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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7 第202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  北美智權網站
 
 
 
 
專利評析 新任USPTO局長,究竟何許人也?
   
法規訴訟 默許非法電影評論影片上傳,影音分享平台業者會成為共同正犯嗎?
   
深入報導 從高等教育擴張看臺灣青年失業的深層現象
Can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Compete?
   
研發創新 Taiwan's Lack of University Business Model Stands in the Way of Silicon Valley Dreams: ASVDA CIO
   
 
新任USPTO局長,究竟何許人也?
蔣士棋╱北美智權報 編輯部
懸缺了2個月的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局長終於有了新人選。8月底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正式提名了一位洛杉磯的專利律師:Andrei Iancu。如果沒有意外,最快在下一次美國國會會期中,他就能獲得國會同意,正式上任。

作為川普任內首位USPTO的局長人選,Andrei Iancu與前幾任局長相同的是,Iancu也是擁有理工背景,之後才轉行進入法律界,而不同之處,則是Iancu的職涯當中未曾進入公部門,一直都是擔任律師。因此,這位法律界老手、政治界新人,日後必然會為USPTO帶進新風貌。

跟前任局長Michelle Lee一樣,Andrei Iancu也出身於美國西岸、高科技產業群聚的加州。Iancu一家是羅馬尼亞裔的移民,在他12歲時舉家抵達美國紐約,之後又定居在洛杉磯。在進入法律界前,Andrei Iancu其實已經是個相當優秀的工程師。他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獲得航太工程學士以及機械工程碩士學位後,先進入了休斯飛機公司(Hughes Aircraft,已被通用汽車併購)擔任工程師,曾經參與人造衛星的設計開發。直到今天,Andrei Iancu仍然擁有加州政府核發的註冊工程師執照。

工程師出身,Iancu在專利訴訟更加得心應手

不過,這些都比不上他之後在法律界的成就。從UCLA法學院畢業後,Andrei Iancu加入洛杉磯的Irell & Manella律師事務所開始執業,負責智慧財產權領域,包括侵權訴訟、舉發、授權……等等,曾經代理過的企業包括Skype、eBay、惠普(Hewlett-Packard)……等。

圖1:川普已提名Andrei Iancu為新任USPTO局長

圖片來源:www.irell.com/professionals-90.html

在執業過程中,Iancu最漂亮的成績,是替美國的錄影機廠商TiVo在2000年後開始的數樁專利侵權案中,贏得了超過16億美元的和解金,其中有將近5億美元,更是從世界級的大廠摩托羅拉移動(Motorola Mobility, 當時屬於Google)以及思科(Cisco)手上談定。這也讓TiVo對Irell & Manella以及Iancu讚不絕口:「對於那些我們非贏不可的專利訴訟,Irell是我們的唯一選擇。」而自從2012年開始,Andrei Iancu被選為Irell & Manella的管理合夥人,並且在2015年時,帶領Irell成為全美人均產值最高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能力可見一斑。

實務經驗夠,能讓各產業心服口服

眾所皆知,川普向來用人唯「親」,當選後仍然大力重用自己家人處理國事,為何Andrei Iancu在這種環境仍能出線?關鍵之一可能是Irell & Menella。既然以洛杉磯為大本營,Irell & Manella有不少來自娛樂產業的大客戶,讓川普揚名國際的「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著作權官司也是由它們代理。就這層關係來看,Andrei Iancu能獲得川普信任自然不無道理。

另一方面,Iancu也不是只會拍川普馬屁的親信派。身為全球最有份量的專利掌門人,USPTO的局長不能只了解高科技產業,而是得對每一類技術的進展都略知一二。在這方面,前一任的局長Michelle Lee在進入政府前長期在Google的法務部門工作,對於其他產業的理解自然較為有限,但在Andrei Iancu的執業生涯中,代理過的大大小小客戶不計其數,而且客戶群遍布科技、製造、通信、製藥……等,例如2015年時,他就曾代表位於西雅圖的生技公司Juno Therapeutics,與瑞士的製藥大廠諾華(Novartis)對簿公堂。換句話說,比起前任可能的獨厚矽谷疑慮,找來Andrei Iancu接掌USPTO局長,是不論科技業與否,都能接受的選項。

