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位於巨鹿路675號的上海作協，中心樓梯往上盤旋，二樓陽台，金宇澄清矍的身影已等在那了，他剛結束上一個採訪，仍精神不減。長期在《上海文學》任職，是編輯也是作家，二○一二年，以滬語寫作長篇小說《繁花》，原本在網上分享，聊著聊著，互動點讚，就成了一座原汁原味的老上海，引起極大迴響。寫作時，他不僅樂於聽取各方網友意見；訪談中，他更數次問及我們這些後輩對於寫作的想法，兩岸交流和臺灣文學的現狀，毫無大師架子，更討論起他即將在台灣出版的新書。從中見識到，小說家金宇澄始終把自己放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感受細微之處。
方言是一個文學的面孔
Q：您的寫作非常克制。但您的克制和一些作家的克制不同，不只是寫作上，更多是人物和視角的克制。《繁花》書中有您畫的上海街巷圖，寫作視角看起來是全知的，但實際敘述中是有所保留的，有時候還是跳耀的。書中很多描寫通過對話體現，人物的對話多半不點破。這種克制是您刻意為之嗎？或者說這種克制是您心中上海人的樣子？
只能倒過來回答，就像我們平時看到各種各樣的人一樣，有的人洋洋灑灑，有一些人說話很少，《繁花》裏所寫的這些人，那種從事文學方面工作的，一個都沒有，我主要還是把著眼點放在市民階層。在我的生活經歷裏面，市民階層裏有很多小人物，就有這些特點。有些人話很少，但什麼都知道；有些人讀很多書，但他也不是教授。尤其是上海這個地方，民間有很多你看不見的人，像在森林裏一樣，有各種動物會出現。我比較喜歡也比較想表現這一類人。至於全知的，放入地域性的、真實的路名，這一塊也是想和現在的小說敘事上表現出差異，虛構當然都是虛的，地點是虛的，人也是虛的，城市的名字都是虛構的。但我覺得，在當下的狀態裏，哪怕是虛構的文學，你要改變一個面貌，你要讓他以非虛構的樣子出現。我也觀察到，包括我自己，也特別愛看這些真實的面孔。文學發展到現在，已經有極大的變化——在巴爾扎克或狄更斯的時代，讀者的資訊量是很少的，所以每個人心裏想什麼，包括家庭背景，都要詳詳細細告訴讀者的。但我們現在的讀者，讀過很多書，什麼地方都可以去。訊息爆炸的時代，你就應該改變。《繁花》就像是開了一家超市，超市裏面什麼都有，我要製造一個能夠開啟讀者自個補充的狀態，東西都放在裏面，你願意拿什麼自己去，而不是有人在旁邊推銷。
Q：《繁花》出版之後，很多人把您當做寫上海的標竿性作家。對您自己來說，您在寫《繁花》之前會有一種我要寫上海，或者說要書寫一個故鄉，一個城市的欲望嗎？
那倒真是我的一個願望。我的經歷和你們都不一樣，當時十六、十七歲，在這個年齡，這一年畢業的三屆人，必須都要到外地去種地，叫老三屆。我是老三屆裏最年輕的一個，跑到哪裡呢？跑到東北黑龍江去。你們可以想，我是一個在大城市裏生活的人，一下子把你弄到中國和俄國邊境的地方，而且是一個勞改農場。裡邊都是犯人，你十六歲到了那裏，之間的反差有多大？在這個反差中，你經常會想回到過去的生活，人是往高處走的，如果說上海是很差的地方，我不會想念它。說一個事件給你們聽。在地裏面吃飯就是沒有筷子，就是拿鐮刀，割兩根那個樹枝當筷子吃飯。那時很少有肉吃嘛，有肉了，一個盆端上來大家就拼命吃。有時候鍋臺外面有老鼠，老鼠會掉到鍋裏，跟紅燒肉煮在一起，吃著吃著看見了，就夾起來，把它扔在地上，繼續吃飯。
一個人的適應能力，是可以這樣。但同時你無法不做一個對比。如果我一直生活在上海，我不會覺得上海有什麽好。我到一個更差的地方——現在的說法就是異地戀，異地戀的話，那是有光環的，因為不常見面。所以對上海的印象，實際並沒有因為我離開它很多年而褪色，而是更加有光環。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裏邊，你打開閘門，就會寫出很多。《繁花》寫得最好的那段，發生在我離開上海的這一段，七○年代。讀書的人以為老金肯定一直生活在上海，沒想到這一段時間我竟然在東北。因為那時我也經常回來，有時聽別人講，就記住了。
Q：現在整個中國社會是融合的狀態，很多年輕人不再講方言。隨著時代的變化，可能說方言的人會越來越少。您覺得《繁花》這樣的作品在未來，會不會因為這個狀況，它某一些意義會有所削弱？
也有可能，將來的事情說不好，但是為什麼要有方言這個策略呢？我也問過作家笛安，她父母是中國很好的作家——李銳和蔣韻。笛安是山西太原人，有一回來跟我做訪談，我就問她：你的寫作有沒有方言？有沒有母語？她對我說：我沒有，我山西話一句都不會講，就講普通話。好像有點遺憾。我們不管方言它對整個社會產生了什麼，但在文學裏邊，方言就是語言，是大民族語言的小民族化。它是最生動的，是在泥土中非常蓬勃的，每天在變的一種語言，它沒有什麼東西來限定它。不像我們說的普通話或者國語，它都有音標，它都很活潑，有的死去了，有的又活過來。這個對文學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事情。西方很多作家，寫《咆哮山莊》的艾米麗．勃朗特。她用的就是約克郡方言。總的來說，方言是文學的，是一個文學的面孔，它是應該去被使用的。非常有生命，特別能體現人的魅力。不是只單說上海的方言，任何一個地方的方言都可以。
