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一位詩人應邀來學校演講，是晚上的時間，在學校以已故校長為名的大禮堂舉行。演講的開場白，他還特別提到學校裡有一位同學是年輕優秀的詩人，他說就是在台下，他並不認識也沒有看到的我。那時期，我讀了他在《草笠》發表的詩〈在冷戰的年代〉，有些刮目相看。同期也有我的一首詩……
六八革命的時候，我重拾學業，進入台中的一所大學修習歷史。這個也被以法國革命稱之的學潮，是相應於越南戰爭的學運，左翼思想、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群起抗爭，不只在歐洲，也在美洲及亞洲的日本形成效應。因為反戰，因而反美，這在反共前線的台灣是缺席的，報紙偶爾會有些報導，但一些評論都指向共產黨分子滋事。戒嚴體制下的台灣，大學青年被體制馴服，反共救國團伸入高中、大學校園，吸收青年入黨，青年的視野被局限在體制的高牆裡。
台中已是我熟悉的地方。褪下軍服，但在大學裡仍須接受軍訓課程，也只能虛應以對，應付了事。修習歷史而非文學，我認為更適合自己，太感性的人生也許要經由知性的調整，要修正自己不切實際的人生觀。即使我選擇了要成為文學工作者，要走詩和小說寫作的路，我也不認為就要讀文學科系。我喜歡那種非科班出身的詩人和小說家。像俄國的契訶夫就是學醫出身的作家，他的小說有細膩的人生觀察。
家裡很高興我又進入大學。原來父親一直期待我讀醫科，成為醫生，家裡從小學就是我到親戚家寄宿求學，也因為那種特別的寄望。我知道入伍服役而中斷學業的我讓父親失望，但我並沒有受到指責。沒有放棄大學文憑，父親是欣慰的。家裡仍然像對待未成年孩子一樣負擔我的學費和生活，但我自己覺得應該多少也分擔一些。打定了要打工、兼差，我在府後街的一家小廣告公司找到文案的工作，那是一家小公司，同意按件計酬，不必正常上班。因為這樣，我在附近的自立街找到一個住處，是一個民家的二樓。兩個地方都鄰近我就讀的大學，我買了一台中古腳踏車代步，騎個十幾分鐘就可以到學校。
大學的課程比我想像的更貧乏，同班同學以女生居多，都是晚於我年紀的一輩。開始時，我很少與同學打招呼，常常上課到、下課離開，把自己孤立在同學之外。倒是，打工的公司有一些女同事，與我年紀相仿或稍長，工作接觸還熱絡融洽，她們有些像大姊一樣照顧我，還會開玩笑說要介紹女朋友給我。
常常去一家兼賣書籍與文具的書店買書、買稿紙。那時時興著流通在卡片上印一些詩句，老闆問我要不要試寫一些讓他印成卡片，我常常摘錄在自己筆記簿的簡單行句，交給他，也得到一些費用。我也寫稿，把像是小說的稿作寄給報紙副刊，發表後也會得到一些稿費。從高中未畢業中途退出，原以為寫作是可以謀生的行業，其實並不那麼容易。如果靠稿費，那會是有一餐沒一餐，現實的殘酷在離開學校、再進到大學讀書的這一段日子，才真是體會到。
說是修習歷史，其實我自己仍然喜歡自己的漫讀。就像在高中時，學校的課本以外，文學、哲學、藝術的書籍，愛不釋手，常常覺得教科書的內容太平庸了。期中考、期末考，應付起來沒什麼，大學學歷似乎也只是某種應付社會需要的文憑，倒是自己要充實日後真正進入社會的本事。班上的同學知道我已服過兵役，比他們年長，也知道我兼了一些工作，也偶爾會在報紙、雜誌發表作品，對我都滿親切的。
有一回，一位詩人應邀來學校演講，是晚上的時間，在學校以已故校長為名的大禮堂舉行。我也去參加了，那時他名氣滿大的，出身外文系，又喝過洋墨水回來的詩人、學者，有一種光環。演講的開場白，他還特別提到學校裡有一位同學是年輕優秀的詩人，他說就是在台下，他並不認識也沒有看到的我。那時期，我讀了他在《草笠》發表的詩〈在冷戰的年代〉，有些刮目相看。同期也有我的一首詩。我不喜歡像〈蓮的聯想〉那類新古典情趣的調性。口語白話有節奏感的文字，感覺比較真實。
