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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
服飾關乎人的全部，整個身體、人與身體，以及身體與社會的一切關聯。
──── 羅蘭．巴特
【第一章 服裝、身體與思維（節錄）】
時尚是新的魔鬼
在授職與制服所建構的歐洲傳統服飾文化下，服裝彰顯了兩種相應的力量，一方面它讓個人與其應歸屬的社群合為一體；另一方面它轉換個人的身分，使其擁有新的角色。然而，服裝本身原是不具備任何的力量，它的力量來自於權威者的賦予，通常是君王、主教、修道院長、家長與丈夫，決定了哪些衣服可以讓穿者被「納為一體」和「轉換」身分。也就是說，服裝的力量來自權力的實踐，我們與其說「服裝創造了人」，不如說「服裝昭告了人」（apparel proclaims the man）， 即透過實體的物件向社會昭告某人的新身分與角色，也昭告了君王、家長或丈夫等人的權力。服裝在昭告權力的同時，其實也昭告了「秩序」：在教會，從教宗、樞機主教、主教、牧師到執事，各有不同職級的穿著；在國家，從君王、貴族、官吏、議員、市民到農民，各按其身分穿著。在這兩個領域，華麗與莊嚴的衣飾歸於上層階級，儉樸與單調的穿著歸於中下階級。前者通常以金銀絲線、綾羅綢緞，以及珠寶實構而成，讓昂貴精美的物件，對應於身分的榮耀與才德的尊貴；後者多以當地所產的毛布、麻線所製，訴求簡單平實，對應於平民階級的謙卑與服從。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不逾越其社會地位、身分、性別、年齡，穿上合適的衣服，讓社會秩序透過外在服飾而被「看得見」，服裝也因此具備社會識別功能，可以由衣服判斷個人的身分地位；每個人也以自己應穿著的服裝各安其位、各盡其份。
然而，此種和諧又平靜的畫面，終究不是長存的實景。現實社會中，「時尚」好像是新的魔鬼，潛入人的欲求和想像中，並提供給個人實踐選擇權、表現獨特性的機會。時尚的歷史如同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但歐洲社會主要在十四世紀以後，時尚才成為顯明的現象，並且逐漸發展出它的現代定義：精緻的剪裁與組合、風格上持續而快速的變化。十四世紀從地中海的義大利到大西洋岸的英格蘭，歐洲人服裝上最激烈的變化表現在「縫合式」（the sewn）服裝取代了「垂掛式」（the draped）的服裝。後者以羅馬人所穿的「裘尼克衫（罩衫）」（tunic）為基本形式，以單片布匹簡單裁剪，由頭部套下，中束腰帶，線條柔和圓融，身形寬鬆。垂掛式服裝從羅馬時期延續至十四世紀，一直都是歐洲服裝主要的形式，男女衣著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女性的裙身較長，達至腳踝，男性的多只及膝蓋，但十四世紀開始，縫合式的服裝以精巧的多片剪裁與組合方式，製作出緊貼身體、突出曲線的衣服。
此時流行的男性緊身短上衣（pourpoints），或稱「大布列夾衣」（doublet），袖窄、腰部緊縮，又在前胸與肩部內縫襯墊，刻意凸顯出寬大厚實的胸膛和肩膀。此種形式可清楚見於1360年代布列塔尼公爵查理（Charles of Blois, Duke of Brittany, 1345-1364）所留存的上衣。這件衣服以32片金線織花的絲錦緞縫組，前胸中線用32顆鈕扣連結，在兩袖側邊也有一整排扣子做為裝飾；整件衣服內縫棉布，襯出緊實直豎的服裝。在這樣的服裝底下，身體受到更大的約束，也同時在塑造直挺的身形，這正是歐洲十四世紀以後新身體美感的展現。此時，男子下半身則發展出緊身短褲（breeches），接上長襪，整個下半身有如現代女性所穿的褲襪般，讓修長強壯的腿部線條表露無遺；若再加上新流行的尖頭鞋（pikes），又進一步在視覺上延長男性雙腿的長度。整體來說，新服裝時尚使男性身形呈現上寬下窄的倒三角形結構。十四世紀的女性服飾也跟隨男性潮流，發展出上身所穿的緊身馬甲（bodices），但領口拉低，凸顯胸部，加上繁複而高聳的頭式，拉長了上半身的線條。女性的下身則以多層布料撐出寬大的裙形，強化臀部寬廣的形貌，與男性下半身時尚的發展恰成對比，也因此使女性整體身形有如男性的倒反，呈現上窄下寬的正三角形。
