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正值三十歲，文學為我注滿了樂觀的活力，就像是太平洋上的那輪明月般光輝，我相信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就像是花蓮綠意盎然的大地，七星潭波濤洶湧的浪花，以及鵝卵石生生不息的歌唱，這是一座沒有冬天的國度，所以就連黑夜也是無比的光明燦爛……
花蓮在我童年時的唯一印象就是山高水遠，容易暈車的我，對於北宜和蘇花公路向來充滿了畏懼，九彎十八拐在七○年代盛行的恐怖片渲染之下，更是顯得鬼影幢幢，所以花蓮在我的心中始終是一塊神祕之地，彷彿是位在台灣之外的另外一個陌生國度，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這輩子竟會與它結緣。
但命運總是把我們帶到一條不可思議的道路上去，一九九八年我拿到博士學位，畢業後的第一站居然就是花蓮的東華大學，而且在這狹長的島嶼邊緣一待就是十二年，從我二十八歲到四十歲，可以說是人生中最充滿活力的一段黃金歲月。曾經有位篤信伊斯蘭教的好友告訴我，她旅行的方式就是走到公車站，看有哪一班公車來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跳上去再說。我很驚訝她怎麼那麼勇敢？難道不會為未來擔心？她微笑地回答說：「擔心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一切都是真主的安排，該發生的，就是會發生，事前計畫也是多餘。」我非常羨慕她的眼神既清澈又堅定，對於人生的下一秒沒有任何的懷疑，然而回想自己一路走來，不也多是如此？當年毅然決然離開台北，來到人生地不熟的花蓮，不也是抱著一股「看有哪一班公車來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跳上去再說」的傻勁？
但移居花蓮，其實也並非全是偶然，反倒是許多因緣巧妙地聚合而成，讓我不得不真的感激起上帝的苦心安排。那時東華大學才剛成立不到三年，負責創立人文社會科學院的是楊牧老師，他特地從美國返回故鄉，滿懷理想要在這兒打造一座人文藝術的烏托邦，也因此吸引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如中文系的鄭清茂老師、顏崑陽老師、王文進老師，英美系的吳潛誠老師、李永平老師、曾珍珍老師等前來。他們都是學問淵博又熱愛文學創作的師長，共同將這一座位在花東縱谷小而美的校園，打造成一座彷彿與世隔絕的詩人桃花源，讓我不禁深深地為之嚮往。所以也果真是神的安排，東華大學中文系才新成立，亟需要新的教師加入，而我又正好拿到博士學位，天時、地利再加上人和，便開啟了我的花蓮生涯。
那時正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網路剛剛興起，各種關於未來的預言紛紛出籠，有期待也有恐懼，惶惶不安中卻摻雜了更多的興奮和刺激，周圍和我同輩的人大多來到而立之年，正是蓄勢待發，無一不摩拳擦掌，準備在新的世紀中大顯一番身手。然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也都一起又堂堂邁入知天命的年紀了，才恍然大悟當年的天真和愚騃，我們實在是太過小看了這個世界，所以也都各自吃了些苦頭，多曾被大浪打到谷底過，又掙扎著想要重新冒出頭，但一次卻比起一次來得更加認命、安分，也才體會到了自己年輕時極為喜愛，但如今才真正懂得意義的陶淵明〈自祭文〉四個字：「人生實難」。
但或許該慶幸的是，那時正當壯年的我，躲入花蓮的文學桃花源中，竟彷彿秦人避難似的，悠悠過了好幾年不食人間煙火的清靜歲月，也讓我免於過早的衰敗。我深深記得當時楊牧老師的再三告誡，不管二十一世紀變得如何，我們就是要「唱高調」，不隨波逐流、與世浮沉。「唱高調」這三字對現在的年輕人而言，似乎顯得有些刺耳，背離了網路時代通俗大眾的價值觀，然而二十年前的我們如果不是「唱高調」，又如何能在台灣的東部築起一道圍籬，始終堅持對於文學美善的信仰？又如何能讓更多有同樣理想之人：廖鴻基、陳列、須文蔚、蕭義玲、許子漢、許又方、郭強生、向陽、方梓、吳明益、甘耀明、鴻鴻、施叔青、羅智成……太多太多實在無法一一列舉，就如同磁吸效應似的，陸續吸引到這座縱谷之中的文學祕境來。
