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1990年代《聯副》的重要紀事，是創刊《讀書人》，及舉辦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企畫專題的舉措當然持續進行，例如1991年〈南京仍在否？〉、〈上海仍在否？〉、〈重慶仍在否？〉、〈濟南仍在否？〉的座談，□弦更率隊直接開拔到廣州，約晤來自中國各省的十位作家（吳祖光、汪曾祺、白樺、李銳、舒婷……）。

《讀書人》版創刊於1992年四月十六日。三月三日我受命兼編，版面不大、彩色印刷，經一個半月籌畫，試作了好多個版，不斷開會，接受編輯部多位主管的質疑、建議；會後則聯絡朋友，設計欄目、議題，希望讀者了解古今圖書掌故，陶養人文情志、拓展知識視野；也辦高中國文座談，也邀大專生成立讀書社團，那時為了催生，作夢都夢到在改版。我深知文字內容不如真實影像吸睛，所以從一開始就有對學者大師的攝影採訪，吳大猷、王夢鷗、蘇雪林、楊雲萍、齊邦媛……都入了鏡。大多由攝影家梁正居掌鏡，偶爾我自行客串；台南成大訪蘇雪林，即不便麻煩梁正居。

蘇雪林與徐志摩同年生，這一年已高齡九十五歲，我事先寫了信去，當天按門鈴多時，門內卻闐寂無回響，只聽得鄰居守門犬吠聲起起落落。待留一便條紙於其信箱，欲離去時，突聽門內有了動靜，接著是開門聲，一位老太太持四腳鋁製助行器緩步出來。真不簡單！一人獨居，體能狀況如此好，意志力如此堅強。老來個頭嬌小，我可以抱動她；她坐在院子草地，喉嚨上了痰即撕一角紙擦拭嘴。照相前她要我幫她扣上領口第一個釦子，我趴伏草地仰見她正襟危坐，按下快門同時，腦海也深印了這位民國才女的形象。

《讀書人》版獲得那一年出版資訊金鼎獎，我在延吉街巷內一家小館宴請同仁，特別謝謝幫忙供稿的作家蘇偉貞和簡媜，及編譯中心的黃裕美。酒酣耳熱，結果是總編輯胡立台埋了單。胡總一度也出任《香港聯合報》社長及總編輯，在香港我也有緣與他相見，一同歡聚的還有時任《聯合報》香港新聞中心主任的薛興國。

7.

1990年代，《聯副》廣邀學人撰稿，讓學界與創作界人士齊聚於副刊。我的年曆記事本寫滿各大學各科系教授名字，包括中研院學者，也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及北美幾位。當年副刊主辦的作家活動十分熱烈，難以想像還曾邀幾十位作家乘軍艦出航，「天地如覆碗，／是誰在水深處施放聲納？／是命運滾動的骰子嗎？／滴瀝瀝埋藏著暗碼……」這幾行詩就是當年與汪啟疆、劉克襄等乘坐驅逐艦的興發，艦體如一頭巨鯨，聲納傳來□□□的聲音，像從深海傳來的召喚。

《滾滾紅塵》電影（三毛編劇）紅遍半邊天之際，三毛選擇離世。那年的記事本不見了，不知當時有何感懷，但我找到1986年她從加納利群島寄給我的一張卡片：「島上的海邊夜晚就是這個樣子。看見這一張，忍不住買下來寄給你。不想回來，為了父母年高，十月仍是回來的……」早幾年，她邀我一起為六十張攝影家的作品各寫一則短文，說明稿酬極優。我因時間壓迫，一時未承接；她一度想從我的散文集摘段，沒成，又來信力勸我「照片仍是要寫，共六十張……」。那封信同時透露：「這一陣劇烈背痛，痛到夜間不能睡，什麼都試了，針灸、腳底按摩、指壓、吃鈣片，可是它像魔鬼一樣抽緊我的右肩，寫字很痛很苦，可是只有習慣這個痛。」她是一個極度敏感、神經質的人，我去過她健康路的居所，聽她講「故事」聽得不安，她太深情、太多幻影，細節描述使任何人都會陷入似幻如真的境地。

我想，她的離世既與生理病痛有關，也可能導因於深層心理的負荷。

8.

1996年我留職停薪三個月，送小孩到加拿大，一個念初中，一個要升大學。時任社長的張作錦問我會不會移民，我說不會，只是為小孩求學。翌年，他邀集副刊同仁主持我晉升主任的布達茶會。他與劉昌平副董事長都是重視副刊、尊重文人的長官。

張作錦那枝筆，從「感時篇」的專欄到現今的「今文觀止」，一直未擱下。他以深具史識的素養、新聞記者的膽識眼光，關懷時政，探究社會真象，盡了知識分子的言責。

另一位我尊敬的長官，是我出生那年出任《聯合報》總編輯的劉昌平──後來的社長、發行人、副董事長。我多次接到他的便條手示，關切副刊編務，關心我有些詩為何不登在自己編的副刊；讀到好文章，他也不吝分享、讚許；他有老派作風，常叮囑我歲末要帶禮物去探望老作家。