上述發展可追溯到十二世紀的法國宮廷，最初的發揚者也以貴族階層為主， 隨著時間的進展，男性的上衣更往「緊」和「短」的方向發展，十四世紀時英格蘭編年史家約翰（John Reading, d. 1346）便提到：新的服裝「短、窄、束縛，全身剪裁，用細繩帶將各部分連結，與過去全然不同。」同時代《大法蘭西編年史》 （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的作者，也批評年輕貴族因為上衣太短，一彎腰就露出臀部。在十四世紀，這股服飾變化的趨勢，已產生兩項重要的文化意義：第一，十四世紀以後男女兩性服裝在外型上有明顯的區隔，服裝成為定義「男性特質」（masculinity）與「女性特質」（femininity）重要的物件。第二，當「縫合式」服裝取代「垂掛式」服裝之後，人的身體好像一組一組的布片，被切割、分隔成各個部位來看，而且各部位也經過精細的測量、剪裁和裝飾。人的身體、外型、外貌，在此過程中更受注目，「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追求也更加明顯，此後蔚為歐洲文化發展的動力之一，其亦表現於文藝復興時代各類自傳、肖像畫與詩文之中。
就時尚所表現的個體性而言，時尚好似在傳統權力織成的布匹上剪了一個缺口，讓人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表現獨特性。特別是對中上階層而言，他們更加具備選擇意識與選擇空間，思考如何借用、調整或完全追隨新流行的服裝風格，又或者拒絕時尚潮流，表現個人品味，這些都使得個人可在群體關係中伸張個體特質。於是，服裝不再只是昭告君主、主教和家長的權力，也可以昭告個人的選擇權、個人特有的品味和地位。它表達了這個時代個體對自身形貌的注目，以及獲得他人關注的渴望，但這股背離傳統的力量，也招致文人嚴厲的批判。上文提到的英格蘭編年史家約翰指出：「過往美好的時光中，[人們]穿著長而寬大的優雅服裝」，現在卻被短而緊的衣裳所取代，這種衣裳使人看起來「更像施虐者，或者真實的說，更像惡魔（demons），而不像人。」《大法蘭西編年史》的作者則認為，法國貴族與騎士在服飾上被「貪婪而不雅」的浪潮所席捲，犯了「驕傲之罪」，才會在1346年英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 r. 1327-1377）入侵法國的克海西戰役（Battle of Crécy）中慘敗，上帝正是藉著英格蘭人之手來懲罰法國貴族。同時期佛羅倫斯編年史家維拉尼（Giovanni Villani, 1276-1348）也論到時尚現象，乃來自法國與西班牙服飾的影響，滲入佛羅倫斯年輕男女的生活中，但這類「異國服飾，既不美麗也不優雅」，甚至是「怪異」。以上這些文人來自不同的區域，但都見證了時尚的變化，並對這股新潮流在美感與道德上的問題，給予強烈的指責。
時尚也在傳統社會階序關係上劃下一道裂縫。服裝時尚原是貴族階層享有的特權，亦是表現階級屬性，以與平民社會區隔的方式，一如伊理亞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所談的禮儀舉止（courtesy），是中古宮廷社會與貴族階層自我意識的表彰。事實上，服裝時尚與禮儀舉止同為一體，都是貴族在外貌上彰顯自身價值的手段；然而，時尚亦如同禮儀舉止，可被其他階級所仿效和借用。時尚所提供的個體選擇權，隨著十四世紀以後城市的興起、貿易的發達，逐漸跨越傳統階層界線，被商人所模仿。商人階層也企圖藉著這樣的方式，抬升社會地位與形象，進而攪亂了服飾與社會地位兩相對應的關係。為了抑制新富階級在外貌上的僭越，從十四世紀開始，歐洲各國、各城市所頒佈的禁奢法（sumptuary laws）中，針對服裝所設的禁令日益增加，以藉此穩固原有的社會秩序。不過，禁奢法本身也同時成為催化時尚變化的力量。一者，在心理上，誠如十六世紀法國人文學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所說，當禁奢法限制只有君王、貴族「可以用天鵝絨、金穗（gold braid），而不准一般人用，這樣只會抬升這些物品的尊榮，而且促使每一個人更想得到這些東西。」 再者，在法律上，為了規避禁奢法對特定服裝布料或樣式的限制，時尚追求者總能變化出新的方式，運用不同的服裝材質搭配或設計來滿足欲望，所以十八世紀的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說：「歷史已經證明，到處都有禁奢法，但經過一段短暫的時間後，它們或被廢除、或被規避，又或被忽視。虛榮（vanity）總是能在法律限制之外，發明各種方式來凸顯自己。」
