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裡沒有自己這個「人」，而恰恰是因為這樣，成就了他這樣一個「人」。一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
一個十七歲的小小兵，吃不飽，瘦到連槍都舉不起來；他被打到受不了，作了逃兵。小逃兵走投無路，餓得在街頭撿東西吃，成了遊民。好不容易做了小工，有吃有住了，但不堪被當傭人，最後仍回到軍隊作小兵，卻又天真爛漫寫信「自首」，跟原本的連長道歉當時「不辭而別」，並老老實實報告他現在某單位，淳厚的傻小子因此變成通緝犯。他只好改名，卻又在二十四歲因病被列「老弱殘兵」，強制退伍。他無家可回，但沒有自暴自棄，找到工作，並準備考大學；第一次落榜，第二次數學零分，但其他科目甚好，以二十八歲高齡考上第一志願，政大新聞系。但災難還沒結束，他大二時被指高中學歷有問題，教育部勒令退學，最後留校察看。
這個小小兵，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魯蛇」。誰也想不到當年的魯蛇最後做了《聯合報》總編輯、社長，健筆如椽，僅評論文字逾百萬字，出了十三本書，在八十四歲時得了總統文化獎，八十五歲獲頒二等景星勳章，八十八歲出版二十萬字的生平回憶記事《姑念該生》。
張作錦先生，我們在報社稱他「作老」，直到現在他走路都像個小小兵，快速敏捷。他身分證上的生日是「四月四日」，兒童節。就跟他的高中文憑一樣，他的生日也是「時代產物」，他不知道自己生在哪一天，他說，選兒童節，只是因為好記。我覺得不僅如此，那是一個在軍中屢遭責打的孩子想爹娘。他對父母的孺慕之情，終其一生「相思無從寄」。
這個孩子一次兒童節都沒有過過。作老也不願意過生日。
作老六歲就成了孤兒，父母直接、間接死在共產黨手上，他一生的心情就是「孤臣孽子」。那時沒有「亡國感」這個詞，而「亡國感」卻是每天壓在肩上、心上的日常。
誰與斯人慷慨同
「亡國感」，現在被網友戲稱「芒果乾」，當年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是死生大事。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毋忘在莒」、「臥薪嘗膽」，從總統到小學生都拳拳在心，就是這種強烈的亡國感，上下一心，自強不息，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易經》「乾乾夕惕若厲」是那個時代的精神，也是作老一生奮勉憂懼的寫照。我們曾經輝煌，李登輝承繼蔣經國留給他的總統職位時，正是「台灣錢淹腳目」，而現在三度政黨輪替，不論是政治民主或經濟民生，我們越來越好了嗎？中華民國仍在「自強不息」嗎？
「誰與斯人慷慨同」，這幾年，作老有些力不從心了，但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希望「江山勿留後人愁」。二○一五年，他終於決定結束長達二十七年的專欄《感時篇》，發表〈告別讀者〉時，一個讀者打電話給《聯合報》編政組，哭著說，「我們了解什麼是灰心，但是，請張先生不要停筆」。作老這個孤臣孽子最後一本時論集的書名是《誰說民主不亡國》，亡國感直接入題了，「心所謂危」已到何等深切。
作老瘦弱，筆下卻有千鈞之力，厚重，哀傷，讀他的書總像被人一下一下搥著胸膛。我跟作老相差近三十歲，初讀他的舊作時，還不認識他，忍不住驚嘆，這是什麼先知先覺的高人。台灣現在的問題，他在二、三十年前早就直接指出了，很多讀者因此推崇他，他卻毫無「吾道不孤」之感，他說「作為作者，哀矜勿喜」，他憂心忡忡，「台灣幾十年的政治、社會問題，絲毫未改，這是衰亡之兆，而覆巢之下，孰能倖存？」
