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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
歷史的共同生活圈如何被現代政治的國境線撕裂？
《八重山的臺灣人》作者松田良孝最新作品，
追述台灣東部面對太平洋黑潮，這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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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漁船在猛烈吹襲的北風中追逐著獵物。這是一種被稱為「突棒船」的漁船，特色是在船首有一塊細長伸出、可以供人站立其上的甲板；漁夫會站在這塊甲板上，對海裡游的旗魚投下魚叉，給牠們致命一擊。
與那國島祖納出身的松川政良（1918年生），過去曾在台灣東部的漁港—蘇澳南方和兄弟一起搭乘突棒船，並擔任投擲魚叉的工作。「我的眼力可是非比尋常喔！在整個與那國島，論起找旗魚的眼力，可沒人能超過我哪！」在台灣追逐旗魚的政良，在被遣返回與那國後依然繼續搭乘突棒船。對於自己能輕易找出海中的旗魚、堪稱島上第一的眼力，政良感到相當自豪；即使在已經年紀超過九十歲的現在，他還是能夠不戴眼鏡看報紙。這敏銳的眼力，究竟是如何尋找旗魚的呢？
當波浪捲起、浪頭高漲的時候，（旗魚的）尾巴一定會突出水面。根據波浪起伏的高低，有時候（尾巴）會冒出五寸，有時則會冒出一尺。
「五寸」僅僅十五公分，而「一尺」也只有三十公分左右。政良就在這波浪洶湧起伏的海面上，僅僅憑著一點點尾鰭的尖端，用他的眼睛找出旗魚、向海面投出魚叉。「小於五寸的話，就有點難找了哪！」政良又這麼說。簡言之，就算尾鰭只突出海面區區十公分左右，他也能找到旗魚的蹤影。漁夫搭乘的突棒船、海面的波浪，還有在水面正下方游泳的旗魚，一切全都在移動中；在這種狀況下，只憑這樣一點線索去找尋旗魚……
這種事，真有可能辦得到嗎？
辦得到。大概一百到一百五十公尺就能看見了。當然，普通的門外漢是看不到的；就算對他們說「你看、在那裡唷！（旗魚在那裡游泳唷）」，（那些不習慣的人）還是會問「在哪裡」，怎麼找也找不著。我啊，因為打從二十二、三（歲）起就在幹這行，老早就習慣的緣故，對於「在怎樣的地方、在多高的浪底下，這東西（尾鰭）會冒出來」，已經十分駕輕就熟，所以只要（旗魚）一往這邊過來，一定會馬上看見，然後咻的一下、就把牠給（抓）到手啦！
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與台灣之間，最近之處不過距離一百一十一公里。在這黑潮流經的海洋裡，搭乘突棒船的與那國島民並不只有松川兄弟；在台灣還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人們的往來其實是相當頻繁的。
與那國島久部良出身的大城正次（1923年生）在1938年至1938年（昭和13至14年）左右，開始在蘇澳南方的旗魚突棒船上工作；幾乎同一時期，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也開始了自己捕旗魚的職業人生。在捕旗魚方面，正次跟政良一樣，是用窺探波濤洶湧海面下的旗魚尾鰭來鎖定目標的。「浪來了，對吧？因為牠（旗魚）會乘著波浪游泳，所以總是會以『尾巴、屁股、尾巴』這樣子的節奏現出水面。」
正次接著又這麼說：
大概是已經習慣了吧，只要我的眼睛一看到鰭，馬上就能判斷出「這條魚大概是一百五十斤吧」、「這條大概有兩百斤左右吧」。
「光這樣看就能知道嗎……」面對喃喃自語的筆者，正次接著又這麼說：
若是習慣了的話，那結果大概八九不離十喔！當把刺穿的魚拉上來後，我剛剛判斷是兩百斤的魚，實際秤起來就剛好兩百斤，再不然就是兩百零五斤之類的數字。
正次因為探尋旗魚的眼光銳利，從船主那裡領到了代替獎金的衣服，同時也得到了特別提供的返鄉費用；不過，他的那雙眼其實不只能看到旗魚的存在，甚至就連重量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第一章 往台灣