然而,現在就斷言他的仕途能一帆風順還言之過早。現在美國國內對於2011年上路的美國發明法案(AIA)以及專利多方複審制度(Inter Partes Review)可說是怨聲載道,更早已有參議員準備修法提案,對IPR制度開刀(可參考美國參議員再提案欲大修IPR等USPTO Trial程序法規),將來在進行國會的聽證程序時,Iancu對這項議題的態度勢必成為各方焦點。

另一方面,他未來如何拿捏與外國申請人,尤其是中國企業的關係也是一大挑戰。美國向來是全球企業的專利布局首選,而中國企業在美國的專利申請、獲證數量也都年年創新高,外國企業對中國專利的重視度也越來越高,偏偏川普政府現在又頻頻對中國出招以維護美國的經濟優勢,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正是智慧財產權。

因此,就算Iancu過往的戰功十分險惡,但日後若要維持美國在專利的主導地位,恐怕比贏得一場訴訟或經營一家律師事務所都還要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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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許非法電影評論影片上傳,影音分享平台業者會成為共同正犯嗎?
陳秉訓/北美智權報 專欄作家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當電影評論影片涉及侵犯著作權的時候,提供影音分享平台的業者可能會涉及共同侵權 。但除了民事的共同賠償責任外,影音分享平台業者也有可能因為默許侵權影片上傳行為,而成為侵害公開傳輸權的共犯。

影音分享平台業者要負民事責任嗎?電影評論影片對於原電影的利用如未達合理使用程度,則影片提供者即觸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之侵害重製權之罪。如果影片提供者將影片上傳至影音分享平台供大眾點閱,則其再觸犯著作權法第92條侵害公開傳輸權之罪。若影片提供者有刑事責任,影音分享平台業者是否也有刑事責任乃值得探討的問題。

「共同正犯」怎麼認定?

平台業者的刑事責任,涉及其對影片提供者的犯罪行為是否屬於共同正犯的問題。「共同正犯」規定在刑法第28條,「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根據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刑智上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 ,「共同正犯」為「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其成立的要件為行為人間「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但「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而行為人也「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至於「犯意聯絡」的時間點非指「事前有所協議」。只要行為人「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即可。再者,犯意表示的方式「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而「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成立犯意聯絡。另犯意聯絡「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而「間接之聯絡」亦成立。

針對侵害重製權部分,著作權法第3條規定,重製行為指任何可「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之方法。平台業者如果未參與非法電影評論影片的製作,則不必擔憂觸犯侵害重製權之罪。

但針對侵害公開傳輸權部分,著作權法第3條規定,公開傳輸行為指以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非法內容物是電影評論影片提供者所上傳,但卻由平台業者執行通訊行為。因而,平台業者與影片提供者為分擔侵害公開傳輸權之行為。至於二者有無犯意聯絡,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6號刑事判決供判斷上參考。

過去類似案件智財法院怎麼判?

在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6號刑事判決中,被告以出租伴唱歌曲及伴唱機相關設備為業,並被法院認為侵害系爭著作之出租權。被告從音樂供應商得到伴唱歌曲的電子檔,並同時和系爭著作的非法供應商A公司與合法供應商B公司有交易。合法供應商B公司曾告知被告,非法供應商A公司對系爭著作已無專屬授權,但是被告仍將內含A公司的非法音樂檔案的伴唱機出租,並與A公司分享出租金。

該案法院認為,「被告預見本案犯罪事實之發生,且容令其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因而被告「與明知並有意使本案犯罪事實發生之[非法供應商A公司,係基於共同之認識形成犯罪意思聯絡,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為共同正犯」。另該案法院認為,被告「顯可預見[A公司]未獲授權出租[系爭著作],仍基於侵害出租權之間接故意,未要求[A公司]提出授權證明文件或向[B公司]查證,即與[A公司]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而將非法內容物連同伴唱機設備出租給他人。

從以上案例看來,伴唱機設備業者相當於影音分享平台業者的角色。伴唱機設備業者不生產內容物,僅出租附有內容物的機器;同樣的,平台業者也不生產內容物,而僅提供影音平台給閱覽者,以觀看他人上傳的內容物。而非法供應商A則類似非法電影評論影片提供者的角色,前者提供伴唱機設備業者非法內容物;後者上傳非法內容物至平台業者的影音平台。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6號刑事判決顯示,伴唱機設備業者與侵權著作提供者間犯意聯絡之成立應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伴唱機設備業者預見侵權行為的發生,而非違反本意;二是該業者未能確認著作權的授權問題。至於分享出租所得則非必要條件。誠如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刑智上訴字第67號刑事判決所言,「至於有無獲得報酬或分取犯罪所得若干,皆不影響幫助犯或共同正犯之判斷」 。

