這本小說的情感依託嗎？對妳而言，寫作小說需要準備的與散文有什麼不同？
A這八篇番外，像是與小說互補的關係。《濕地》其實有那麼一點自傳色彩，不是太多，只有一點。因為不是刻意要寫自己，更像是書寫一種精神概念，一種烏托邦般的情感。但在我寫完小說之後，總覺得單薄，卻也不知道少了什麼。後來，我開始寫番外篇這些文章時，意外的順暢，大概是它們很貼近我現在的心情。像是離開家族後的我、我居住的環境，包括我對自己人生的回顧。我認為這些番外篇的散文，不盡然是灰暗的，反而帶著一點救贖的味道。這一點救贖，恰好就給濕地中迷惘的人們一點光芒、一點希望。所以我才會用纏繞的方式，把小說與散文交織在一起。當時我也擔心，這樣子做會不會讓書變得更不易讀，因為《濕地》原就不太好讀，我試過把番外拿掉，但總覺得少了什麼。這十幾年來，我同時間會寫兩到三種東西，當一個卡關就寫另外一個。就像抽屜一樣，當這邊關上，另一邊就開出，這大概是我寫作的習慣。所以久久會有那麼一次，幾本書剛好同時完成。《濕地》也是如此，我在小說、散文兩者間發現了一點交集，於是就把它們兩者交織一起。
寫小說比較需要材料，尤其是長篇小說，常會覺得自己處在永遠不夠的狀態，自己的經驗寫完了，但小說並沒有完結。小說需要被放著，直到有新的想法出來，才能變得更加飽滿一點。散文則憑一股氣，有時候靈感來的時候寫得非常快，是你自己也無法控制的。比如《濕地》裡的散文，幾乎都是在幾天內一氣呵成的。對我來講，寫散文是非常快的，不是等待，就是發動，只有兩種狀態。小說則是就是要等、要修、再放，須等它慢慢發酵。
創作散文的建議？
Q《濕地》裡的隨筆散文，非常精彩。妳曾表示它們即使是散文，卻「分解到幾乎歸零，虛實交錯，人我不分，妹妹與其他人都是象徵詞。」寫作散文這麼多年，有什麼可以給正在寫或想要寫散文人的建議嗎？比如真實性、比如如何面對他人的眼光？
A對我來講這也是個難題，因為我寫的東西都非常私密，涉及到我身邊的人，我的爸爸媽媽、妹妹甚至是情人。他們的反應通常是不高興的，所以有很長的時間，我已不再寫我身邊的人，比較著重在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要抽離於私密書寫，寫小說也是個出路，它可以不必碰觸到貼近的人。這次寫到妹妹，也是一個偶然，我一直沒想過要寫妹妹，但自己一走進去，才發現是控制不了的，理智已經完全失去了。所以寫完後，我也會擔心妹妹的心情，但還好我有三個妹妹（笑）。於是，我把三個妹妹寫成一個妹妹，所以「妹妹」並不是單一的角色。至於散文的真實感，我認為事件、人物本身都必須真實，但是寫法卻可以誇大與變型。《濕地》裡不論是小說或散文，我都是這樣處理的，相較原來的東西它是有些失真的。但並不是說，這樣一來散文就可以虛構，或把它寫得非常不真實。因為情感畢竟是真實的，以那樣的真實情感出發，在小情節上可以修改。或是以一種顯微鏡的視角，做些非常、非常細微的處理。所以我便一直放大，放大到最後有些失焦，不再是一比一的比例。正因為這個顯微式的「細」，它事實上不再是肉眼看到的真實，而成為了另一個次元的真實，但情感還是得要真實。
如何面對別人的眼光，我必須說，如果你想寫的是一個很迫切的、沒有寫出來會很難過的事，那不妨就先把它寫起來放。我現在有一個做法是，寫好後我會拿給當事人看。比如寫我兒子的，會先給他看，若他覺得不舒服，我就把它拿掉、改掉，就像我也會把《濕地》給我妹妹看，若她覺得不好，那……再說吧。我寫作那麼多年，其實家人也有點麻庳了，似乎也不能叫我不要寫。現在書也出了那麼多本，他們也發現，大家並沒有把書中的事過於認真看待，或危害到他們生活，所以家人也在慢慢適應我。若出發是善，他們應該都能感受到。