作老是快筆，但這本回憶錄，卻歷時四年，是他一生最艱鉅、漫長的寫作工程，內容和他實際人生相比，簡約過甚，一因他謙抑，他認為「斯人也，小子也」，怎能「托大」寫回憶錄？即使書成，他堅持不肯在書名用「回憶錄」三字。二因他長年做總編輯的性格。在《聯合報》，丟掉的稿子比刊出的多得多，他對自己記憶體的資料，「選稿」、「核稿」甚嚴，一度認為撰寫本書根本是「棗災□禍」，寫寫停停，若非各方好友勸勉甚殷，幾乎不能終篇。三因他不願道人之短，就算有所謂「內幕」，點到即止。還有，那個家破人亡的時代，多少創傷，年少時即已封存，老時尤不能觸碰。
鄉關何處
「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他的「土」是整個大中國。翻攪這幾十年的回憶，其實沉重。作為他的主編，我看著他受的折磨，經常不忍。本書寫作過程中，他的睡眠狀況很不好，頻頻作夢，他的夢反映了心底深處的幽微：
——隨一旅行團出遊，但不知為何脫隊走失了，在一條暗巷中狂奔，前後無人。
——回到紐約，去找《世界日報》，天氣極冷，暈倒在地。沒有人認識我，一個好心人願送我回家，我說不出家住哪裡。心一急，就醒了。
家在哪裡？
認識作老的人，都知他的性格堅毅，但我看過他流淚。
他在寫〈許倬雲的三次眼淚〉前，我先聽他說了。其中一次，時代背景是抗日戰爭，許倬雲家住長江邊，那天，許多小兵上岸，川流不息，許媽媽把小許倬雲放在門前石獅上，自己忙著替他們燒開水，媽媽告訴許倬雲，「那些孩子從這裡走過之後，可能再也回不來了」。中日那八年極慘烈、極不對稱的戰爭，中國的「血肉長城」就是一個個這樣的年輕人用父母給的身體堆起來的，中國因此沒有亡。長大之後成為中研院院士的許倬雲，在跟作老說這段往事時痛哭流涕，作老在跟我說時也滿臉淚痕。
一九八九年春，他第一次回大陸探親，與相別四十年的姊姊重逢，晚上在星空下、水井旁洗澡，睡在地上的乾草堆，不以為苦。當時學運熱潮溫度越來越高，他遠在雲南山上都嗅到了不尋常，趕赴北京，四月初到天安門，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刊出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他在路邊看著那些喊著「爭民主，反貪汙」的學生，望著「他們年輕、熱情、勇敢而又充滿憧憬的臉」，他感動又憂慮，寫了一篇特稿，〈長安大街的那一頭有民主嗎？〉他在文中直抒疑懼，「要武裝鎮壓了」，刊出那天是四月三十日。五月下旬他回到紐約上班，不到一周，六月四日天安門槍聲響了，他的憂慮竟成了預言。那些年輕人的臉，那些呼求，「只不過是做一個人和做一個國民的卑微願望而已」，這成了他一生的終極關懷，申論深時，經常哽咽。
沈君山和作老相交半世紀，兩人往返書信如赤子。沈君山第二次中風後，曾在聯副發表〈二進宮〉，公開他已交給律師及親人的遺囑，聲言絕不要無謂的急救，但在第三次中風倒下後，臥病十一年，遺囑竟不能執行。這樣一個風流倜儻的瀟灑公子，這樣一個在二次中風之後仍「尚思為國戍輪台」的血性男兒，半生奔走兩岸，三見江澤民，想為中國「一而不統」鋪路，不料最後竟不能為自己生死置一辭。「悵望千秋一灑淚」，作老每到醫院或赴新竹寓所探望他，往往掩面失聲。
永遠的記者，一生的使命
作老喜與文人相交，所謂文人就是知識分子，以前知識分子不是指高學歷，還講究氣節、操守、人品。作老對他敬仰的知識分子，幾乎是執弟子禮，經常親訪或邀稿，替《聯合報》在學界建構了龐大的人脈網，並創設「專欄組」，將《聯合報》一舉推升到成為知識分子的公共論壇，一改當年以社會新聞為主要報導題材的媒體現象。
作老即使當過總編輯、社長，在拜訪大陸紅學專家周汝昌時，親自採訪、撰稿，從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膝上擺著筆記本，身體前傾，神情之專注興奮儼若中小學生。那時他已七十三歲。
作老一生只有一個工作，「新聞記者」。他認為「總編輯」只是暫時的行政職，終生職是「記者」。記者，不是職業，是職志；不是一時的工作，而是一生的使命。總編輯卸下行政職，就應回到記者本業，或輔佐現任總編輯，這些珍貴的資深人才應該一直留在戰鬥崗位。他始終不認為這想法是「不食人間煙火」，三十年前的建言未被採納，仍把它寫入「生平記事」，這已不是「若有憾焉」。