我喜歡七等生和陳映真的作品，高中時期，學校圖書館的刊物，就有兩人的小說。七等生謎樣的小說氛圍，像〈來到小鎮的亞茲別〉，那麼不知所以的鬱鬱不樂，感覺像黑白電影中一個蒼白的男子朝向迷霧籠罩的海濱走去，只看見不斷消失的背影，而陳映真的小說，像〈將軍族〉裡，康樂隊的女生和伸縮喇叭手，後來在送葬的隊伍中，前導指揮的女生和伸縮喇叭手的老兵，在久別相遇的悲愴人生敘述後，第二天早晨被人看到雙雙躺在甘蔗園，被說是像將軍的結局。陳映真和一些人被捕的消息在這年暑假傳出，那時我在家中又重讀了他的作品。
讀這些小說比在大學讀的教科書還更能啟發心智。我嚮往的就是這樣的文學風景。但我不能放棄我重新拾起的大學學業，已走過一段冤枉路，對於家人來說，我算是好不容易重回軌道。在青春已逝的人生階段，我試著讓自己安置下來，儘量在現實與理想中取得平衡，有叛逆的心，但我不能再任意叛逆。新兵訓練中心、裝甲兵學校、裝甲兵訓練中心的服役經驗都像烙印，在我已過往的青春裡。
兼差的公司有一位女生，家裡大拜拜，邀請大家去鬥熱鬧。公司的同事們一起到她在北屯的家。屯區是相對市區的市郊，是傳統屯墾留下來的社區聚落，正好以東、西、南、北環繞著核心的中區以及東、西、南、北區。野台戲、廟會、□豬公，整個社區都籠罩在節慶的氣息之中，辦桌的宴席，此起彼落的划拳、勸酒、乾杯，夜色和燈光交錯，醉醺醺的我被公司的女同事攙扶搭乘計程車回住處，在車上我幾乎躺睡在她的肩上。第二天，我才知道這位女同事把我安置在睡床，才自己回家。
我仍然會去「文藝沙龍」喝咖啡，和老闆也熟識起來。他是一個讓人感到有些夢想的生意人，喜歡叼著香菸，常常坐在靠近櫃台的一個位子，看著客人也對客人微笑。我常在那兒聽古典音樂，特別喜歡德弗札克的《新世界交響曲》，在厚重的樂音中似乎洋溢著鄉愁。咖啡館裡的青年們和我一樣大多留著長頭髮，這是時代的氛圍，是反體制的一種風潮。台灣的一些青年們也用這樣的方式去連結世界。在現實上我們不能反叛，但是象徵性的反抗也是一種行動。
留著長髮是要被取締的。有一個夜晚，我從「文藝沙龍」出來，走向中正路，想要經由市府路，轉府後街，再經三民路到第五市場旁自立街的住家，但在中正路上就遇見警察正圍堵長髮青年。被認為長髮有礙風俗的青年，一個一個到了派出所，除了面對警察的叱責外，還當場由理髮師修剪頭髮。我近距離地觀察警察的取締行動，從圍觀的人群空隙裡看看戒嚴法下的暴行。
一位台大外文系教授，也是小說家，留了長髮，就在一次取締中被警察帶到派出所，在警察叱責聲中，那位教授表明他是台大外文系教授身分，警察回應說教授更應該作學生的表率。知識分子的身分在面對警察國家的暴力時，也無聲以對。這就是戒嚴時期的台灣，是世界在六八革命、青年們反體制現象群起時的巨大反差。就是那樣的年代，我在大學經歷歷史學的形式梳洗。
在《創世紀》、《南北笛》發表了一些詩後，我也在《草笠》發表作品，並因此認識了同樣是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年輕詩人。鄭君是我高中的校友，曾經活躍在校刊，我在學校時不在校刊投稿，互相並不認識，但經由《草笠》而相逢。他在台中讀醫科，算是繼承了父志，已經在《草笠》建立一些名聲，受到前輩詩人的器重。因為都來自高雄，曾為高中校友，都寫詩，逐漸成為知交，假日常常相見。
《草笠》的創辦人群，有許多是跨越語言一代，是從日本語而中文的詩人。我初次在《草笠》登出作品，那一期也發表了葉笛譯介的日本詩人□川信夫《何謂現代詩》中〈詩人的條件〉，我對其中「所謂要活在現代，便是被強制著A□卡繆的三個命題：肉體的自殺，哲學的自殺，以及反叛的抉擇，亦即從叛逆走向社會革命的熱情，對於行動的知識分子已成為最寬闊的門，成為一步步走近新全體主義的危險深淵。」感動不已，抄錄在自己的筆記簿。