根據106年度判決,影音分享平台業者可能成為非法電影評論影片侵權人的共同正犯。如果平台業者預見影片提供者將上傳非法的電影評論影片而任其發生,則平台業者為與侵權影片提供者間產生犯意聯絡,並成為侵權影片提供者的共同正犯。

具體而言,如果平台業者准予同樣的影片提供者更換帳號,而繼續上傳非法內容物,或是平台業者明知影片提供者有上傳非法內容物的疑慮,而未要求提供電影著作權人的授權證明,則該平台業者應屬可預見侵權行為發生的狀況。其次,如果平台業者藉由其平台上的影片閱覽賺取廣告費,則可佐證侵權行為發生並不違反該平台業者的本意,因為可增加廣告收入。如果該平台業者與非法影片提供者分享廣告利益,更能證明侵權影片之非法傳輸並不違反其本意,因為平台業者鼓勵非法影片的上傳行為。最後,對於有侵權疑慮的影片提供者,平台業者如果不主動要求該影片提供者揭示授權書,則綜合上述的行為,該平台業者應視為與侵權影片提供者間有侵害公開傳輸權之犯意聯絡,而應負共同正犯之責。

因此,影音分享平台業者對於常態性的侵權影片上傳行為,應有一定防止作為,以免因為默許侵權影片上傳行為,而成為侵害公開傳輸權之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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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等教育擴張看臺灣青年失業的深層現象
林士清/北美智權報 專欄作家
(本文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國際勞工組織(ILO)曾預警「失落的世代」的危機,政府如不積極重視且改善青年失業問題,會衍生許多政治及社會問題。近年來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美國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英國倫敦暴動及歐債危機引發社會安全穩定疑慮等,皆與高居不下的青年失業率有關。避免犯下「第三類型錯誤」,本文反思台灣政府處理青年失業問題時,是否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根據主計處公布2017年6月國內平均失業率降至3.74%,是自08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新低點,但失業率仍為亞洲四小龍之冠,政府面對失業問題仍不能懈怠。值得關注者,乃勞動部公布青年(15-24歲)失業率高達12.12%,幾乎是平均失業率的三倍,顯見台灣青年失業現象逐漸惡化。當中15至19歲年齡層失業率最高,20至24歲年齡層次高,25至29歲年齡層第三,此三項年齡分層的失業率皆高於平均失業率,表示青年無論學歷高低,都面臨就業市場嚴峻的考驗。大學失業率最高、高職失業率最低,大學失業率相較其他教育程度者高,可能原因是擁有較高學歷,對薪資、工作樣態有更高期許,才不斷尋找適合工作,導致失業率偏高;反觀其他教育程度者,可能沒有太多條件限制及過高期待,才使失業率相較低。

失業問題是社會呼吸的痛

台灣目前青年失業人數高達11.3萬,當中26.7%青年失業超過6個月,逾四分之一的青年依然面臨就業困難,若超過半年找不到工作,恐陷入長期失業危機。青年失業當中不乏高學歷之青年,即便有工作之青年,亦面臨勞動市場風險與生涯發展的困境,代表薪資及勞動條件不如以往,職涯發展恐怕得從長遠著手。青年失業問題是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治理危機,找不到工作的青年面臨長期失業危機,不利社會資本的凝聚,反而增加社會衝突的成本。國際勞工組織(ILO)亦曾預警「失落的世代」的危機,如不積極重視且改善青年失業問題,會衍生許多政治及社會問題,近年來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美國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英國倫敦暴動及歐債危機引發社會安全穩定疑慮等,皆與高居不下的青年失業率有關。

