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代經濟史學術巨擘
經濟學家 諾思 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之關鍵著作
當今「新制度學派」的重要依據
※ ※ ※
劉瑞華導讀
諾思在1981年出版備受推崇的《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也離開他任教三十年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來到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當時已年過六十歲的諾思，並非換個環境安享大牌學者的盛名，而是展開一段新的學習與探究，十年之內寫成這本《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再隔三年，諾思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理由為「應用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更新經濟史研究，得以解釋經濟與制度的變遷」，這本書顯然是關鍵的貢獻之一。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並非一本歷史研究的著作，與《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兼顧理論與歷史的內容有顯著差異。不過，兩本書在寫作目的上卻有很清晰的關聯，議題上也是延續的。諾思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雖然有意朝向建構一套經濟史理論努力，但是他也坦言該書的內容仍舊不足，還欠缺許多應有的理論，他把著力點放在為新古典經濟理論加入制度分析，探討影響誘因的財產權理論、執行財產權的國家政府，以及攸關集體行動的意識型態。諾思更在該書裡交代理論之後提醒讀者，他並沒有提出一個滿意的制度供給函數。《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就是針對這個目標，探討制度的產生與改變，提供更具體的理論要件。
為什麼諾思念茲在茲地強調制度？因為他相信這是影響每一個經濟長期成敗的最關鍵變數。1980年代之後，大量有關交易成本與財產權的文獻出現，逐漸形成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諾思在這場學術運動中是結合制度與歷史的主力，他不僅藉由在任教大學中邀請跨領域的學者進行研討，也為劍橋大學出版社主編「制度與決策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系列叢書，這一系列研究著作成為新制度經濟學重要出版物，《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本書的重點在建立理論架構，但是諾思還是一如他的各項著作，開宗明義就提出清楚的議題，那就是為什麼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的差距依然很顯著？為什麼貧窮國家不能仿效富裕國家的作法，迎頭趕上？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而且還是當前全球化經濟的現實問題。諾思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回顧學術貢獻時，以〈經歷時間的經濟表現〉為題，他的見解就是依據這本書的內容。國家如何得以富裕？亞當．斯密（Adam Smith） 身處工業革命起步的英國，所寫的《國富論》就是針對這個問題。他清楚指出，生產力增加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在亞當．斯密之後的李嘉圖（David Richard）與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就開始擔心停滯與衰退，也就是貧窮的問題。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生產的增加無法擺脫「報酬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因而認為成長有其極限，而且不同的生產因素命運不同，因此財富與所得分配隨著經濟成長會有差異。這種理論到了馬克思（Karl Marx）手上，發展出另一套根據「剝削」的分配理論，用以解釋社會不均的原因。
關於成長與衰退的問題，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與《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提出他引領學術進展的見解。當大家已經認識「制度」是國家富裕或貧窮的關鍵時，諾思又開始探索新的難題。制度是人為建立的，而非自然資源或生產關係的「自然」限制。為何貧窮國家不能改變制度，向富裕國家看齊？而且，更難的問題是，即使經過制度改變，移植其他國家的成功制度，卻得到不同的結果？這就是諾思在本書中處理的議題。
資源條件相近，長時間之後經濟表現仍然差異很大，制度差異是最可能的原因。如果制度相同或者近似，卻仍然有顯著不同的經濟表現，那會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關係到制度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相信實證分析，用以檢驗理論的假說。新經濟史革命的重要貢獻，是讓經濟史的研究能夠結合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然而，如果實證研究利用某些制度衡量指標作為解釋變數，進行解釋經濟表現的數據，上述的問題就會產生問題，可能讓結論否定制度影響經濟表現。
經過198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推展，再加上當時社會主義轉型的現實趨勢，制度分析逐漸成為學術與政策注意的焦點，也帶起實證研究的潮流。當時開始出現大批屬於制度性質的衡量指標，提供量化資料的來源，於是產生許多利用制度的量化指標來解釋經濟表現的實證文獻。嚴格而言，這樣的作法並未適當考慮制度的複雜性質，方法論及實證結果都有爭議。在1990年，經濟學界關於制度的實證研究方興未艾，諾思並不反對這樣的努力，卻已經意識到這樣的研究會誤入歧途，這本書的主題就在於指出制度變遷的路徑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