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歡喜國民黨，拒絕了共產黨，最後死得非常慘烈
大陸陷共初期，「我的朋友」沈君山留在廣州讀「嶺南大學」，後才輾轉來台。我問他，當時陳寅恪正在嶺南任教，認識他嗎？沈說不認識，但是「有人告訴我，那座小樓裡有個老教授，學問很大」。那時沈君山只是青稚期的大一學生，離後來成為「才子」和清華大學校長還有很長一段路，他不認識陳寅恪不足為奇。不過那個「老教授」的確「學問很大」。
陳寅恪家世顯赫，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為詩文名家。因家學淵源，他早年就打下國學基礎，後來留學日本、德國、瑞士、法國和美國，具備了閱讀英語、法語、德語、日語、蒙古語、藏語、滿語、梵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和希臘語等十多種語言的能力。
最使人想不到的是，陳寅恪負笈四海，學貫東西，卻連一張畢業證書都沒有。因為他「貪得無饜」的想多聽名師講課，多讀名著，而不願困守在一篇博士論文中。幸而那個年代重學識勝於重學歷，他1925年回國，吳宓主持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他受聘為「四大導師」之一，另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和趙元任。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他為中文、歷史兩系教授，又在北京大學兼課，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第一組主任。他的學問受到學界普遍的肯定與尊敬。
他在清華、北大開課，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他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在西南聯大時，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
雖然陳寅恪的學養和著述都令人稱道，但大家最敬仰他、也是最耳熟能詳的，還是他在王國維紀念碑文的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為學和做人的標竿，巍然樹於天地，立懦廉頑，垂為典範。
王國維，字靜安，精通英、德、日文，是連接中西美學的大家。生於1877年，自認「前清遺民」，曾應召任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也就是皇帝的老師。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有遺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有人指其為「殉清」。1929年清華研究院樹碑紀念王國維，陳寅恪撰碑文：
海寧王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咸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抗日戰爭爆發，其父陳三立憂憤死，陳寅恪悲傷過度，右眼失明。他攜眷流亡，先後在西南聯大、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1945年左眼亦失明。
勝利不久又有內戰，1948年底，共軍進逼北平，蔣介石總統派飛機搶救北平學人，他和胡適同搭最後一班飛機到南京，第二天到上海轉往廣州，任教「嶺南大學」，經中共「院系調整」，併入「中山大學」。他晚年一直都在「中大」，直到逝世。
陳寅恪為什麼不像胡適和傅斯年一樣，隨國民政府到台灣？這是有蛛絲馬跡可循的。
據留在大陸的史學教授鄧廣銘等人的回憶，陳寅恪曾表示：「我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另據陳寅恪的學生、也是他「清華」的助教浦江清回憶：「那時候左右分明，中間人難於立足。他不反對共產主義，但他不贊成俄國式共產主義。我告訴他，中國共產黨人未必就是俄國共產黨人。學校是一個整體，假如多數人不離開，可保安全，並且可避免損失和遭受破壞。他認為我的看法是幻想。」
既然陳寅恪對中共懷有戒心，為什麼沒有到台灣呢？有謂，他並不歡喜國民政府，認為「九一八事變」，政府沒有抗日；而對蔣介石行事的專斷，也甚不滿。
1940年陳寅恪到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因蔡元培辭世，選舉新院長，蔣介石設宴款待全體評議員，並講了話。陳寅恪會後賦詩：
〈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
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
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陳寅恪把詩寄給他的好友吳宓，吳曾有註：
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