編輯的眼光是懷疑，寫作的眼光則是呵護
Q：在《繁花》出版之前，你長年擔任了編輯的角色，當時似乎有好長一段寫作上的空白，可以聊聊那時的狀況嗎？
我一開始就寫小說。後來《上海文學》給了我一個獎，當時的主編就問我願不願意來做編輯。做文學雜誌的編輯，首先第一是能寫作，或者你是一個能懂小說的人。否則稿子好壞怎麽能看呢？做編輯的時候我還是特別想寫東西，九○年代前後我發表過幾篇作品。但問題是當一個編輯做得越長，就對自己越沒有自信，因為編輯和作者的心態是兩樣的。編輯是什麽心態？編輯就是你要把關，你要審視，你要挑毛病，你要提意見。編輯的眼光永遠是懷疑的。寫作是什麽眼光？寫作就是我有一個想法了，我要呵護它，我要鼓勵我自己，我要增強我的信心，我要把他寫出來，我肯定會比所有人都好，他是絕對自信的。那麽你想一個人成天在懷疑別人的人，你要讓他相信自己，那就很分裂。你白天在挑人家毛病，晚上就在家裏寫小說；寫完第二天一看，挑毛病的習慣又來了，一看我寫的這個不好那個也不好。這就很痛苦。中國作家裏頭有很多到最後放棄做編輯，覺得會影響寫作。
我是覺得做編輯也蠻有意思的，也沒有太大野心。於是我乾脆不寫了，慢慢寫作的欲望萎縮了。後來寫《繁花》，也是因為偶然的機會，你跑到網上去，也不用自己的名字，你是去玩的，到那邊去你一玩玩到後來當真了，玩出事情來了。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可貴的現象，無心插柳柳成蔭。
小說，是從小裡邊說
Ｑ：在散文集《我們並不知道》裡收錄了你和台灣資深編輯傅月庵的對談，有談到您之前來臺灣擔任文學獎的評審經驗，可否談談您對這兩邊作品的想法？
中國這裏的問題多，激烈的衝突什麼也多，各種怪事都有。所以臺灣的小說，我覺得語言上相對來說比較講究。還有一個是他的內省的部分，就是內心的這一塊，甚至於是和西方小說接軌的，個人化的程度，要比大陸味道要濃。中國過去的文學期刊裏，電視劇風格的東西比較多，底層文學比較多，有很多是非常臉譜化的東西，實際是不應該的。
我是非常平等的，我深知要仰視這些老百姓，要站一個很低的位置上，把每個人講的話說出來。但是很多過去的中國作者都會覺得，因為我們受蘇俄的影響比較多，過去蘇俄有一句話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你能夠看透世界，那麼這個作家的位置好像很高；位置很高，他就會覺得他可以隨心所欲。但是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就是你（作者）根本很多事情都不懂。那麼後來人家就不愛看了。反而像我這種，我不知道的我就不說，我就老老實實我也不擺派頭。我們現在的讀者都是不得了的人，網上可能突然冒出一個看起來不起眼的人，他什麼都知道。我覺得有的作者多多少少還有一點，會覺得我是高高在上的，怎麼可以為讀者服務。我是相反的，有時候在網上寫一段，底下四五十個人會上來說話，有時候寫一段，下面只有三四個人，我就知道這有問題了。可能這次寫得太靜態，或者太悶了。這個方式實際上是好的，因為好像我們把小說拔高到一個和哲學這麼精神範圍的，小說小說，很小的一件事，沒有那麼大的崇高的這個一個，小說就是從小裡邊說。
Q：這麼看來，您其實相當關注讀者的反應？
有些人會說，你這樣不是等於說在討好讀者嗎？但我們每個人都一樣，我們會有幾個好的朋友，在寫作的時候我是針對這些人在寫的。我一邊寫一邊想，他們看了肯定會覺得很好笑，他們看了肯定會怎麽樣，實際你是有理想讀者的。不是說我沒有底線，什麽人的話都聽。上網寫東西連載，它會給你帶來極大的力量，也會給出你一些意見，（比如）這個老太太死那麽早，太可惜了。我小說裏邊有個紹興阿婆，很早就死了；網上當時就有人說，她不應該這麼早就死。我覺得他說得對。後來正式出版時，就把她拖了三四年才死。這都是和你悶頭在家裏寫是不一樣的，我奢侈得很。我每天都能聽到很多意見。但是你寫一個長篇小說發給編輯，編輯給你個兩千字意見你已經很幸福了。所以這個事情真的是，可以建立一個作家網站，上邊都是作家在寫長篇，人家看長篇就到這個作家網站上去看，去盯著一個人看怎麽寫，也鼓勵他。
王蘇辛
一九九一年生。曾用筆名普魯士藍。自幼學畫，《青年文學》力薦作者。二○○九年起於《青年文學》、《芙蓉》、《天南》文學、《北方文學》等期刊發表中短篇小說。十四歲離開故鄉，曾居鄭州、成都、上海等地。出版短篇小說集《白夜照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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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
金宇澄 ／著
印刻出版
出版日期：2013/08/19
《我們並不知道：金宇澄散文》
金宇澄 ／著
東美出版
出版日期：2017/01/20
《金宇澄作品選輯：輕寒•方島•碗》
金宇澄／著
東美出版
出版日期：2017/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