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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
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合山究（Goyama Kiwamu）
劃時代經典論著
明清婦女文學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卓越貢獻
深受學界推崇
【合山究教授與劃時代意義的《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蕭燕婉】
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合山究，學問淵博，治學嚴謹，是一位極具開創性的漢學家。自二○○六年《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出版以來，書中見解經東西方學者多次徵引，甚而啟發出眾多相關研究，誠為明清婦女文學史、社會文化史的劃時代經典論著。若加上先前於一九九七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論》，以及二○一○年《紅樓夢》研究總結《紅樓夢：性同一性障礙者のユートピア小說》，合山教授為明清時代女性文學研究所挹注的豐沛活力與卓越貢獻，早已深受學界推崇。
合山教授不僅是研究宋代蘇東坡與明清文學的知名學者，其研究範圍還涵蓋了先秦、近代小品文學大師林語堂（一八九五—一九七六），甚至對整個中國文化皆有獨到的見解，誰都不會否認，如此博雅宏達的日本漢學家，恐怕中國學者也難以望其項背。具體而言，合山教授在先秦方面著有《論語發掘：通釋への疑問と解明》、《論語解釋の疑問と解明》。在中國成語方面著有《故事成語》。屬於中國文化領域的研究有《雲煙の國：風土から見た中國文化論》，書中合山教授從氣象學與人文地理學的角度指出為何中國的自然空間會呈現一片迷濛的世界，然後又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儒、佛、道教與雲煙世界的關係，進而論述中國詩詞雲霧描寫的藝術特色以及戲曲小說如何運用飄渺的世界創造出神仙與人類、人類與異類的虛構性文學。由上述可知，合山教授治學的特徵，可謂既專精又廣博。而尤其可貴的是，合山教授的研究總會打破既成之定見而不斷創新，或者發掘冷僻但其實是相當重要的文學議題，從而開拓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視野。
日本漢學界對於明清文學的研究方面，尤其就戲曲小說而言，大抵從明治時期就開啟了近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相對的，中國對明清通俗文學的研究起步較晚，要到二十世紀初期，胡適等人才開始研究通俗小說。原因大概與日本保留了許多中國已經失傳的通俗小說刻本，而且從明治時期開始就接觸西方小說理論有關。
合山教授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開始著手研究明清文學的。他在閱讀明清小品與清言的過程中，發現當時文人對「女性」與「花」流露出一種獨特的珍惜之情，並進而拓展出清代女詩人、《紅樓夢》與花、節婦烈女、巾幗鬚眉等一連串與明清女性文學以及歷史文化相關的研究。而這些主題，就當時中國的學術環境而言，因受到正統派學者的嚴重排斥，不僅乏人問津，研究的價值也備受懷疑。儘管如此，合山教授仍深信要了解明清文學及文化的風華，花與女性才是最重要的關鍵。而研究過程中，還必須面對女性文本取得困難之障礙，因為明清時代的女性著作長年塵封於中外各地圖書館，相較於近幾年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彙刊》、《江南女性別集》、《清代閨秀集叢刊》等女性詩文別集陸續出版的研究環境而言，其鍥而不捨地挖掘女性文本之篳路藍縷精神，實令人欽佩。
有趣的是，以目前的學術發展趨勢來說，一九八○年代以前尚屬冷門議題的明清女性文學研究，已成了當今人文學科的熱門議題，這個現象，在海峽兩岸固然如此，國際漢學界亦如是。日本的漢學界中，東京大學的伊藤漱平（一九二五—二○○九）教授曾針對《紅樓夢》中的女子形象詳加探討；大木康教授對清初柳如是、董小宛等明末清初的妓女展現強烈的關懷；小林徹行教授深入剖析明末薄少君的哭夫詩百首並將袁枚女弟子與賴山陽女弟子江馬細香（一七八七—一八六一）的文學做了比較；奈良女子大學教授野村鮎子從明清散文中探討女性暴力與男性士大夫的複雜心態。近年來，新生代的年輕學者五味知子透過明清「誣姦」的審判與訴訟記錄討論明清婦女貞節觀；仙石知子則從族譜的角度探討明清白話小說中的女性。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上述學者論及的女性形象、討論的文類、考證的文獻資料等等，不論廣度或深度都不及合山教授。因此，若稱合山教授為日本漢學界研究明清婦女文學的翹楚，絕不為過。再者，明清女性文學研究發軔於歐美，故就此意義而言，合山教授的研究還與國際之明清文學與文化研究遙相呼應。而且，彌足珍貴的是，在這個基礎上，其對花榜與文學、扶乩與文人精神、女子題壁詩等議題的創見，還領先於歐美漢學家，可見合山教授的明清女性文學研究不論在日本或者國際，都具前瞻性的歷史意義。
