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珮君

陳長文，大律師，1984年起連續三年被列十大「優良納稅人」，有一年排名第二，王永慶、王永在兄弟在他之後。他是「非企業家」第一人。

1988年起，他連續擔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祕書長、副會長十二年，2000年參加首次直選會長並連任三次共十二年，無給職。陳樹菊阿嬤在民國100年時慨捐賣菜及自傳版稅一百萬元給紅十字會，她說，她賣菜看過很多人，「是不是好人，我一看就知道。我看陳長文很可靠」。

這個被視為「可靠」的人，是知名的「超國界法律問題」教授、紅十字會終身義工、亞洲最具規模的法律事務所之一「理律」的資深合夥人、海基會首任祕書長兼副董事長。

陳長文是兩岸隔絕四十年以後，以民間身分代表台灣官方站在第一線的破冰人，是兩岸歷史的見證者、參與者、執行人。後來人們才漸漸知道，他是國共內戰孤兒。

他是兩岸歷史有血有淚活生生的一頁。

▋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

他的父親陳壽人是胡宗南麾下69軍「少將參謀長」。陳壽人參與國共在大陸西南的最後決戰，於四川殉難，屍骨無存，如何犧牲也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率軍突圍未成，誓死不降，舉槍自盡；一說是正要自盡，即遭共軍槍殺。

當時，蔣介石已將央行黃金、故宮國寶密運台灣，但仍一心希望在大陸本土留下最後一塊反共基地。

他調派胡宗南部隊去四川，盼與西南川、滇軍結盟，以時間換取空間，等待國際局勢變化，尤其是美國，以圖再起，挽回大陸赤化。這是所謂「西南戰略」。

我們自小就知道蔣介石把台灣當「反共復國基地」，他建設台灣、發展經濟、投資教育，要做「中國模範省」。他的目標在遠方，卻扎扎實實讓台灣成為亞洲龍。但歷史課本沒教的是，蔣介石在來台前，還親手策畫大陸西南反共基地，而結局慘烈。

蔣介石寄一切希望於胡宗南。胡宗南是抗日名將，黃埔一期，「天子門生」，深為蔣介石信任，他治軍甚好，是抗日戰後，少數紀律嚴明仍可一戰的兵團。陳壽人，黃埔六期，他的直屬長官69軍軍長胡長青，黃埔四期。他們都是黃埔子弟兵。

蔣介石的西南戰略是絕地求生，但那時已是1949年下半年，他在當年一月已下野，雖仍可在背後操控大局，但大勢已去，川滇軍頭聲稱反共，但在蔣介石屢屢電召下常不來相見，其心昭然，但蔣介石仍不死心。

相對地，共軍當時已調集精銳部隊，由劉伯承、賀龍、林彪、鄧小平等分進合擊，主要目標就是消滅國府在大陸最後一支「重兵」──胡宗南部隊。

所謂重兵，胡宗南能調赴西南的只有區區5萬人，而共軍有14個軍、50萬人，分七路圍逼胡部。這是明顯的寡不敵眾，何況資源不足，胡宗南曾電蔣介石，部隊「無兵、無糧、無衣」。

陳壽人本已帶妻小隨軍到台灣，還沒安頓好，即獲學長胡長青急電召赴四川。胡長青同時寫信給妻子，請陳壽人去時替他把家中「我的人字呢單軍衣……希一併捎來。」當時已是九月，他沒帶「秋衣」，可見出發時不知要久戰。

「我一直很困惑，爸爸為什麼要拋妻棄子回大陸去打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陳長文每次回憶此事，都一樣沉痛與不解。

陳壽人是「少將參謀長」，理論上，他應能參贊機要、了解所有戰情。但是，是嗎？他知道即將面對的是「注定失敗的戰爭」嗎？蔣介石、胡宗南當時都「不認輸」，認為尚有可為。

▋殉職的父親，被留下的兒子

民國38年，國府一路敗退，二月自首都南京下遷廣州，十月遷重慶，蔣介石直到11月30日重慶陷落之後，猶希望將中央政府遷往成都。他要求胡宗南誓死保衛成都，但胡部動向完全被共軍掌握。從《胡宗南年譜》記錄被俘共軍的招供，他們知道胡將攻東北，胡部因此改攻西南，但共軍又立即獲悉，並在西南守株待兔。明顯可見胡部有「匪諜」。