十四世紀以後禁奢法的數量，隨著時尚潮流的蔓延與變化更形增加。同時，階級內及階級之間的競爭和模仿、國際貿易的興起，紡織產業與裁縫技術的提升、城市生活及商品經濟的發達，使更多人捲入了時尚的追求中。從十五至十七世紀，歐洲商人階層與上層貴族的服裝形式益形大膽、線條突出，性別的特質也被更強烈地表現出來。例如，女性的裙身越來越廣，十五世紀時甚至發展出「環裙」（farthingales），即以木條、鐵絲或鯨魚骨製作環狀裙架，穿在襯裙內，撐出寬大的裙形。這股時尚原從西班牙開始，後來也傳入法、英等地，一直流行到十六世紀末，而且日益龐大，有如輪圈圍繞在女性臀部。男子的下身在十五世紀出現了「陰囊袋」（codpiece），既可包裹私處又同時凸顯陽具之壯碩，但陰囊袋只流行到十六世紀中葉就已被時尚淘汰。男子的短褲則從十四世紀緊縛臀部，演變到十六世紀下半葉流行的「燈籠型短褲」（trunk hoses）。除了上身與下身的區隔之外，十六世紀中葉男女流行在頸部配戴挺立的「皺褶領」（ruffs），在視覺上產生分隔頭部和軀體的效果。皺褶領由上衣的領子演變而來，多以精緻的麻織成，上漿打摺後或呈扇狀、或呈輪狀排列，連結在衣領上，這項特殊的裝扮流行到十七世紀初，又被其他款式的領件所取代。
除了上述所列的服裝風尚之外，珠寶、帽子、頭飾、手套、手帕、鞋子等各類配件，從十四至十七世紀也有繁多的變化，而且時尚的節奏似乎越來越快。蒙田提到法國宮廷在悼念過世的亨利二世（Henry II, r. 1547-1559）之時，貴族們脫下原本喜穿的絲綢之衣，換上寬幅細毛布（broadcloth）所做的衣裳，「還不到一年，……絲綢在每個人眼中已被看為極低，如果你看到任何一個人穿著它們〔絲綢之衣〕，你會立刻把他拉低到市民階級（bourgeois）。它們〔絲綢之衣〕已被配給醫生和動手術之人穿的。」蒙田也感嘆：「骯髒的羚羊皮和麻布所做的大布列夾衣，多麼快速地在軍隊中擁有尊榮的地位；高貴與華麗的衣裳又多麼快速地被貶抑與輕視。」 蒙田的記載，見證時尚的追逐已從貴族階級感染到市民、醫生、士兵等中下階級，而貴族為了維護自身做為品味最高階的表現者與裁決者，不斷移動時尚的標準，若絲綢已被中下階級取用，便將絲綢打為不入流的時尚品。這類變動將使時尚持續推陳出新，也使追逐者無法停歇地消費新品。
時尚日益快速的變化，也讓那些希冀保存傳統、紀錄時代變化的人，感到焦慮不已。義大利的韋切利奧（Cesare Vecellio, c. 1530-c. 1601）在撰寫他《古今各地服飾》（Degli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di diverse parti del mondo, 1590）之時，一方面皓首窮經、費力蒐羅古今各地服裝的樣式與變化，但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在這場與時尚競速的比賽中，他終將徒勞，因為「服飾這件事沒有絕對的確定性，服裝的樣式因穿衣者的奇想與反覆無常的怪念頭，持續地改變。」特別是女性的服裝，變來變去有如「月亮陰晴圓缺」，他無法在有限的文字敘述中，呈現服飾無止盡的改變，只怕「這一刻我在此描述某種樣式，女人們已改變到另一種，我根本不可能掌握所有的〔變化〕。」
蒙田與韋切利奧的觀察，揭示了十六世紀歐洲「時尚社會」（society of fashion）的到來，也就在這個時候，歐洲多個重要語言中出現了「時尚」一詞，如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的moda、法文與德文的mode，以及英文的fashion。Moda或mode皆源自拉丁文的modus，原義是指「形式」（style）或「方式」（way of doing something），但隨著時尚變化成為顯著的時代現象後，這些字用來表達「變化」（change）與「新潮」（newness），指稱時下流行的服裝樣式和打扮。英文的fashion一詞，取自古法文façon，但實源於拉丁文的動詞facere，意為「製作」或「造就」，轉為名詞則指事物的製作或形貌（the make or shape of a thing），但此詞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越來越常用於指時下流行服飾。無論字源有何不同，「時尚」一詞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語文中，並不具備現代創新或新潮的正面意涵，反而意味著對傳統秩序的破壞，以及良善風俗的流失。更甚者，它寓含表象的假造（counterfeit），以及對真實事物的扭曲（per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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