松川政良前往蘇澳南方之前，原本住在台北。他從與那國島渡海來到台北，投靠住在那裡的姊姊千代（1913年生）。憑藉著自己的力量，他開始找尋工作。當時的台北市中心原本是被城牆所環繞著，在城牆內側的地區，一般稱之為「城內」；政良就在城內的某處，發現了一家掛著「誠徵學徒」字樣的照相館。
台灣最大的都市—─台北，共有人口二十七萬六千人。千代在台北靠著幫傭過日子，並且將弟弟政良接了過來。
在與那國島上，可沒有什麼好工作的地方哪！除了村公所、郵局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穩定工作拿薪水的，所以大家都是學校一畢業之後，就馬上跑去台灣；畢竟若是到台灣的話，不管怎樣總會有工作可做吧！於是，前輩們都陸陸續續跑過去（台灣）了吧？託他們的照料，我們也找到工作、並且定居下來了哪！
在島上讀完學業之後便前往台灣；在台灣那裡，有同樣出身自島上的哥哥姊姊、還有前輩。仰仗這些前輩照顧的弟弟妹妹以及晚輩，陸陸續續渡海前來。戰前的與那國島，就是這樣的一幅人群流動景象。
政良工作的照相館雖然沒給薪水也沒有零用錢，不過因為吃住免費的關係，生活還算過得去。至於衣服方面，也有千代幫忙張羅。只是，政良偶爾還是會想出門遠行。這時，他會試著跟老闆說「我想去基隆玩一趟」，然後老闆就會給他五十錢。按照政良的記憶，台北基隆間的火車票是單趟二十二錢，因此五十錢要用於往返，可說相當足夠了。老闆所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筆五十錢。
從台北到基隆的距離是二十八點六公里。說起基隆，它的人口規模僅次於台北、台南，是台灣第三大的都市，人口在1933（昭和8年）年底，共有八萬一千人。
政良之所以想去基隆，其實是有理由的。「基隆有旅社和賓館，有很多朋友和親戚都在那裡。」為什麼與那國島的人會大量聚集在基隆呢？這點從方才政良所說的「與那國島沒什麼工作」，就可以得到解答。
在照相館裡落腳下來、並且開始工作的政良，為了送相片，必須要會騎腳踏車才行；可是，就在他努力練習著踩踏板的時候，卻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當時，新手上路的政良把自行車逆向騎上馬路，結果被一輛摩托車給撞飛了出去，所幸的是沒有生命危險，就連手腳也沒有骨折。
摩托車的駕駛破口大罵：
「人家在路上走，你從旁邊衝出來是怎樣啊！？」
「是我不對，因為我才剛學騎腳踏車、還不是很熟悉，真的很抱歉，是我不對……」
看見政良老實認錯後，摩托車也就自顧自地走掉了。
這時候的政良以現在來說，大概是國三到高一的年齡吧。照理想來，這個年紀才開始騎腳踏車似乎有點遲，不過想到政良在渡台之前，在與那國島上完全沒有看過腳踏車，這樣一想似乎又覺得不會太遲了。
這時期，在石垣島發行的報紙《先島朝日新聞》上，刊載了這樣兩則腳踏車店開店的廣告：
來自台灣、擁有長年經驗的熟練職人，秉持責任與忠誠，在此誠摯為您服務！（1934年6月21日刊）
來自台灣的專門熟練職人！這格外優秀的技術，請務必親身體驗一下！（1934年10月30日刊）
由上面可以清楚得知，在石垣島，「台灣」兩字可說是腳踏車店的一大「賣點」。政良就是在這樣的台灣，第一次遇見了腳踏車。
台灣經驗
那麼，從蘇澳南方回到與那國島祖納老家的政良，他後來又怎麼了呢？
政良現在住在石垣市大川，筆者曾經三度前往他的家中進行訪談。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2008年12月，當時周圍的人告訴我說「他有點重聽」；確實，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不時都得提高分貝才行。
不過，政良的聲音很洪亮、清晰，很容易聽得清楚。一想到他已經是超過九十歲的人瑞，筆者便不禁脫口而出：「您可真是活力充沛哪！」當我這樣說之後，政良便答道：「雖然有因為神經痛入院過一週啦，不過倒是沒因為內臟什麼的入過院；我可是很健康的唷！」政良在七十一歲那年、也就是1990年的6月，參加了第七屆九州Masters陸上競技選手權•沖繩Masters十週年紀念大會的一百公尺競賽，跑出了十七秒八的成績，在70至74歲組中名列第一，體格依然健壯如昔。
這強而有力的說話聲，應該也是從年輕時候便一路持續至今的吧！緊接著，政良在訪談中，回想起自己服兵役時的樣子：