隨後的一期《草笠》，李魁賢譯的Georg Ried《德國現代詩史》，就開始刊出了。在第二章的〈價值的崩解〉，托瑪斯．曼就登場了，結尾有獻給他的頌辭：「托瑪斯．曼——藝術與生命的探勘者／在招損與成就之間，頗多滄桑／在精神的歡暢裡，為時光的內容所繫念／於文中塑造自由安詳」，經由日本或經由世界的《草笠》詩人學校，在我心中是這樣形成的。接著托瑪斯□曼的是卡夫卡——異於冷靜方式，充滿熱心的同情，對現代詩發生巨大的影響。在《德國現代詩史》的連載中，「卡夫卡塑造了現代人在荒謬的現象世界裡的焦慮不安，他被棄絕，無家可歸，神也失落，卡夫卡控訴機構化的世界。」然後，布來希特，「以劇作家的身分，極力而且堅定地控訴『貪心』、『自得的市民』，及其對道德的偽誑。」
比起在大學，我的詩人學校給予我的人文教養也許更多。在一九六○年代中後期，正當全世界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正在反叛體制，冷戰的氛圍在美蘇對抗的形勢形塑，我身在詩的世界觸及這些脈動。戰後的台灣形同被類殖民統治，沉澱在歷史陰影裡的二二八事件，從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言談中透露出來。那是我出生的一年，在我已離開的高中教室的紅牆的彈痕，那經由一位體育老師不經意地說出的祕密，彷彿伴隨我人生的祕密，與歷史見證者交會，我的啟蒙也經由這樣的交會而形成。
我後來和鄭君有時會一同前往住在豐原的詩人家。他也是一位小說家，以小說留下在南洋參加太平洋戰爭的台灣人日本兵經驗。一九三○年代末就讀台中一中，因為抗議日本皇民化的改名，在學校和同學發動抗議學潮而未能畢業的他，一九四○年代初被以自願兵名義徵召，終戰時在印尼瓜哇的叢林度過戰俘營的日子。他一九四○年代和我的一九六○年代都是從青春跨入社會的轉變過程，正是二十歲世代的相仿年齡。我的詩人之路關連著某種共同的時代性和世代性。
一九六○年代中後期的台灣，正是從白色恐怖時代的陰影逐漸展現覺醒的時代。我加入的《草笠》是和《台灣文藝》同年創辦的本土文學刊物，分別以現代詩小說作為墾拓內容。同在一九六四年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因在印刷廠製作過程被密告，而未能發布，彭明敏教授和他的兩位參與學生也都被捕入獄，後來彭明敏流亡出國，但自救運動以不同的形式展開。《草笠》和《台灣文藝》象徵的就是文學的自救運動。
陰影是存在的。美軍B52轟炸機在清泉崗空軍基地起降，進行越戰的行程，在台灣的上空造成轟隆的爆裂聲，形成像日蝕一樣的時代陰影，遮蔽了太陽光。而戒嚴體制的陰影在一九六○年代中後期，也像月蝕現象。心靈的月光被遮蔽在威權政治的權力夢魘之中。就像二二八事件的歷史隱含在人們的心裡，就像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隱含在人們的心裡，時代的思覺在父親的世代和我的世代依然存在著傷痕。只不過加工出口的經濟支撐著市街的繁榮景象，霓虹的亮光閃爍在沿路的商店，夜晚常常看見人潮，有時候我也在其中。一面在大學就讀，一面兼及一些文案工作，一面寫著自己青春過敏性煩惱留下來的虛虛實實故事。有時，我也會想起在南方的梨花，不知道她怎麼樣，她還想念我嗎？或許，已遺忘我了吧！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