胡宗南對蔣介石極忠誠，蔣介石直接指揮胡，但兩人看法未盡相同，譬如，成都缺乏戰略縱深，胡宗南反對把成都當成決戰地，力主將部隊轉往外翼，散到西昌，「造成奇局」。蔣介石直到12月9日「西康王」劉文輝及「雲南王」盧漢同一天通電投共，並要「活捉蔣匪」，他才在屬下力促之下，於12月10日倉皇自鳳凰山機場飛抵台灣，從此未再能踏上大陸。

蔣介石飛離成都，仍然希望胡部不要全部撤出成都。

成都實在保不住，胡宗南在部屬力勸下，也於12月23日揮淚離開，飛抵海南島三亞，當天在日記寫下「情緒惡劣，夜不成寐」。

就在他離開成都後四天，陳壽人陣亡。根據《胡宗南年譜增修版》，陳壽人於成都戰役主動要求率軍殿後，掩護胡長青第69軍主力突圍，在民國38年12月27日（但陳壽人旌忠狀載明日期卻為26日），壯烈殉職。

而胡長青突圍之後，輾轉在西昌山區飽受襲擊，「過著非人的生活」，一直堅持到39年三月底國共最後一次大規模會戰，重傷後自殺。

「你父親有沒有入祀忠烈祠？」1989年時任參謀總長郝柏村問陳長文，陳長文搖頭：「我不知道。」

陳壽人生於民國元年，與中華民國同壽，他在1949中華民國最危急時成仁，三十八歲。身後留下三十五歲的妻子、五個稚兒，最小的兒子陳長武，當時因太小，留在老家福州，後來也沒有機會長大。而在台灣最小的兒子是陳長文，父親去世時，他五歲。

「我對父親幾乎沒有印象。」當郝柏村問陳長文時，那個五歲男孩已超過四十歲，比他三十八歲殉難的父親還要「年長」，他對父親沒有知道更多。

▋家書閒話，都是永不復返的日常

陳長文與郝柏村相識於工作。1981年台灣委託荷蘭RSV集團的造船廠訂造海龍、海虎兩艘潛艦，這是我們退出聯合國、與美斷交後，第一次與無邦交國的採購，陳長文毛遂自薦，以超國界法律問題專長，出任海軍總部法律顧問，後來因RSV爆發財務問題，面臨停工風險。陳長文祕赴荷蘭，嚴格要求「專款專用」，不僅讓兩艘潛艦如約完工，返國成軍，而荷蘭還因延時交貨，依約賠償。

當時郝柏村曾說，陳長文在荷蘭「救回」潛艦的功勞，「抵得上幾個師的兵力」。

他獲頒贈「雲麾勳章」，這個勳章是對保家衛國有重大貢獻者才能獲得，極少贈給非軍方人士，律師更是絕無僅有。

郝柏村知道陳長文的身世後，派人去查，陳長文才知道爸爸在民國62年已入祀忠烈祠，那時陳壽人在那裡已靜靜待了十多年。

媽媽不會不知道爸爸已在忠烈祠，媽媽為何沒說？

「自從爸爸走後，媽媽從來不提爸爸。我們四個孩子也不敢問。」陳媽媽在2004年九十歲去世時，陳長文的姊姊在媽媽遺物中，找到爸爸生前從九龍、重慶、成都發出的四封家書。最後一封是38年11月22日，離他陣亡時間約一個月，信中他告訴妻子：「胡先生已答應我，隨時可返台灣。」他寫信時人在重慶，「擬於公畢，乘機返台」，但碰到「兩航事件」，航班缺乏，他已預訂12月25日的機位，他要妻子放心。

從此，妻兒再也沒有他的音訊。

「爸爸的信不像林覺民寫給妻子的絕筆信，爸爸寫的都是瑣碎家事。」陳長文說。

相對於林覺民寫給妻子「意映卿卿如晤」的家國深情：「吾至愛汝，汝知之乎？吾固不忍汝之苦楚，汝亦知之乎？然國事至此，捨我其誰？」陳壽人家書是問太太台灣戶口辦好沒有？兒子是否已入學？想到她的持家辛苦，「不唯愛爾之心日有增加，而余內疚之處亦覺同時加深」，並承諾未來「余當與爾等共相處不相離也」。他殷殷囑咐太太頭痛要好好吃藥，並叮嚀大兒子長明「幫媽媽照應弟妹」、老二長寧「不可再頑皮過度，要和藹妹妹弟弟」。這是一個人夫、人父非常尋常的一封家書，這種尋常再也不可得。

父親不會回來了，當時才十三歲的大哥知道自己要幫媽媽撐起這個家。他是他們四個手足中唯一沒去念大學的。他選讀才剛成立的海專，畢業後就上船了，那是相對高薪的工作，應可大大減輕媽媽的負擔。

