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邀詩稿到邀宴
「喂——羅青嘛，晚上有空，過來一起聚聚！」電話那頭傳來一串清脆響亮的京片子，一聽便是林海音林先生（1918-2001）的聲音，「要是什麼著，太太孩子也一起過來，熱鬧熱鬧，我們包餃子。」
時間是民國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正值台灣經濟開始欣欣向榮的階段，我搬離了敦化南路三五一巷口租屋處，住進了隔壁三五五巷碧雲華廈一樓新居，距離林先生的永春大廈寓所，走路只要三、四分鐘，近便非常。只要是林先生請客聚會，那必定是群賢畢至高朋滿座，海內外的學者名家，歡聚一室，春風笑語，時驚四座，所謂「半個文壇」，於是乎在。我有緣經常穿梭其間，當然是受益匪淺，盡享與時彥才俊聚談之樂。
當年經常在夏府出入的文人墨客很多，遂使府中客廳，有「台北半個文壇在夏府」之譽。況且主人熱誠好客，在大廈頂樓，另備有客房一套，設施一應俱全，以供海內外作家學者行旅台北時小住，每到寒暑假時，盛況更是空前。出入夏府機會不算最多的我，所遇到的各方豪傑，就已經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我常碰到的學者有夏志清、齊邦媛、林文月等，小說家有王藍、季季、紀綱、潘人木，戲劇家有胡耀恆，散文家有夏元瑜、羅蘭、琦君，詩人有余光中、瘂弦、楊牧與楚戈，翻譯家有蔡思果、殷張蘭熙、黃宣範、彭歌，出版家兼散文家有大地出版社的姚宜瑛、爾雅出版社的隱地……還有梳著西裝頭的名攝影家王信，總是在一旁微笑著拍攝記錄。而談鋒甚健的何凡先生夏承楹（1910-2002），則不時從書房的「玻璃墊上」溜了下來，打個招呼，急忙聊上幾句，胡亂塞了幾個餃子，又鑽了回去，去趕他的專欄稿去了。
有一個時期，在香港執教的余光中先生常說，每次返台，受邀聚會，便有一種感覺：「好像到了夏府，才像回到台灣，向文壇報了到。」
我與林先生結緣於大學時代，那時我受到瘂弦先生的鼓勵，剛開始在《幼獅文藝》投稿不久，就受到她的注意，親筆來函，說是要以最大方的版面，在她主編的《純文學》月刊（1967-1972）上，刊登我的作品，真真讓我這個大學生，受寵若驚。於是，我立刻從手邊大堆詩稿中，挑了一首五十行以上較長的，不容易為報紙副刊所接受的詩，寄了過去。
過了兩個月，雜誌寄來了，寄到我基隆家中，剛剛才自輔大英語系畢業一周的我，急忙拆封翻看，是1969年7月號6卷1期（總號31期），果然，在目錄上，我的詩〈給草〉與余光中先生的〈《敲打樂》後記〉排在一起，而那一期，就只發表了這麼一首詩，排版寬鬆大方，這實在是一個主編，能夠給予年輕作者的最大鼓勵。我懷中就是搋著這種初入文壇的興奮，到雲林虎尾入伍服役的，一年之內，寫了四、五十首詩，正可謂「詩想」爆發期。
真沒想到，退伍出國後，我家由基隆遷至敦化南路與忠孝東路之間，剛好與新遷過來的夏府成了不知情的鄰居。當時，台北教育藝文界人士，多半聚居住在城南台大、師大附近。七○年代初，台灣經濟因過去十年加工出口區的興旺而飛躍發展，城北一帶新區，道路寬整，林蔭悅目，市容亮麗，設施完善，大樓連雲而起，名店沿街而開，奪走西門舊城丰采，成為市民居住新寵。
