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我在花蓮。
那時倒數跨年的風氣狂掃小島，到處都在舉辦跨年晚會，連這座東部小城，都架起好幾處舞台，歌舞音樂歡樂著。過了十點之後往往就安靜的城，突然躁了起來。不論台上的藝人是誰，唱的是哪首歌曲，主持人高分貝喊叫與底下的觀眾互動；但這城有限的人群已被四散的舞台稀釋，得到的反應零落，音響聲掩蓋了尷尬，這些表演像是平常廟口演出，無關乎新世紀。
在世紀末的最後一小時，我到了自由街南京街搭起的舞台下。台上是一位女藝人，唱著有怪獸飛起來，底下的男粉絲跟著大叫，她大聲說著希望大家支持，完成她買房子的夢想。在這島嶼邊緣的小城裡，突然來了一個當紅藝人，大家熱情地喊著她的名字，似乎等一下倒數之後，世界就真的不一樣了。
鬧哄哄的氣氛之下，我想到的，卻是四十分鐘車程的太魯閣國家公園。
那裡的夜，靜且黑。偶爾假日時，會穿上義務解說員的制服，到峽谷裡幾個景點駐站。執勤之前，我特別珍惜住在宿舍的時光。走出房門，在山腳下，天是沉沉的黑，星星很密，排出山谷的形狀。立霧溪口的流水聲，包圍了往來流動的車燈。宿舍裡沒幾個人，沒有誰串誰門子，鵝黃光籠罩擺設簡單的房間，在那樣寧靜的當下，有提筆想寫些什麼的慾望。
世紀末來到東部，見證了一場快速的城市變遷。剛到前幾年，描述這座城市的句子，仍是以「沒有」為開頭。沒有7-11，沒有首輪電影院，沒有家樂福。沒有那些在成長過程習以為常的東西。整座城市充滿一種懷舊感，那是六、七○年代的氛圍，圍繞我的是在電影上才能見到的過往風景。然而，「沒有」卻讓這城市的一切變得獨一無二，沒有一家店複製另外一家店，沒有這處與那處相同。這座城，因為沒有而顯得獨特。
幾年後，這城開始什麼都有，那些熟悉的事物慢慢在小城的街頭立起。電影院不能使用五十元一張的優待券，新式的座椅與螢幕淘汰了隻乖作響的老木椅，電腦列印出的電影票取代了用紅色簽字筆寫上座位時間的紅色票券，還有連鎖超商的進駐，大夥一窩蜂跑去買大亨堡關東煮，多了一處夜遊的休憩地。從視覺到味覺，這城市的感官極快地趕上了山的另一頭，從一個時區換成了另一個，其中的時差不是夜不成眠，而是在不經意時，會覺得自己與身邊這一切都格格不入。
世紀末的我，在這座城完成了第一篇小說。那時電腦還不普及，帶著一疊稿子到速食店或是圖書館（咖啡館對那時候的大學生太過於奢侈），一筆一筆，有一種四處為文的漂泊感。剛開始字體還算娟秀，一筆一畫清楚，到後來稿子上幾乎是塗抹的符號，整個故事走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境界，似乎那些被刪除的，才是故事的原貌。所有情節都成謎。
為了給小說有個「清楚」的面貌，到朋友家借了電腦，一字一字打著，不熟悉鍵盤位置，又得認讀那些潦草的字跡，進度緩慢，故事裡的角色像進行慢動作，配合我，癡癡等著下一個指令。漫長過程，感受的是不見底的時間焦慮，但我想這焦慮朋友更能體會，在打地鋪借用三天電腦之後，他終於委婉地表示我該走了。不管故事走到哪裡。
那篇小說後來還是穩整整地列印了出來，在截稿前寄出了參加全台灣第一個以同志為主題的短篇小說比賽，雖然沒有得獎，卻也出版了。看到創作印在書裡固然興奮，但意外感受到的卻是郵寄自己作品的快感。身處後山，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遙遠，所有事情都若即若離。那似乎是寫作最好的狀態。整個世界是郵局窗口，每次寄出作品，就好像是向外面通風報信，發出微弱的訊號，對於那些所謂的文學世界試探風聲。