青年失業率高反應學用落差

青年失業率伴隨整體失業率,開發中國家的青年,占全球青年人數的90%,但開發中國家的政策工具不足,更容易受到低度就業、社會貧窮及教育投資不足等環境因素影響,改革成效更不如已開發國家。台灣已邁入開發中國家,過去倚靠勞力密集及進口替代的成長模式,無論白領或藍領皆能找到工作的低失業率年代已不復返,青年失業從不受重視的議題變成亟待解決的政策難題。環顧國內外的青年失業問題亦有所不同,國外的青年失業多半聚焦於低學歷、低技能之青年,而國外政府提供之對策多半為中短期的技能訓練、就業津貼提供及媒合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台灣的青年失業問題得從高等教育擴張與產業變遷等供需層面來探討 - 因高教人才培育機制與產業需求產生重大的學用落差,導致高等教育青年的失業最為嚴重。高等教育擴張的結果改變青年勞動力結構,但台灣產業結構也不斷變遷。因製造業的持續外移、產業轉型停滯不前,勞力密集服務業興起等因素,無法吸納逐年暴增的高教青年,而高教青年就業困難的現象,從學士、碩博士,甚至博士後,背後確實反映高教培育與產業所需的學用落差,導致青年就業市場的失衡;當中還涉及城鄉差距與就業機會、勞動條件與薪資停滯、產業外移及政策失靈等變數。

從勞動市場區隔的觀點來看,高失業率與高就業率乃青年勞動的特性,是解決高學歷青年失業問題的政策規劃時的一大罩門,因學歷高代表其職涯充滿各種選擇,導致高學歷青年的工作不穩定性與離職率高,企業通常不願意雇用經驗較為欠缺的青年;另一方面雇主認為現今青年學歷雖然普遍提高,但針對應徵職務的產業特性和工作職務,仍缺乏相對應的瞭解,企業嘆找不到好人才,即便青年失業率高,但不代表就業市場上沒有工作職缺。

台灣高等教育擴張 改變青年勞動力結構

從歐美高等教育發展的軌跡觀之,最初高等教育僅提供給社會的中上階層。歐洲乃近代大學機構的鼻祖,早期是為神學服務,爾後民族主義思潮興起,大學機構和國家政府維持高度互動,歐洲高等教育現呈現為準福利性公共事業。相對而言,美國建國背景較晚,許多大學的成立時間追朔比較早,且已經獨立自主,爾後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燃,為高等教育商業化邏輯打下基礎,成為全世界最大高等教育產業的輸出國。二次戰後許多先進國家邁入高等教育的擴張時期,主要原因如下:從政府挹注更多政策資源,使美、英、德、日等學術發展對國家的貢獻甚多,也使政府願意投入大筆經費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及規模;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及管理科技為驅動力下,強調知識經濟對勞動品質的重要性,因此農工業、製造業及服務業等皆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導致已開發國家將高等教育型態從「菁英型」(elite type)轉向「大眾型」(mass type) 甚且為「普及型」(universal)。

日治時期啟動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為求自身的產業發展,日本僅允許台灣島內維持少數大學及專科學校,呈現高等教育菁英型發展。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初期,為維持政權穩定,針對高等教育採取高度的控管。1960年代中期開始變化,因台灣大舉邁入工業化發展,開始增設許多職業專科學校。1970年代政府以控管高等教育品質為由,高等教育擴張因此歷經一段逆流。直到,1980年代台灣歷經解除管制的風潮後,高等教育規模及數量不斷增加,開放在各縣、市開設公、私立大專校院,此股浪潮搭上九零年代全球高等教育擴張的趨勢,台灣也搭上此股風潮。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到2017年為止,台灣共有超過220所大專院校,其中公立60間,私立160間,因應少子化現象及維持高等教育競爭力,教育部近年積極提倡「大學整併」,形成荷官竟嫌玩家多的亂象。

1994年乃台灣高等教育變革之議程設定啟動的關鍵年,尤其以「410教改大遊行」及大學法的陸續修訂,無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國家與社會之間啟動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及學制衝撞。政府宣稱為維持國家競爭力,產業發展需要培養高科技的勞動人力,社會上文憑觀念及高教價值早已深植人心,高等教育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大專院校數量不斷增加,教育預算佔GDP總值也不斷攀高,但未面臨少子化現象之前,台灣似乎沒有思索高等教育規模的臨界點及最適值。無論是大專畢業生找工作難或薪水低,都是「高等教育」這項「商品」的價格低的表現,用簡單的供需原理就可得到標準答案:供過於求。