2007年我轉往臺師大任教，他送我《老子》、《莊子》等典籍，期許我教學順利，最讓我難忘的是，他說如果不喜歡那個環境，還是可以回來報社工作。這句話一直熨貼我心，試想在一個爭搶位子、回不了頭的時代，誰會給你這樣的「承諾」！他始終當我是報社一員，以最動人的叮囑。

2012年冬，我參加「星雲文學獎與新聞獎」的頒獎典禮，很高興又見到昌老，他是那一年新聞傳播終身成就獎獲獎人。我會參加則是替住溫哥華的□弦前去領文學貢獻獎。大會除推許劉昌平的新聞事功，也以「應對平和，操持堅定，溫潤如玉，均衡如秤」讚美他是人品清正的君子。我敬愛的這位君子，前幾年過世了。我未親臨喪祭場合，深覺生則安命、死則任化，遙遙追思就好。

文人辦報的時代，我個人感覺，衰微於創辦人王惕吾逝世，終結於劉昌平永別。

9.

二十一世紀是企業家才能辦報的時代了，光靠報紙銷售已不足以營運。處境艱困，如何支持營運？報社須有體制結構的改造，複合式經營的新策略；作為副刊主編，我的應對是承辦異業合作的文學獎：幾乎同時與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辦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與世界宗教博物館辦宗教文學獎，與懷恩慈善基金會辦懷恩文學獎，發揮了影響也增加了收入。

聲光媒體五花八門現身的電子時代，新傳媒壓縮了閱報人口，後現代社會的娛樂傾向更日益侵噬讀者的口味，這是紙媒最大的挑戰。文學應該淺化還是深化？應該迎合還是抵拒？有什麼辦法為文學閱讀續命？──既不能自我窄化，則以副刊仍具備的大眾傳播力，結合學術菁英思維，在跨世紀之際（1997-2004），舉辦一連串嘉年華式的學術研討會，就成了我主編時期的要項。期間約有九次大會，包括「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1997年1月）、「台灣現代小說史研討會」（1997年12月）、「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1999年3月）、「白先勇名著《孽子》研討會」（2003年3月）、「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學術研討會」（2004年11月）。跨越學院門牆，論文不只是給學者看，更給廣大文學讀者看。各研討會後的論文集，於今看來其質量仍擲地有聲。研討會議題引發的爭議，不論是文化意識或文學認知，也都有教育反思意義。

最具話題爭議的一次是「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只選三十本當然不能滿足各據山頭的人馬，有人抓住「台灣」批評選出的書不台灣，有人抓住「經典」說選出的書不經典。立法委員在國會殿堂質詢，電視台開出談話節目討論，成為世紀末轟動的社會新聞。真如陳芳明所說：「從前，『台灣』是一種高度的『政治禁忌』，如今則又變成另一種高度的『政治正確』。」我不上胡婉玲的節目，唯恐在語言交鋒中難以呈現事實。我希望有意見的人，能了解評選過程已力求嚴謹：先大量開出書單，再由七位決審委員補充推薦，接著圈出一百五十三本參加票選，受邀的九十一位票選委員絕大多數是在大學教授現代文學相關課程的人，回收六十七份問卷，經統計選定五十四本書進入決選；1999年元旦召開決選會，經反覆討論、投票而產生了第一份「台灣文學經典」書單。評選方式、會議紀錄都收在聯經出版的《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中。

10.

告別了輝煌喧囂的副刊工作，繁華落盡，我去到臺師大，新結識的朋友胡衍南調侃我從前「相交朋友極多，相知朋友不少，相信的朋友──在離開聯合報、進入師大之後愈來愈少。……開始習慣被路人批判、被徒弟退稿、被朋友欺負的平凡日子。」

當時還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陳之藩寄了〈賀陳義芝改跑道記〉一文。說「如果新主編宇文正肯登聯副的話」，就「用不著你自己通知各方友好」。文中說：「你回學校教書是入了我們這一行，就是你不再每日接觸稿件，而是接觸活人，而且每年的學生都是同樣年輕，同樣美麗，同樣有趣，同樣活潑，最大的報酬並非薪水，而是你眼前總是年輕面孔，而忘了自己的年紀。因不每天照鏡子，雖老，亦不覺得……」長輩不落俗的笑談，當然不用刊登。

慶祝《聯合報》七十周年社慶，現任主編宇文正邀我回顧在聯副的日子，我漫無頭緒地隨想隨記，既有黃金歲月的緬懷，也有陣地突圍的窘迫。感謝□弦引領，在我青年時代，使我有機會占有「結構洞」優勢的位置，編輯工作提供我不少成長資源，讓我與許多文化菁英聯繫，從中獲取信息，也得到不少人的激勵。張繼高來副刊聊歐洲小提琴如何製作的情景，仍然在目；項國寧總編輯打電話說副刊哪一個英文字又錯了的慚惶，仍在心頭；王效蘭發行人轉交一位退稿作者的漫罵信，也沒忘記。

長溝流月去無聲，還有太多人事來不及細述。我相信，世界沒有一刻停止變化，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我也相信，有更多我應該注意而未注意的變化，那正是晚近十四年宇文正主導的新視界。此刻我最最懷念的還是早年共事共遊的夥伴，吳繼文、馮曼倫、趙衛民、陳泰裕……，長存心頭那座燈火通明的大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