長官問說「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的時候，應道「是」舉起手來的人，就只有我一個。
回到島上，跟父親津久利一起耕作的政良，在1936年，也就是二十歲的時候，遭到了徵兵。然後，長官問了這樣一句：「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我想，當時政良回答的這聲「是」，一定也是洪亮而清晰的吧！那舉起的右手，一定也是堅定有力，讓人看得一清二楚吧！
可是，舉手答應後不久，政良心中立刻浮現起「這下麻煩大了」的念頭。舉起手的，就只有政良一個，其他一起從八重山出身的新兵，則全都沉默以對。「那時，我往後一看，發現沒有任何人跟著舉手，我就心想『哎呀，這下糟了，果然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哪！』」出乎意料成為眾人焦點，總會讓人感到侷促不安。可是，政良只是笑著說：「這讓我莫名感覺自己好像生在大東京的人一樣，頗有地位哪！」完全沒有任何不好的感覺。
政良的回想又繼續下去。「那個時候，沖繩也好、八重山也好，都沒有腳踏車吧？所以，只有待過台灣的我會騎車。」事實上，雖然數量很少，但不能說就沒有腳踏車，只是在八重山要學會騎腳踏車，這機會可說是少之又少吧！
為大家提點一下記憶，政良學會騎腳踏車，是在他寄居台北市大和町市田照相館時候的事。對政良來說，這段「台灣經驗」，不只足以自豪，同時也是區分他與其他不曾去過台灣的人的深刻烙印。正因為這輛腳踏車，他在徵兵時才會如此響亮地回答「是」。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在政良的心中，透過腳踏車連結在一起。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項連結兩者的東西，那就是公共運輸工具。
政良雖然被分配到熊本的部隊，但從與那國到那裡，必須歷經一段相當漫長的旅程。據政良自己的說法，「到熊本，得要花上一個月又好幾天的時間。」從與那國到石垣、沖繩本島、奄美大島、鹿兒島，沿路必須一再換船，然後還得搭火車前往熊本。在與那國島事先排好行程，買好船票和火車票才出發，根本是沒指望的事，只能到一站後，再找下一站的交通工具。等換搭的船一等就是幾天，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就這樣，等政良好不容易抵達熊本、前去部隊報到時，才知道他所配屬的部隊，已經動身前往中國大陸了。
就在政良被徵兵的前一年，亦即1937年，爆發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正式展開。大城正次因為蘆溝橋事變，被迫留在蘇澳南方；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則因為分毫之差，躲過了被派往戰地的命運。
熊本方面似乎做了判斷，認為不能只派政良一人前往戰地，所以政良不久之後，便帶著一筆旅費，踏上了返鄉之途。
回去的路上，政良並沒有循著來時的道路，而是從熊本一路北上。若是抵達門司，就能前往基隆。政良搭上了大阪商船的神戶—基隆定期船。他所搭乘的是客貨船「高千穗丸」（總噸數8154噸），1934年1月剛建造完成；九年後的1943年3月，它在基隆北方的彭佳嶼遭到魚雷擊沉，不過此時的政良，當然無從得知這艘船後來的命運。
從與那國經九州再往台灣的政良，對這趟大旅行是這樣說的：
我從鹿兒島到熊本，再從熊本到門司、下關。哎呀，那種電車（應為「列車」），老早就習慣了不是嗎？我從學校畢業之後，馬上就到了台灣、台北；搭交通工具的訓練，也是學校一畢業，馬上就在台北學到了。畢竟假日的時候，我總是台北基隆、基隆台北這樣來回遊玩嘛！
在台灣搭慣列車的經驗，結果在九州派上了用場。明明是出身和船淵源甚深的與那國島，但政良卻沒有特別提起海路，反而是說起了鐵路的事。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的體驗，在政良的心中，透過「列車」這種交通工具，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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