糾正「410教改大遊行」所衍生的苦果

「410教改大遊行」無疑是觀察台灣教育改革的轉捩點,上一代受到教育的苦難不想再牽連到下一代,此種隔代訴求導致廣設高中、大專院校,目的乃在於減輕學子的升學考試壓力。但廣設大學政策推行的結果,卻是大幅衝擊台灣各大專校院及技職學院過往各司其職的功能,一般大專院校是以研究教學為本,技職學院以培養專業人才為主,技職專校以學習職業技能為重點。1994年大學法修訂讓各技職院校爭取升格,不但模糊原先大專院校與職業技職的界線,加上專科學校不斷萎縮,學士及碩博士之數量不斷增加,讓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從而改變青年勞動力結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結果,使得教育預算比例增加及具高教學歷之人口不斷攀升,雖然對國家教育的質與量有顯著提升,但也產生了副作用。

筆者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發現台灣從2008年以來教育支出逐年增加,占政府總支出比重從11%提升到12.5%;而中央機關教育部的經費佔政府總支出比重也從9%提升到10%。整體而言,教育支出從2008年的1,963億到2011年的2,355億,成長將近20%,卻忽略投資的邊際效益,畢竟量變未必導致質變。然而,經費增加不代表國內各大專校園均能雨露均沾,反而造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現象,政府依然透過評鑑與補助這兩項政策工具,箝制大學的自主性,能在教育審查評鑑制度中脫穎而出的大學,自然成為頂尖大學,導致各大專校際、院際及系暨之間的高度競爭,加上公私立大學、新設大學的利基不同,學子進入學校和系級已產生被階級化的現象,影響投入職場的生涯規劃。

試想,高等教育的擴張,吸引中等教育學子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包含更多原先的高職畢業生也進入高教體系深造,每年獲得學士學位人數不斷攀升,過往以職業學校及專科學校紛紛升格,轉變為以大學為主的高等教育培育體系。以1996到2015年的資料統計來推算,原先7.4萬的大學生至2015年統計突破23萬,增加近乎3倍;碩、博士生從1.5萬增加至6.4萬,成長超過4倍;專科的副學士則由10萬人下降至2萬多人。從勞動力供給面而言,台灣高等教育體系恐怕創造全球最高比例的大學人口,人力素質因學位證書的光環加持看似提高,但把問題放在需求的角度來看,青年勞動力結構的轉變並沒有配合產業變遷,中間產生斷裂的現象,「有行無市」導致高學歷青年失業率攀升或學非所用。

忽視學歷通膨對青年失業的衝擊

求學與就業的選擇與被選擇,奠定日後職涯發展的基礎,這其實是一種差異化、標籤化或階層化的社會淘汰的過程。台灣高等教育因「評鑑制度」與「補助措施」產生的各大專院校貧富不均的資源競爭,自然影響到每個學校科系對學子之傳道、授業、解惑等成效,最終導致人力資本差異擴大的現象。此現象乃社會輿論分析國內高學歷青年就業困難及起薪不足時應該關注的面向,擁有高學歷的青年就業市場的失衡,除了上述幾十年來供給數量突然暴增,導致產業面的需求方無法有效消化外,其實還存在學歷品質的問題,這和青年勞動區隔特性及求職類別異質性有關,產生高學歷青年失業的問題:學歷通膨及學用落差,大學生希冀成為白領,對藍領工作意願卻興致缺缺。所謂寧為雞首不為牛後,從金字塔階層來看,白領工作機會所象徵的尊榮性高於藍領,但藍領工作機會自然比白領多,行行出狀元的觀念在台灣高等教育擴張下已被扭曲。

學歷通膨表示投入大學成本越來越高,但價值卻越來越低,呈現超額供給導致學歷價值降低,學歷通膨的現象在美國、日本及韓國等地非常明顯。當學子投入爭取學歷的時間越多,相對而言已排擠了其他技能的學習;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觀念造成的負面影響甚遽。政府挹注於高等教育經費佔GDP之比重雖逐年遞增,但伴隨著大學數量的擴張而稀釋,學生的素質下降,大學競爭力不足,就業市場供需法則中,自然釀成學歷通膨。許多青年因適性發展的輔導機制不明,盲目進大學、研究所,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成為勞動市場失衡的肇因。台灣青年失業問題並非欠缺工作機會,而是結構性失衡。結構性失衡和台灣的社會文化具有連動性,家長和社會對高學歷的迷思及職業歧視,觀念根深蒂固,於是讓學子追求大學文憑,導致買方市場的高等教育擴張,更嚴重者乃台灣產業轉型未如預期,導致青年就業市場的供需失調。