未竟之志
一般回憶錄多是詳載自己的豐功偉業，作老花了很多篇幅記錄的卻是他的未竟之志。一是《兩蔣日記》應是人類財，不應是一人一家所有；二是三十年前「長安大街的那一頭」不是民主，而是槍聲，天安門至今仍高掛毛澤東像，且儼然有復辟之勢；三是他們那一代媒體人從剃刀滾過，促成了開放黨禁、解除報禁，好不容易爭取到民主，卻變成震耳欲聾的民粹，台灣寸步難行。
作老七十二歲退休，七十三歲去北大「遊學」。他常說，他一生最嚮往的生活是「青燈黃卷」。他自小失學，對知識的渴望、崇慕，貫穿一生。他視力很差，讀書費力，隨著年紀越長，閱讀越困難，他發明了一種「張氏大字本」，把剛買的新書拿去影印放大兩三倍後再讀，這種大字本，他有四、五十冊。他一直希望出版社能出大字書，這也成了他未了的心願。
作老視弱，和小時乏人照顧有關。他幼失怙恃留下的「後遺症」不少，譬如，他拿筷子極其怪異，像幼兒一樣，是用大拇指及四指夾著；他拿筆和拿筷子差不多，所以，他的字很「難看」，報紙在鉛字時代，有專人為他撿字，他的祕書就是專認他那一筆怪字的高手。這些「毛病」讓作老多了「童趣」，但更添滄桑。
作老「任謗」，有時，旁人替他氣得跳腳，他卻如局外人。他當年為報社做了許多改革，當時第三版幾乎都是以犯罪新聞為主的「社會新聞」，閱讀率很高，但是，作老認為應讓重要版面轉型為各種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這在當時是嶄新的觀念，而那些當年被作為議題設定的深度報導，不像現在如狗吠火車，那些報導對當年民主、民權、民生、民智，都發生極大影響力。但這種改革不免影響了專跑警政新聞的記者見報率，有人至今仍恨恨不休，而作老早已「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了。
曾任《聯合報》二十一年總主筆的黃年先生，從實習記者就和作老共事，他形容作老是一個「上上下下，人前人後，為人為文，表裡如一」的人，這幾字甚平淡，做來甚不易，而作老自然而然，不費吹灰之力，因為他就是這樣的人。他是《聯合報》唯一一個退休後還有自己辦公室的人，可見報社對他的禮遇，他在辦公室寫作不輟，成為第一個拿到總統文化獎的媒體人。這位白髮蒼蒼的老聯合報人，至今仍搭公車上下班，進出報社和一般同仁一樣佩戴員工證。如果早上在報社一樓聽到超商小七的小姐高聲喊著「大哥，你的中熱拿好了」，那位快速躬身上前去拿咖啡的「大哥」，常常就是作老。
心血肉相連的那種疼
作老會用手機app查公車時間，也會用app叫計程車，他說，「我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別人替我做」。我多次看到某大學術機構院長座車到達目的地時，一定坐等司機開門才下車，天雨也不例外，司機淋雨替他打傘，候他下車，我跟作老說這事時，憤世嫉俗了一番，他引曾國藩的話告訴我，「自己在人之上時，要把人當人；自己在人之下時，要把自己當人」。所謂上、下都是世俗評量，「把人當人」、「把自己當人」，這是人格主體性，人人平等。作老身體力行。
作老喜讀田園詩，他曾以陶淵明為例，無論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園田居〉，文中滿滿的「人」，而且是「他人」，不是「自己」這個人。作老的回憶記事也很少「自己」，以「事」為主，從「事」看到那個「時代」；寫到「人」，也多是友人，而提到友人也多和那個時代的事有關。最後，在我再三催問家庭細節下，他寫了「三個媽媽誰是娘」，那是他一生的大哉問，家園和國家「心、血、肉相連的那種疼」，躍然紙上。
他連徬徨都不是一家一人而已。他的心裡沒有自己這個「人」，而恰恰是因為這樣，成就了他這樣一個「人」。一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
（《姑念該生——新聞記者張作錦生平回憶記事》九月三十日由「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