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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台北赤蛙分佈及相對豐度示意圖。受到台一線省道、縱貫鐵路及國道三號的切割，造成族群的隔離現象嚴重。 |
呂光洋（2002）認為台北赤蛙在中南半島及中國南方數量仍多，因此建議收列於NT（Near Threatened）物種，不過在台灣卻因其生存環境受到人為破壞，導致台北赤蛙分布區域一直在減少（呂光洋等，2000），且呈現不連續分佈的小族群，容易導致基因交流不順暢，成熟個體數量少及易受環境或族群本身不可預測的災難等影響而滅絕，因此亟需有效的進行保育。
根據連志台（2004）於三芝、楊梅和內埔地區進行台北赤蛙野外族群調查及年齡結構分析，並利用VORTEX程式模擬台北赤蛙的滅絕機率，結果發現當雌蛙每年平均子代數為34隻幼蛙時，楊梅地區的族群到未來第100年時，預測滅絕機率為0；而三芝地區的族群卻會在第26年即完全滅絕。如果三芝地區的雌蛙增加1倍時，則該族群在第100年時，仍會有64％的存活機率。由此可知，族群內維持成蛙適當的雌雄性比是很重要的，且雌蛙每年平均子代數大幅下降時，對族群的存續也有很大的影響。為了必須避免被隔離的小族群現象發生而導致滅絕危機，可以考慮利用生態廊道（eco-corridor）連結零碎化（fragmentation）的各小棲地島嶼（habitat islands），另外亦需利用棲地復育（habitat recovery）方式擴大棲地面積來增加族群量。
本研究發現台北赤蛙在台南縣平原地區水稻-菱角作業的水田環境，仍有一定族群量的台北赤蛙存活，分布情形呈現三個區域及兩個獨立小族群。以下分為生態廊道建立及棲地復育兩部分來探討。
受到台一線省道與縱貫鐵路的切割，第一區被隔離西側，第二區及第三區中間則受到六甲鄉市街的隔離，且國道三號剛好從第二區及第三區的核心區域通過，目前已造成國道三號兩側族群的隔離現象，對未來的族群勢必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因此建構族群間互相連通的廊道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不過夏禹九（2000）認為生態廊道目前仍有三個不確定的因素：（1）在實證上，生態廊道有不少的爭議；（2）在不同的領域中（保育生物學、地景生態學、地景及都市規劃、景觀建築等）廊道的涵義是相當混淆的；（3）廊道的設計亦應依目標物種的特性而定。國內目前許多生態廊道的設計仍在概念層次居多，至於實際能提供多少生物進行遷移與活動仍有許多研究的空間。例如城鄉規劃中以綠道（greenway）角色來分析，認為道路線性綠地應扮演生態廊道（eco-corridor）之功能，避免成為生物族群遷徙、繁衍之障礙，並藉由道路綠地系統之適當規劃而延續生態廊道機能。
以本研究來說，適合蛙類利用的廊道必須有水，因此水圳及灌溉水道系統的串連，看起來可以提供兩棲類物種遷移所需，嘉南大圳春夏季灌溉季節水量豐沛，冬季卻相當乾旱，加上左右兩側及底部為水泥，沒有植被遮蔽及孔隙可以躲藏，水田旁的溝渠也是類似的情形，因此蛙類雖然可以藉其遷移，但並不適合生存。
利用生態工法（ecological engineering）全面改變水圳及灌溉水道系統的結構，是一個可以改善的方法，但是要全面改變的成本過高，並不易執行。蛙類的移動範圍並不如鳥類及魚類來的大，且大部分蛙類族群的擴散是依賴天然的氾濫機制，在水圳系統附近容易在雨季時氾濫積水，暫時性的洪氾造就了需要利用水域繁殖的蛙類重要的的棲所。例如：分析嘉義縣與雲林縣諸羅樹蛙族群之棲地利用，有37%的棲地位在溪流附近，36%的棲地位在下雨之後易積水的環境，有26％的棲地位在圳溝兩旁（陳清圳，2004）， 因此雲林縣的諸羅樹蛙基因型可以分為北港溪南岸支流及北岸支流族群（盧建名，2004），顯示氾濫流域內的個體基因型均相同。
道路的阻隔勢必導致氾濫機制的中斷，建議可以利用改善國道三號的涵洞設計，一種是在涵洞內道路兩旁設計具有植被的溝渠，或是參考日本日光宇都宮道路（如左圖），增加提供生物利用的涵洞設計，以彌補國道三號將第二區及第三區核心切割所形成的隔離效應。另外高鐵通過第一區的部份，則因高鐵在此區採用高架式通道，對地面的阻隔較小，因此可佔不考慮。《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