小結:處理青年失業問題勿犯「第三類型錯誤」

台灣邁入已開發國家,將面臨高經濟成長率不復返的事實,過去倚靠勞力密集及進口替代的成長模式,無論白領或藍領皆能找到工作的低失業率年代已不復返,國內青年失業亦非處理傳統失業問題的思維及模式能解決的,否則會犯下「第三類型錯誤」:即正確的方法卻處理錯誤的問題,問題變得更加惡化。

學用落差的現象產生在青年畢業離開學校,投入就業市場所陷入的就業困境。台灣大專院校的擴張促使多樣學院、科系的產生,但學院科系的多樣性與產業脈絡卻未必有相關性,而高等教育在人才培育品質的供給面,更呈現遭到產業需求而產生淘汰的現象。尤甚,就業市場同時出現大量職缺及大量求職者的矛盾現象,突顯出學歷膨脹和學用落差造成高學歷青年難以放下身段,礙於社會觀感及自我設限,周遭環境缺乏提供求職者包含職涯諮詢的輔助時,高學歷青年不願意從事基層職缺、勞力密集或技術工作,這恐怕是探討台灣面臨高青年失業率時,不容迴避的深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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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Compete?
Conor Stuart/IP Observer

Photo 1: The speakers at the Outlook for Tech R&D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under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conference pose for a photograph; Source: Conor Stuart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launched a policy aimed at increas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s with the 10 ASEAN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six South Asian Countrie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September of 2016.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is a ramped up version of previous southbound initiatives. As we have previously reported, former iterations of the policy under the presidencies of Lee Teng-hui and Chen Shui-bian were primarily aimed at finding cheap manufacturing bases with a cheap supply of labor for Taiwanese businesses, wherea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Tsai Ing-wen, the new policy has widened the scope of the policy in terms of target countries and shifted to a focus on integrating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forming an Innovative Growth Partnership.

Although Taiwan is aiming to diversify its trade through the policy, it has a lot of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from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which cover many of the same countries, as well large-scale investments from South Korea, Japan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targeted by the policy. A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ASEAN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ccording to press reports.

In light of this competitio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database, which traces various variables concerning the target countries from the year 2000 to the present and are updated each month. These are grouped into overall basic indexes, including basic economic indexes an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ndex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exes and finance and trade relations indexes.

Lien Wen-jung, a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Chuang-hua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gave a rundown of the information being collected on each country at a recent conference in Taipei, titled "Outlook for Tech R&D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under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see Figure 1).

Figure 1: The main indexes by which countries are categorized in the database, as presented by Lien Wen-jung.

Lien also revealed some of the initial findings that the database has contributed to. He stated that Malaysia’s three big technological and innovation indexes all ranked higher than five other New Southbound Policy countries (Thailand, Vietnam, Malaysia,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especially in terms of access to venture capital funds.

Among the “ASEAN 5” countries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individual virtual social media use is quite high, suggesting potential for social media-based business model development. However, businesses in the ASEAN 5 and businesses in Taiwan are neck and neck in terms of progress in this sector, and ASEAN businesses have an advantage in understanding Southeast Asian customer preferences, said Lien.

He added that the potential for businesses to innovate is lower in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Vietnam, but they are advancing fast, while the advantage of Taiwanese businesses is slowly ebbing. Due to improvements in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like improv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although their ranking is still lower tha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India), companies are spending more on R&D there, boosting innova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Malaysia, the influence of ICT on service-based industries such as medicine, education and finance, is low an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used in these regulated industries are tied to government acquisitions and support. Lien suggested that, on this basis, Taiwanese companies that want to unroll ICT-base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in these countries should target those countries in which government acquisition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re rated more highly, such as Indonesia and Vietnam. Thailand,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are rated the highest among the ASEAN 4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of the latest technology, but all fell short of their 2012 index, whereas Vietnam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is category, with its ranking rising from 3.6 in 2012 to 4.1 in 2016.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s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level” ratings are all relatively low, the reason for which is the relatively low caliber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D output by companies, along with the lower level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quality and deployment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according to the data Lien provided. This suggests that industry academia cooperation would be challenging there.【Unfinished; For Further Reading: IP Observer 017: Can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Comp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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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Lack of University Business Model Stands in the Way of Silicon Valley Dreams: ASVDA CIO
Conor Stuart/IP Observer
Taiwan lacks a business model to enable something similar to the innov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Silicon Valley, according to David Weng, the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of the Asia Silicon Valley Development Agency (ASVDA).