對這個現象，余光中就曾為文抱怨過：「台北是愈長愈高了，長得好快，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城的東北，在松山機場那一帶喊他。未來在召喚，好多城南人經不起那誘惑，像何凡、林海音那一家，便遷去了城北，一窩蜂一窩鳥似的，住在高高的大公寓裡，和下面的世界來往，完全靠按鈕。」其實，余先生的說法也不盡然。林海音住的永春大廈，距離忠孝東路大街不足二十公尺，入夜當然十分熱鬧。再往下走過兩三條巷子，到我住的地方，那裡還是十分幽靜的。
林先生主編《聯合報．副刊》十年（1953-1963），眼光獨到，判斷精準，提拔本省外省人才，鼓勵學院內外後進，推廣創作，不遺餘力。她為人巾幗不讓鬚眉，個性豪爽而有俠氣、有丈夫氣，待人坦蕩光明，做事果斷有效，文壇人脈相當深廣，在台北編輯群中，難有出其右者。後來因為刊登諷刺當朝的新詩，引起風波，她果斷辭職。離開聯副，她並不氣餒，一本愛護作家的初衷，繼續創辦《純文學》月刊（1967-1972）及出版社（1968-1995），更進一步，聚集了海內外的作家學者，發表出書，為純文學，博得「中國第一個文學專業出版社」的美名。
1979年，林先生率台北作家代表團，訪問東南亞諸國，我有幸隨行，得以親身體會林先生對晚輩照顧的大家長風範。大家在一起，除了正式拜會外，還有許多餘興活動，例如好奇的聚成一團，皺起雙眉大啖榴槤，或騎上大象四處招搖之類的，沒大沒小，十分愉快。
從這次旅行中，我發現林先生有興趣蒐集與大象有關的飾品及藝術品，家中玻璃櫃中更是擺滿了各色大象小象。我對林先生說，明朝人喜歡繪畫或雕造〈洗象圖〉，有「萬象更新」、「太平有象」的寓意。「羅青，你說得不錯。我們民國38年來台，匆匆已經過了三十年，這一段難得的太平日子，應該好好珍惜。這一點，我們逃過難的人，感受最深。」言語之間，好像完全把編《聯副》時所遭的劫難，拋諸腦後了。
如今回想林先生說的這三十年，正是「人才紅利時代」在台灣爆發的全盛期。而夏府的客廳，在她的主持下，好像一個小型的文化人才「核能反應堆」，當時所發揮出來的文學能量的熱與藝術電力的光，一直持續到現在，令人緬懷不已。
2 從出點子到出書
1981年初，我在夏府客廳，初識大地出版社長姚宜瑛女士（1927-2014），她知道我入選國中國文課本的〈水稻之歌〉一詩尚未結集出版後，便力邀我在「大地」出版詩集。「集名就訂為《水稻之歌》好了！」她爽快的建議。
那時我已出版了三本詩集，分別為《吃西瓜的方法》（幼獅版）、《神州豪俠傳》（武陵版）、《捉賊記》（洪範版），每本詩集的名字都「名不驚人死不休」，第一本常被歸入食譜類，在書店的書架上，與傅培梅成了鄰居；第二本進了武俠小說出租店，左邊是金庸，右邊是古龍；第三本不用說，當然是上架成了偵探小說，與牛哥李費蒙混在一起。本來第四本詩集也想用一個別致的書名如《早起大呵欠時所見》、《讀不下書的時候》、《蒼蠅族》、《假如我沒有變成一棵松樹》……之類的。不過，既然初次相識的書市專家「姚大姊」慨然邀約出書，又已開了建議書名的金口，我不好拒絕，只好順水推舟，從善如流了。
老實說，我之所以如此痛快答應，還是因為自己心裡，也打著一個小算盤。我想〈水稻之歌〉，既然已收入國中課本，算是免費宣傳廣告已出，應該是詩集暢銷的保證，既然如此，取一個正常而普通的書名，又有何妨？不料，詩集出來，銷路居然平平，一印三千本的書，只印了兩三印，便難以為繼了，還不如前面幾本詩集銷量的一半，弄得我納悶不已。
後來有一天，我搭公車自師大返家，乘客擁擠，我被擠到兩個嘰嘰喳喳的國中女生前。其中一個說：「喂，明天考國文，重點在哪？」另一個答道：「這三課，最重要，其他可以不看！」「那這一課呢？」「喔，這課簡單，根本不會考，就算考，也就考這兩題，一是〈水稻之歌〉作者為誰？答羅青、羅青哲都對，二是這是什麼詩，答新詩、現代詩都對，簡單啦！不必準備。」我這才恍然大悟，作品一旦選入教課書，成了考試題目，便成了教人皺眉的愁眉貨，絕非作者之福。