我也常被人問及，為什麼東華大學能夠培養出那麼多文學創作的人才？坦白說我也不知道，開課、演講、座談或是論文會議，固然經常舉行，但每個大學不也都是如此按表操課，大同小異？因此就我私心而言，收穫更大的其實往往是課餘之後的清談，尤其在楊牧老師的宿舍或是花蓮市區的樸石咖啡館，大夥兒經常聚在一起聊到夜半時分，還流連依依捨不得散去，若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來形容，似乎有點自誇，然而彼此相聚時的歡愉光彩，機智的笑語交鋒，不斷擦亮了我們理性和感性的利刃，當時只道是每日的尋常，如今想來卻是人生中何等珍貴難得的緣分。
故就這點而言，我是無比幸運的，在台大這座自由開放的學府從大學讀到博士，總共十一年之久，畢業後又因緣巧合去到東華大學，一個與台灣西部隔絕，面對太平洋故竟比台大還要更形開闊的新天地，又度過了被海洋和山脈環繞的十二年歲月，與師長同儕們一起盡情編織文學的美夢。幾部大塊頭的文學經典：《追憶逝水年華》、《浮士德》、《尤里西斯》、《奧德賽》、《伊里亞德》……我都是在這幾年中把它細細讀完，更不用說我鍾愛的幾位導演：柏格曼、帕索里尼、荷索、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也被我用繫年的方式，日日在家為自己一人舉辦小型的影展。過去在台北心情浮躁，總是難以進入這些偉大創作者的深邃世界，而如今來到了花蓮，忽然一切都沉靜下來，竟恍然大悟那些白紙黑字和光點交織成的影像，到底在向我訴說些什麼？
令人泫然欲泣的耳語，當生活的表象全都被一一剝除之後的，赤裸而寂寞的心，原來我讀書寫作了這些年，直到此刻才真正懂得了文學。那時的我住在花蓮港海岸路旁的一棟大廈十樓，每天面對無邊無際的藍色太平洋，而終日埋在這些「唱高調」的文學電影中，還有古典音樂作伴，生活非常的不接地氣，但卻又非常確切地抉住自己幽暗的內心。在花蓮看不到日落，只有日出和月升，而我更偏愛的是後者，每當一輪皎潔的明月自黑暗的海面上冉冉升起，我目睹此一景象，心裡總不禁要默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但究竟要和誰共此明月呢？那時正值三十歲的我其實不太在乎，文學為我注滿了樂觀的活力，就像是太平洋上的那輪明月般光輝，我相信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就像是花蓮綠意盎然的大地，七星潭波濤洶湧的浪花，以及鵝卵石生生不息的歌唱，這是一座沒有冬天的國度，所以就連黑夜也是無比的光明燦爛。
我們也愛夜晚的太魯閣更勝白日，白天是屬於觀光客和旅遊手冊的，而夜晚卻變成了我們獨享的探險天堂，黑夜中高聳的峭壁發出金屬般的冷冽光澤，一輪明月高懸，更照得整條蜿蜒的山路如同鏡子一般發亮。每當我一開車走入燕子口，山壁就忽然唰地低矮下來，而我們就像是落入一個巨人的口中，戰戰兢兢滑行過他崎嶇的齒縫，又像是闖入一座夜間的樂園，搭上雲霄飛車在山巒之間一會兒降落，一會兒爬升，一會兒又加速全力奔馳。文山溫泉總是我們夜遊的終點，好幾次還帶上了火把和蠟燭，在溫泉池旁點燃了一圈小小的火光，彷彿野人獻祭似的。我們裸身浸入滾燙的泉水，等到熱得受不了了再爬起來，跑到旁邊的溪流，躺在河床上讓冰凍的水流沖刷自己的四肢，一抬起頭，便見到了滿天密密麻麻的星斗。
那是我永生不能忘記的，流過太魯閣峽谷的銀河，繁複的星圖從山巒與森林的陰影中浮出，宛如密碼，訴說著神祇對於這片土地的慷慨恩賜。我聆聽著嘩啦啦的溪流聲，忽然想起楊牧老師在《時光命題》後記中的預言：「二十一世紀只會比這即將逝去的舊世紀更壞——我以滿懷全部的幻滅向你保證。」然而也想起了楊牧老師的詩〈花蓮〉：
「你莫要傷感，」他說：
「淚必須為他人不要為自己流」
海浪拍打多石礁的岸，如此
秋天總是如此。「你必須
和我一樣廣闊，體會更深：
戰爭未曾改變我們，所以
任何挫折都不許改變你」
當時我已經隱約預感到，未來人生必經的一連串挫敗與幻滅，但花蓮壯闊的山和海彷彿在向我證明永恆的可能，那不曾改變也不許改變的抽象事物，因為這裡已是一切的峰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