Figure 1: David Weng speaking at the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conference in Taipei; Source: Conor Stuart

He made the comments in response to an audience question at the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Policy in the Era of Digitalization’ conference in Taipei, asking him to evaluate innovation readiness in Taiwanese universities. Other discussants at the forum suggested that academia-industry dynamics in which there is a hand-off involved don’t generally work and that a core team or personality must follow an idea from R&D to commercialization for an idea to succeed. Regulations often stand in the way of this happening in Taiwan, in that there are obstacles to professors launching companies.

ASVDA is aimed at optimizing Taiwan’s startup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It realizes this goal by lobbying for and implementing change in four main areas: capital, talent, regulations and innovation bases. In terms of capital he drew attention to several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und of NT$100 billion (US$3.3 billion), a national investment company which is set to raise NT$10 billion (US$332 million) in an angel investor program, which will raise NT$1 billion (US$33 million), as well as another fund for startups, founded by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which will raise another NT$270 million. In terms of improving Taiwan’s ability to cultivate, retain and attract talent, he referred to efforts such as the draft foreign talent act, which could be approved as soon as September of this year, the Taiwan Entrepreneur visa, and programs for talent connection with Silicon Valley. In terms of regulations, as well as a general relaxation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he pointed to efforts to raise funding and encourage venture capital and angel investors to invest in high-risk startups by offering tax concessions and other incentives, as well as the prioritization of regulations allowing for implement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with FinTech, and those allowing scholars to engage in business operations. In terms of innovation bases, start-up hub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aipei, Taichung and Kaohsiung, and there are plans to construct innovative test beds for AR/VR experience and applications and demonstration AR and VR experiences were also featured at this year’s Taipei Computex.

Taiwanese industries need to work on creating a user-centric ecosystem to expedite innovation scale up, according to Stephen Su,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ITRI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Center (See Figure 2). China has been more successful in this goal than Taiwanese companies and if Alibaba were listed on the figure below it would likely occupy a similar area to Amazon or Google.

Figure 2: User-centric Ecosystem to Accelerate Innovation;
Source: Stephen Su’s presentation (taken from ITRI/IEK)

He traced two distinct models in Taiwan, the first is the so-called “MediaTek” route, pursuing innovation first then scaling up, vs the “TSMC” route, pursuing scale first and then trying to pursue innovation. Both essentially need to move towards user ecosystems and global markets (See Figure 3).

Figure 3: Su stated that companies like MediaTek follow the red arrows and companies like TSMC follow the blue arrows in their trajectory; Source: Stephen Su’s presentation, originally by Peter Thiel, IEK.

He pointed to the five innovation initiatives launched by the Tsai Ing-wen government: smart machinery, Asia Silicon Valley, green energy, national defense and biotech and pharmaceuticals, along with the more recent additions to these proposals, includ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new agriculture, the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y for culture and IC design and semiconductors.

He also outlined the six key strategies of the digital nation strategy (2017-2025)

  1. Infrastructure for digital innovation
  2. Talents and skills for innovation
  3.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industries
  4. Human rights in open internet and digital society
  5. Smart cities with public-private sectors
  6. Digital services and globalization

During the discussion panel segment of the conference, David Maa, general manager of Industry 4.0 Division of the Fair Friend Group, suggested the difficulty different industries have in communicating or cooperating, even in the same country, not to mention across international borders. Professor Hirofumi Aoki, who gave a presentation on how smart technology is being used in elderly care in Japan, stated that companies are often uncomfortable with parting with what they feel is, at time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but that they have to do so to enable this technology to take off.

Eric Anderson, vice president of product creation at Foxconn in Taiwan, stated that the reason that IOT and smart home technology have yet to really take off is the lack of a “fun factor”. The ideas may be good but they’re not sexy enough to create the buzz that mobile phones were able to create. He stated that standard setting can create a platform which will allow these technologies to take off. There is also a trouble in convincing consumers that it’s worth making the change – wearables have not yet gotten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convince consumers. In terms of IOT and Smart Homes he pointed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olutions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software. He suggested that IOT and Smart home technology should be aiming for applications that are more frequently used or always on and are aimed at self-actualization rather than just survival in order to capture imaginations. He pointed to the examples of Air BNB and Uber in their efforts to make use of existing resources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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