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一個晴朗的早晨,Google的員工坐在公司交通車上,要從美國加州奧克蘭(Oakland)到公司位於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總部,這是他們每天的通勤路線。此時,抗議人士上來了。有一個人拿著鮮藍色布條,布條上寫著:「滾開,Google」(“F…Off, Google”)。還有些人散發小冊子,解釋他們的憤怒:「你們這些人被全天候供應的自助餐養得像豬一樣肥,我們其他人卻口袋破洞見底,只能勉強生存在這個你們和同伴一起創造出的昂貴世界。」根據新聞報導,有人對車子丟擲石塊,砸碎一片車窗。
舊金山灣的另一邊,正在上交通車的蘋果公司(Apple)員工,也面臨類似的示威。那年冬天有許多抗議行動,大部分的行動都只有數十位激進分子參與,卻足以讓Google加強保全,還有一位被困在交通車裡的Google員工發推文(tweet),宣稱他與同事被「圍困」了。一位抗議人士反駁:「我們只是來傳遞訊息給那些有錢的科技公司,他們的事業已經造成一些後續影響。」
這波所謂的「Google交通車抗議活動」,並未像在那之前兩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一樣,爭取到全國性的關注。示威的規模小很多,而且被認為主要是地方現象,只是某個地區對房租上揚與破敗市區富裕化(urban gentrification)的反應。但這整起事件凸顯出占領華爾街運動遺漏的經濟趨勢,值得更廣泛的關注。交通車抗議人士理解的,以及新近研究發現的,是所得不均不僅在於1%與99%的差距、執行長與普通工作者的差距、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差距,也不僅是技術工作者與非技術工作者的差距,雖然技術的確是重要因素。真正驅動所得不均現象惡化的,是「企業不均」(firm inequality):在一個逐漸走向「贏家通吃」或「贏家拿大部分」的經濟中,受最好教育與技術最好的員工,聚集在最成功的企業裡面,與外面的人士相比,他們的收入大幅成長。而持續外包、把非核心活動自動化、對技術的投資增加,都加速了這種企業區隔現象。像Google這樣的企業成為衝突引爆點,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它的員工過得遠比任何一個地方的工作者優渥。
當然,有人說所得不均不成問題,但即使在商業界,有這種想法的人也在減少。根據2015年的調查,63%的哈佛商學院校友認為,應把降低經濟不均列為美國社會的高度優先,或是非常高度優先事項;只有10%的人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列為優先事項。英國脫離歐盟公投,以及最近的美國總統選舉,讓大家把目光聚焦在所得不均引起的全球民粹主義,並可能動搖全世界的政府與經濟。
如果我們真的想了解所得不均,也想減緩這個現象,以及它引發的嚴重後果,就不該只看執行長的薪酬與稅制,而應考量企業扮演的角色,以及企業對非百萬富翁的普通員工,所採用的雇用與薪酬政策。這不是一齣邪惡企業對抗中產階級的純粹道德劇。Google要成為全球軟體與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領導業者的目標,或是想要雇用它能找到最優秀員工的做法,這兩者都不是罪惡。但Google與全球其他精英企業(不僅是科技業)長久以來為了追求這類目標,而制定無數的策略性決策,結果卻造成某些員工的薪酬遠遠高於其他人。
現在,應該把我們的注意力,從比較個人的財富,轉向考量企業之間的差異了。...【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