尤有甚者，中研院選院長，按規定，由評議員選出三位候選人，報請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圈選一人。正當選舉即將開始，蔣忽然下條子，要大家舉顧孟餘出任。陳寅恪覺得蔣的行為破壞了規則制度，非常不滿，當即表示自己只投胡適的票。
這些都可能是陳寅恪不願隨國民政府赴台的原因。但是，他的選擇卻害苦了自己。
陳寅恪也許覺得他若不過問政治，躲在自己的書房裡，應該還能過著青燈黃卷的歲月。而且，他也真是這樣做了，在嶺南他完成了幾部著作，其中有著名的《柳如是別傳》。一位大學者為一青樓女子寫傳，恐亙古未有。人謂陳寫此書，乃「別有懷抱」。他雖想遠離政治，但政治卻放不過他。北京一直想請他回去，作為新政權對學界的號召。只是他不願被作為工具，先是婉拒，最後生氣了，變成峻拒。
1953年「中國科學院」設歷史研究所，下屬三個所，第一所（上古史）由院長郭沫若自兼所長，第二所（中古史）所長陳寅恪，第三所（近代史）所長范文瀾。當年11月，曾是陳寅恪門生、時任北大歷史系副教授的汪籛，奉命到廣州，促請陳寅恪北返受職。陳晚年的悲劇即由此開始。
11月21日晚，汪籛將郭沫若的信轉交陳寅恪。22日晨，陳寅恪即作答覆，可見早胸有成竹，由陳夫人唐篔執筆書寫，提出了擔任所長的兩個條件：
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所謂「毛公、劉公」，即指毛澤東與劉少奇。陳寅恪讓唐篔將這兩個條件寫於紙上，讓汪籛帶回北京，以示並非空口無憑。
當時曾任陳寅恪助理的冼玉清與黃萱在場，她們一致勸陳寅恪沒有必要用這樣口氣，陳寅恪倔強地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黃萱問陳寅恪：「如果答應你的條件你又怎麼辦？」陳回答：「那我就去，犧牲也可以。」冼玉清再勸陳寅恪不必如此，陳寅恪說：「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汪籛忠實而客觀地記錄下每個人的原話，成就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文化史詩。
汪籛所記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談話內容：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編按：指陳果夫和陳立夫）派去的。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
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乃以見其獨立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帶去給郭沫若看。（限於「聯副」篇幅，〈對科學院的答覆〉有所刪節）
1962年，陳寅恪在浴室跌跤，右腿折斷，身體江河日下。文化大革命發生，紅衛兵凍結陳寅恪夫婦工資，陳被多次要求寫書面檢查交代，他聲明說：「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紅衛兵洗劫，他有詩自哀：「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造反派將大字報貼滿了他家牆壁，甚至貼到臥室，貼到枕頭邊。還把喇叭設在他床前，「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在那個舉目所見盡是人性殘酷面的歲月裡，陳寅恪還是得到一些尊敬與溫情。在清華國學院師從陳寅恪的第二屆畢業生劉節，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因為成分問題，政治上過不了關，有人暗示他批判其師陳寅恪以自保，他拒絕。後紅衛兵鬥爭陳寅恪，他挺身而出，代陳接受批鬥。他說，「我的學問遠不及我的老師，今天我能替代他是我的光榮。」在政治混局裡，劉節逢年過節仍去拜候老師，甚至行跪拜禮。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11月21日，唐篔亦逝。
陳寅恪雖然對國民黨有所不滿，但對共產黨戒懼也深，他究竟有沒有想離開大陸到台灣的念頭？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曾經根據陳寅恪晚年所寫《論再生緣》，認定他是未能逃離中國大陸，以至受困嶺南。他說：「陳先生決定留在廣州不走，是因為他覺得已無地可逃……但是避地海外的念頭有時也會在他的腦海中一閃而過……1949年1月在從上海到廣州的船上，他有詩句說『避地難希五月花』……這至少表示在他的觀念中，到海外避難也不是完全不能考慮的。」
最後，直接的證據找到了，一份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名義發給「台灣警務處」的電報底稿，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以毛筆書寫：「查本所專任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陳寅恪先生自廣州攜眷來台工作，茲附上申請書四紙，敬請惠發入境證是荷。」時間是民國38年5月31日。
陰差陽錯，豈僅是陳寅恪個人的不幸，也是中國學術界和整個國家的不幸。
自冰心和巴金於1990、2005年先後謝世，因政權更替而留在大陸的頂尖學者，已凋零殆盡。如今數風流人物，能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