在〈花案、花榜考〉中，合山教授結合了社會文化史與文學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為明清的青樓文化與戲曲小說中的妓女品評描寫做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考察。首先，合山教授利用《金陵百媚》、《吳姬百媚》等目前僅存於日本的明末出版之大部頭的品花集，告訴我們當時文人慣於結合花與人來評價美女，以及從這些品花集的陸續編纂中，說明明末鑑賞女性的情色風氣是如何的興盛。接著他分析了《占花魁》、《秦樓月》、《慎鸞交》、《續金瓶梅》、《女開科傳》等明末清初的戲曲小說，發現作品中雖然反映出某種程度的實際花案風俗，但也交織了不少虛構的成分。此篇論文還指出，曹雪芹之所以在《紅樓夢》中設置「警幻情榜」，或許與當時流行的品花風俗（花榜）有關。
此外，合山教授還以民俗學、宗教學的角度考察了明清文人與扶乩的關係。這項研究的具體成果首先表現在〈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此篇論文主要對歷來學界尚未釐清的扶乩起源、扶乩的特殊儀式做了詳細的考證，接著以豐富的資料呈現明清江南文人異常沉迷扶鸞請仙的風俗以及絡繹出版的乩仙文學，最後藉由葉紹袁與早逝的愛女葉小鸞、尤侗與瑤宮花史靈交的兩個個例，說明明清文人的精神世界與當時社會思潮及文學的關係。在了解明清文人與扶乩之密切關係後，合山教授繼續在〈《西青散記》的世界〉中，考察了《西青散記》薄命佳人賀雙卿的形象與仙女的相似處，並對史震林、趙闇叔等邊緣文人憐憫薄命佳人的心理做了細膩的解讀。綜合這二章，合山教授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將文學與民俗宗教交相為用，進行層次分明的推衍，其主要目的在為《紅樓夢》乃仙女崇拜小說的推論，預作精心的鋪陳，因為在史震林的世界裡有著根深蒂固的仙凡一體之世界觀、女性觀，而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呈現出薄命佳人與仙女相互對應的構思。總之，隱藏在兩人背後的文人集體心靈問題是解讀明清文學中不容忽視的關鍵。同時，〈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一文的學術貢獻不僅在作為解讀《紅樓夢》本質的樞紐而已，也因為此文首度在中國思想文化史與文學史的脈絡下論述晚明文人的宗教修養，至今凡論及明清文學與宗教的論文，幾乎都會提及此篇現行研究。
綜觀《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一書的學術研究特徵，首先可知，此書以資料見長，論文中探討的文本除了廣博搜攬戲曲、小說、詩詞、隨筆、詩話、彈詞等文類之外，還傾全力挖掘方志、斷代史、判牘、宗教文獻等前人未涉及的材料，因此，將此書置之日本漢學界明清文學研究的脈絡中，不難發現，合山教授研究所突顯的特殊意義並不在文獻版本的考證與田野調查，而是以堅實的文獻基礎，對文本重新進行精讀與詮釋，然後從詩文中抽絲剝繭般追尋作者的生命意義與思想投射，帶出具規律性的結論，而且無論在資料、選題，還是研究角度上，處處閃爍嶄新的突破，故本書所代表的不僅是實證性的專門著作，更是日本明清女性文學研究的里程碑。
其次，合山教授非常嫻熟過去的研究成果，每篇論文之前幾乎都會回顧日本學界的研究趨向，然後用新的角度來探討舊問題，故多有新解，例如，在節婦烈女論與《紅樓夢》的相關考證中，這種研究傾向尤其明顯。另外，值得矚目是，合山教授研究的重要意義還在於積極採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文學或者與中國社會文化作比較。例如，在探討明清節婦烈女的殉死風俗時，合山教授提出，不妨將女性在明清社__會的處境與古印度寡婦殉夫自焚的風俗（suttee）做一比較。在論述《紅樓夢》女性崇拜的特徵時，合山教授提示了法國現實主義作家司湯達（Stendhal，一七八三—一八四二）在《戀愛論》中將戀愛分為激情戀愛、趣味戀愛、肉體戀愛、虛榮戀愛的觀點，基於《紅樓夢》女性崇拜的本質與愛護難得的瑰寶、名花極為類似，並追溯過去中國文學中這種美人觀的系譜後，主張《紅樓夢》乃當時追求趣味戀愛到達巔峰的最佳傑作。而這種結合西方文學思想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述方式其實早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張潮《幽夢影》譯注與解說中便出現了端倪。合山教授指出儘管明末清初世道人心污濁混亂，但卻是箴言文學開花的時代，而相當於此時的十七世紀法國，也出現了蒙田（一五三三—一五九二）、拉羅什福科（一六三三—一六八○）、拉封丹（一六二一—一六九五）等箴言文學家。若把此一時期中國的箴言文學與法國相較，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更能引起東方人的共鳴。可見，合山教授的研究具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也因為如此，其論述無形中展現了一般學者難以企及的高度與深度。
總之，在本書中，合山教授恰如其分的將眾多的研究材料帶入分析框架，藉由貼近明清女性真正的人生與時代的研究方式，引領讀者重新認識明清時代的女性如何與文藝交織出複雜的樂章。加上其研究方法緊緊扣住表層文化現象的解構與深層歷史的挖掘，讓讀者深入認識各個文類中女性穩定不變的原型與變相，同時也揭示了明清社會文化結構的複雜與多樣，成功的顛覆了傳統中國女性乃受害者的形象。以下繼續針對本書處理的重要問題範疇，做簡要的說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