大哥也曾想報考軍校，媽媽沉痛地阻止：「我已經把先生貢獻給國家了，我還要再奉獻一個兒子嗎？」

她當時甚至不知道她朝思暮想的先生究竟何時死、怎麼死的。政府當時可能也不確定他是生是死、被俘或降。否則，胡宗南在民國41年即申請讓陳壽人入祀忠烈祠，為什麼沒有下文？直到62年一位也是黃埔畢業的陳家族兄再度申請，才終於成功。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陳壽人轟然碎裂卻無從確認的那許多年，他的妻子應仍在盼望他活著，但可能也在擔心他未死。這些矛盾的心事，她在眷村能跟誰說？

▋斷裂的歷史，沒有名字的犧牲

一個少將之死，尚且如此真相難明，遑論其他的小兵、小官了。他們都是人子、人夫、人父，歷史沒有他們的名字。

「陳壽人」，這個名字未曾在胡宗南、蔣介石日記中出現過。而「胡長青」則在民國39年3月24日最後一次出現在胡宗南日記中：「朱光祖退白水河，胡長青、王伯驊退大樹堡，顧葆裕退出會理，情形突變。」這天日記僅這四句話。

第二天，3月25日胡宗南日記也只有四句話，最後一句：「西昌危在旦夕矣。」

這是胡宗南39年日記的最後一篇。他的部隊全軍覆沒，中國大陸自此全面赤化。

《胡宗南日記》在39年3月25日之後，直接跳到民國41年，胡宗南開章第一段：「歲月匆匆，憂心悄悄，往事勞勞，夢魂擾擾，從未記日記，從不敢記日記。」字字傷痛。但是，歷史何能、何忍就此留白、斷裂？他的部屬、兒子胡為真整理史料、書信，陸續出版了胡宗南年譜、文存及《疾風知勁草》、《情到深處》、《國運的轉危為安》等書，盡可能還原許多細節、補上人名。

陳壽人自十六歲起進入黃埔當兵，他的孩子分別出生在福州、貴州、昆明，他最後的鮮血烙在四川邛崍五面山。那血是為了已經虛弱不堪、退居台灣的中華民國，那也是他的妻兒最後得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地。

西南戰役失敗了，卻意外地保存了台灣。毛澤東的文宣大將王力晚年在回憶錄中記下毛澤東的私下感慨：「我黨七大後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台灣……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台灣，蔣介石贏了，我們輸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

▋站在兩岸破冰第一線

台灣因胡長青、陳壽人及無數人的犧牲而得到喘息，未被中共乘勝追擊，未遭赤化，在廢墟中努力建設，經濟起飛，並越來越有自信，蔣經國在1987年解嚴、開放老兵返鄉探親，1991年李登輝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八○年代「台灣錢淹腳目」，台灣海峽已攔不住大陸人對台灣的嚮往，偷渡客絡繹於海。人實在太多了，台灣抓到即原船遣返，他們常在半途跳海又逃回，據說後來偷渡客遣返時都被關在船艙，上面再用木板釘死。

悲劇發生了。

1990年最熱的六、七兩月，連續兩艘「閩平漁」號出事，熱死、淹死共四十六人。這麼多人命，兩岸政府必須解決了。

台灣當時兩岸政策仍是「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最後委由民間當白手套。當年老兵返鄉探親，其中出入境手續、身分證明，無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居中細膩折衝、協助解決的是紅十字會，並與對岸紅會建立良好互動，這次偷渡客遣返、兩岸如何在海上交接，便仍然委由雙方紅會處理。這兩次歷史任務，都是由時任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祕書長陳長文代表台灣官方站在第一線。

在「閩平漁」事件兩個月後，兩岸紅會代表在人道上「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簽訂《金門協議》，這是兩岸因內戰而勢不兩立、相互隔絕四十年之後，正式破冰的第一份具有官方效力的文件。

1990年《金門協議》簽訂的地方在「戰地」金門，地點是「仁愛」山莊，台灣代表是「內戰孤兒」陳長文。歷史何其弔詭？

後來這種民間模式更擴大為海基會、海協會的「兩岸兩會」，海基會首任祕書長也是陳長文，並在1991年率團赴北京訪問，獲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及國台辦主任王兆國的接待，這也是兩岸分治以後的第一次。

這是「諾貝爾和平獎」等級的歷史迴旋，如「現代啟示錄」。

文章預告：

01/23更新： 沈珮君／無定河邊骨，陳長文的脊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