所以寫散文，就勇敢一點吧。我認為寫散文是種自我探索，過程中會不斷有所發現，但還是只與「自我」有關，就算會注意到他人也是一種連帶關係。所以不妨用一點時間，來換取他人的瞭解，勇敢一點。
《濕地》裡最喜歡的角色？
Q《濕地》裡的每個人物的共同性，來自他們全都與一個寫作班和導師康德有關聯，像是：歌德、女記者胡漣、五海、麵疙瘩都是。在這些人物之中，妳有最喜歡或最懼怕的一個嗎？
A應該是胡漣吧，其實她就是我當時會寫這本小說的動機。我想由寫她來探討「謊言」，一個生活在謊言中或是已經把說謊當作保護工具的人，就像田中實加這樣子。我認為那是一種病態，因為胡漣在媒體界，所以也想談媒體中的真實與虛幻。一開始想藉胡漣來寫，後來才慢慢擴大成一個寫作班的故事，旁邊的人反而是次要的。溼地中的女主角，感覺上會是歌德，但其實是胡漣。胡漣的故事是比較完整的，其他人的故事比較碎裂，是一塊塊碎片組合起來的。而胡漣則從出生寫到了老，結構線比較完整。
若說懼怕的角色，應該也是胡漣吧。在前幾年裡，我有幾個好友都在網路上，因為散文虛構與否的問題受過攻擊。那時，我沒有做什麼回應，但我看得到他們自身的傷害與轉變。這當然也是寫作者共同要面對的處境，會不會有一天，忽然你寫的東西，別人認為裡面並不真實，或過於真實。我自己也會懼怕，我也有這樣的一天。
下一個寫作計畫？散文或是小說？
Q曾經在雜誌與上一部小說《紅咖哩黃咖哩》的自序中，讀到妳有一部長篇小說《花東婦好》的寫作計畫，聽說它已寫了將近十年，下一次我們會讀到這本小說嗎？
A同樣在去年的十一月初，我完成了兩本小說，《濕地》和《花東婦好》。原本打算兩本一起出版，但後來決定《濕地》先出，讓兩本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時間也不會撞在一起。目前還沒定下《花東婦好》的出版時間，如果幸運的話也許今年底會出，當然也要考量今年的出版景氣，或一年出兩本，會不會多了點。
每次寫完一本書，或臨近出書，我通常會有一段比較沮喪的時間。《濕地》也是。在校稿的時候，我經常想說不要出算了。這個時候，能夠解救我的辦法，就是趕緊寫些別的。所以，我把一九九九年寫的《張愛玲評傳》拿回來看，因為在一九九九年出版時，張的傳記資料還很少。但寫完後，忽然就跑出了一大堆資料，許多東西沒有寫進去，傳記就像只完成一半。二○一五年，我寫完《龍瑛宗傳》時，我想說「公平一點吧！」打算把我的第一本傳記寫得更充實點。而傳記這個文類，剛好在你的靈感被榨光時，有些修復的功能。
「學生」對妳的意義？
Q在《濕地》裡描述的東北季風，應該也和妳大度山上的生活經驗相關。在山上教人寫作，也是現實生活中的妳和小說主角共通的經驗，在妳的作品裡也經常提起學生。妳認為妳想教給學生的是？而學生給予了妳什麼意義？
A在我很年輕不懂事時，我的老師就過世了，他還來不及交待遺言，我就莫名其妙的接下了重擔。二十七歲，我開始教創作課。那時它是必修課，全班七十多個學生，年紀都跟我差沒多少，真有點吃不消，因為我自己也還沒長大。差不多到了十幾年前，我才覺得自己成熟了一些，開始可以在教學上找到樂趣，雖然它是件被決定的事，但其實也蠻適合我的。我是個從來沒出過社會、一直在校園裡頭的人。感覺上，年紀大了，但心靈還跟學生一般。我一直有很嚴重的社交障礙，當我走出校門面對別人，或跟家人、兒子，幾乎都是沒辦法溝通的，但跟學生就可以。其實我從沒想過要學生如何發展，我這輩子最討厭的身份就是當老師，也痛恨過這個工作。所以我不曾刻意要像個老師，或期待學生如何，比較像是我們一起在寫作，我喜歡這樣的感覺。大家沒有高低、很平等，在做寫作的交換、生命的交換，我喜歡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