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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日據時代，日本人就發現台灣的肝癌以及黃疸性肝炎特別多。黃疸性肝炎當時叫做加答爾性黃疸。那時就有人懷疑，黃疸性肝炎可能是一種傳染病。例如，日本在中國大陸東北所蓋的奉天醫科大學裡，一名小兒科教授發現，當地學童會發生黃疸的流行。
他認為應該是屬於某種傳染病，於是，便著手採集患者的血液、大小便，進行細菌培養，卻都沒能找到任何相關細菌。但是他注意到另一個現象，患者的白血球數目減少了。因此，他起了疑心：這種病原體會不會是某種病毒？
日本帝大醫學部第三內科的日本教授澤田藤一郎來到台灣後，很驚訝的發現，台灣竟然有這麼多的肝病患者，特別是肝癌，這種盛況在日本是從沒見過的。澤田藤一郎原本專攻人體解毒作用，用生化學方法來研究身體如何化解毒物；這時看到這麼多肝病患者，就很感興趣，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法子能加強肝功能檢驗。
不過，當時肝功能檢驗方法不多，而且不夠權威，做起來又相當辛苦。當時沒有技術員，所有血液、大小便檢查以及抽胃液，都是醫師自己來。兩位前輩都中途開溜了，最後，發展肝功能檢驗這項大任終於落到第三屆畢業生宋瑞樓肩上。
在日本教授的鼓勵下，宋瑞樓做得雖然辛苦，但是也愈來愈有興趣。那時的做法是，把病人血清拿來，加上生汞，讓蛋白質沉澱，然後根據沉澱的情況，來判斷肝功能正不正常。
為了證明這種異常的原因，宋瑞樓嘗試去測定血清裡白蛋白和球蛋白各有多少，甚至也去測定非蛋白質的氮。因為當時已經知道，食物中的蛋白質分解成胺基酸後，會經由門脈到肝臟，然後在肝裡組成人的蛋白質；另外，體內陳舊的蛋白質則會在肝臟分解，變成尿素，由腎臟排出。因此，肝功能如果不好，這個代謝步驟就不理想。
「所以，我們就是做這些研究，來判斷肝功能好不好。但是，我看到不少病人，來診時就已經是末期了。例如肝硬化，幾乎都已經是大肚子、有腹水的，我都沒辦法治療。」
如何才能搶在病魔高奏凱歌之前，破解這道降臨在台灣百姓身上的詛咒？宋瑞樓明白這不是一場能速戰速決的閃電戰，而是一場需要堅韌意志的持久戰；時間方面，他很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
然而，日後這場與肝炎的戰爭所動員到的學門和人力，牽連之廣，還是遠超過一九五○年代在台大醫院孤軍奮戰的宋瑞樓所能想像。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文請見肝炎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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