那手寫稿現在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一萬元小說稿酬支票也從來沒有兌現。當時覺得是筆大錢，特別珍惜，收在抽屜深處，有天要找卻不見了。永遠領不到稿酬，對寫作似乎是一種預言，但當時什麼都不知道。那寫有小說的稿紙本，還有許多未完的故事，如今想來，最惋惜的倒不是那小說手稿，而是那些未竟的角色與情節，那些只能在那時迸發的生出的故事，沒有尋回的可能了。
第一篇比較像樣的散文也在那時完成，內容早忘了，名字卻還記得：〈大水螞蟻來的那一天〉。那一回，島嶼東部異常風雨維持了幾天，夜裡，整座城都被大水螞蟻給占據，那些螞蟻扭動身軀，在路燈下拚命拍打翅膀，地上水窪漂浮著他們的屍體，失了翅的則沒有方向到處爬著。回到自己的租屋，舊式的木窗縫隙大，玻璃的另一端螞蟻死命地嘗試鑽進來，成功的已經在書桌上胡亂跑著，留著翅膀的則撞擊天花板的日光燈，啪啪啪，啪啪啪。關上燈，透過閃過的雷電，看著這些螞蟻在玻璃上擠著。莫名的恐慌。腦子突然冒出海洋突然升起高浪，捲走一切的驚險畫面，尤其是在深夜裡，當海浪與夜色混雜成一體。
這篇文章後來也去參加某個比賽，但沒下文，用電腦打成的文件，跟遺失的稿子一樣，幾次程式更新之後就再也找不著。現在記著的，是寫著文章時，瀰漫身邊世紀末的不安。一九九九年，世界充滿毀滅預言，島嶼的另一頭，剛經歷了七級以上的大地震，那天晚上，小城也感到那晃動，人群躲在街頭，手足無措的不知該進屋還是等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山的另一頭正經歷一場劫難，街頭的人談起了有多久沒有大地震，恐懼著傳說中的毀滅就要來了。大雨裡慌亂四竄的大水螞蟻似乎是一種警告，所有對世紀末的抵擋都是無效。
新世紀之前紛紛擾擾，所有人害怕一夜之間，世界會失常，時間從西元兩千元回到了一九○○。原來未來只是一場過去。越是這樣的時候，卻越覺得自己幸運，此時在海洋之濱寫作，島嶼的邊緣感不是遺棄，反倒成就創作的恣意。很多時候，寫作只是口頭說說，拿著一支筆一張紙，就說自己做著正經事。但其實只是騎上車，往南濱公園駛去，坐在斜坡上看著深深太平洋和幾乎靜止的貨運船，卻在不經意時駛進了花蓮港。想摸一下海水，鑽進消波塊迷宮，在空隙間找路。延伸出去的海平面，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從小到大在課本裡讀的太陽下山，在這裡成立了。在太陽升起與下山之間，隔著一塊小平地，整座城像是擠出來的一塊地，撐出的一口氣。
彷彿寫作，靠著那一塊地那一點氣。
世紀末的最後一夜，我仍沒讓日子過得特別，早早騎車離開。回家之後卻遲遲睡不著，期待著跨越世紀的那一刻，會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打電話給北部的朋友，另一頭竟傳來充滿睡意的聲音，世紀交接之夜，他依舊十點多就上床睡覺，沒讓任何時間打亂自己的生活節奏。在睡與不睡之間，外頭隱約聽見跨年晚會傳來的聲音，興奮的情緒越近午夜越高漲，我等著，然後聽見倒數，歡呼，還有突然連發的煙火與鞭炮，我祝賀自己新年快樂，然後關了燈，緊接著倒數的，是自己與這座城剩餘的相處時間。半年之後我們將對彼此說再見。
在新的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