我與姚女士這邊有關出書細節以及封面設計的討論，剛剛告一段落，林海音與琦君那邊，立刻緊急召我過去。「琦君要出一本關於宋詞賞析的書，我們討論了半天，找不到恰當的書名，羅青，你是出名的點子王，說是最會取書名。」
「這容易，既然是講宋詞賞析的，我看……就叫《詞人之舟》好了，可以渡一渡一般讀者，看完此書，便可捨舟登岸，鑽進詞家的閬苑琳瑯、琅嬛福地。」我胸有成竹的脫口而出，還不忘加了一句：「若蒙採用，我免費奉送封面設計，因為我有一張小畫，正好適合做此書的封面。」回答一氣呵成，有如事先知情，早有宿構。琦君聞言，連聲稱奇，並打趣說：「早知道你有這買一送一的快捷本領，前面的幾本書，也該找你，免得每次出書，都為取書名找封面而煩惱半天。看樣子，你可以當純文學的出版顧問了。」
我之所以能立即想到這個看似現成的書名，是因為我自己正在寫一本介紹分析英美詩歌的書，名叫《詩人之橋》，準備做我在師範大學英語系開的「英美詩歌選讀」課的參考書。當年，余光中先生受聘入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把我從輔仁大學延攬到師大，接替他的課程，以便遙接梁實秋先生的傳統。我不敢大意，不寫出一本書來，不足以報先生之雅意。從《詩人之橋》到《詞人之舟》，不過一聲一字之轉，聽到有人緊急問計，當然就順口溜的，毫不費力的溜了出來。
不久，《詞人之舟》（1981）出來了，封面既古典又現代的圖式，獲得許多好評。林先生一高興，便打電話約我，要請吃飯，謝我免費書名設計之功。「餐廳就在你們巷口的『羅曼蒂』，我們吃法國大餐，還找了楚戈、鄧禹平與席慕蓉，你們是老朋友了吧？」當時的羅曼蒂法國餐廳，是台北最貴的高級餐廳之一，門口經常有外交部的黑頭禮賓車排成一列。我雖然就住在旁邊，但還沒有大膽一試的機會。
吃法國餐，當然少不了蝸牛、鴨肉與紅酒，賓主盡歡之後，林先生說明請客的用意。「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她套了一句當時最流行的用語；「我請四位來，是看中你們都是詩畫兼通的能手，能不能繳出一本詩畫集來，給我們純文學出版，可以加一些彩插頁，印得精美些。」那天，楚戈與我都酒足飯飽，十分享受，又聽說要給我們出詩畫集，高興得連飽嗝都不小心打了出來。
過了兩年（1984），鄧禹平的《我存在，因為歌，因為愛》（楚戈、席慕蓉圖）、楚戈的《散步的山巒》與我的《不明飛行物來了》先後出版，採大三十二開本，封皮用銅版紙彩色精印，別致又大方。我的書，封面顏色是沉穩的香蕉金黃，印上黑粗體的書名，分外醒目，再配上我畫中貼灑的金箔，閃閃生輝於夜暗之中，透露出一股神祕莫測的力量，是我出版過的詩集及詩畫集中，封面最為典雅亮麗又幽深玄妙的，成了我最成功的封面設計之一。
不過，當時台灣詩集的銷量，已有下滑的趨勢，不復民國六十年代中後期的盛況。如此精美的書，也只印了二、三印，就難以為繼了。相較於純文學其他的暢銷書，如彭歌譯的《改變歷史的書》、子敏散文集《小太陽》、王藍長篇小說《藍與黑》、紀剛的《滾滾遼河》等歷久不衰的長銷王牌，我詩集的印數，只是他們的零頭而已，實在是太小兒科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