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家都知道這是梅貽琦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講的話。梅貽琦本人並不被稱為大師，但是他為學校延攬了成群的大師級教授，也教出許多大師級的學生。他比大師要「偉大」得多。
梅貽琦原為清華學生，後來成為清華校長，而且，從北京清華經昆明與北大、南開合組西南聯大，到台灣新竹清華，他成為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一輩子都是「清華人」。
1908年，經清朝駐美公使梁誠的努力，美國同意返還部分庚子賠款，清廷利用這筆預算於1909年成立「遊美學務處」，招考學生赴美留學。放榜那天，考生紛來看榜，考上的喜形於色，落榜的未免沮喪。但有一青年不喜不憂的在看榜，使人察覺不出他考取了沒有。實際上，在630名報考學生中，他名列第六。這青年就是梅貽琦。他的從容不迫，不多言語的性格，終身如一。
1911年梅貽琦入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學電機，1914年畢業返國，在天津青年會工作一年，第二年入清華學校，教英文、幾何和物理。
1928年8月「清華學校」改名「國立清華大學」，羅家倫為首任校長，繼任者為吳南軒，都任期甚短，學生團體勢力大，要求多，前後換了十位校長，一時學校陷於群龍無首狀態。學生會向政府提出校長條件：學識淵博，人格高尚，有能力發展清華。中央反覆斟酌，最後選了梅貽琦。
1931年12月3日，在差不多快一年沒有校長的清華禮堂中，來了一位氣宇沉穩的中年男子，發表就任校長演說：
本人能夠回到清華，當然是極高興、極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責任之重大，誠恐不能勝任，所以一再請辭，無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與清華已有十餘年的關係，又享受過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的發展，將來可告無罪於清華足矣。
他談到對清華的希望，強調教授的重要性：
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墜落。我所謂特殊地位，並不是說清華要享受什麼特殊的權利，我的意思是要清華在學術的研究上，應該有特殊的成就，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清華的經濟和環境，很可以實現這兩種目的，所以我們要向這方面努力。我們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須有兩個必備的條件，其一是設備，其二是教授。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我們只要有錢而且肯把錢用在這方面，就不難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
梅貽琦嚴肅的說：
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這樣的好教授，絕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羅致的。我們只有隨時隨地留意延攬而已。同時對於在校的教授，我們應該尊敬，這也是招致的一法。
梅貽琦重視教授是言行合一的，他就任後有一句名言：
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校長的職責是率領職員為教授服務。
有這種觀念、認識的大學校長，從以前到現在，數得出幾人？他還說：
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
由於梅貽琦的多方選聘，而又禮遇有加，清華教授群光耀四射，有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葉企孫、潘光旦、馮友蘭、吳有訓、陳岱孫、顧毓琇、陳省身、錢鍾書、華羅庚、葉公超等等。
他和老師們所教出的學生，有三人得到諾貝爾獎，包括西南聯大的李政道和楊振寧，新竹清華原子能所的李遠哲。至於兩岸院士級的學者，更是不能計數。
梅貽琦尊重老師，但也科他們以責任。他說：
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被教壞的。
為了辦好教育，教好學生，梅貽琦採行「教授治校」原則。教授會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組成，其職權包括：審議改進教學及研究事業以及學風的方案，學生成績的考核與學位的授予，從教授中推薦各院院長及教務長。教授會由校長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也可自行建議集會。
當有人讚美梅貽琦治校有方，他謙虛地說：
貽琦生長於斯，清華實猶吾廬。就是有一些成績，也是各系主任領導有方。教授中愛看京戲的大概不少，你看戲裡的王帽，他穿著龍袍，煞有介事地坐著，好像很威嚴，很有氣派，其實，他是擺給人看的，真正唱戲的可不是他。
這是梅貽琦的客氣話，他可不是擺個樣子的「王帽」，由於他得力的領導，清華成為一個學術自由、校園民主的大學，受到各方注目。據經濟學家陳岱孫回憶，1929年他到清華教書時，報名人數並不太多，錄取150名學生，報名不過400人左右。正是在梅貽琦執掌之下，不到十年時間，清華從一所有學術名氣而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成為世界矚目的、既有學術地位也有學術名氣的名校。
清華一開始屢換校長，很多校長被「倒」掉，梅貽琦能久任是學校得以發展的主要原因。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祕訣，他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楣）。
梅貽琦寡言，連說個笑話都少著筆墨。陳寅恪曾說：
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貽琦平時少講話甚或不講話，但卻絕不是無話可講，更不是思想貧乏的表現，而是「嘴裡不說，骨子裡自有分寸」。
1940年，梅貽琦在「為清華服務25周年公祝會」上的答辭中這樣寫道：
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仁校友敢告無罪。
那個年代，國家「風雨飄搖」，一點不假。日軍侵陵，救國還是讀書，成了學生的考慮與選擇。1935年底學生有「12□9」遊行示威運動，北平冀察委員會逮捕清華數十名「進步學生」。同學以為是學校提供的名單，將教務長潘光旦架到大禮堂前接受質問，並有學生揚言要打他。這時梅貽琦穿著灰色長袍，緩步走來，登上台階，對著兩三百名學生，有半分鐘未發一言，然後用平時講話同樣的聲調，慢吞吞的說了五個字：
要打，就打我。
梅貽琦利用個人的聲望與關係，把被捕的學生都保釋出來。
抗日戰爭終於全面爆發，北大、清華和南開奉政府命令西遷昆明，合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校歷史不同，學風各異，三位校長合組「常務委員會」共同管理，後來北大的蔣夢麟和南開的張伯苓「禮讓」梅貽琦擔任常委會主席，成為實際上的「校長」，長期主持校務。梅貽琦像在清華一樣，勇於負責，又謙和有禮。清華大學有庚子賠款的挹注，梅貽琦也分給其他兩校，使三校能不分彼此，融成一體，成就西南聯大為中外教育史上難得一見的泰山北斗。
梅貽琦和張伯苓關係匪淺。梅貽琦畢業於南開中學，校長是張伯苓。他留學回來在清華任教，才半年，就跟老校長報告，他對教書沒有興趣，打算改行。張伯苓說：
你才教書一個學期，怎會知道有沒有興趣？快回去繼續教！
梅貽琦回憶說，他奉師命這一「繼續」，就「繼續」了一輩子。
抗戰時期，聯大師生生活都很清苦。梅貽琦賣掉清華校長的汽車，辭退了司機，他能賺的外快統統拿來補助教師們的困苦生活。1940年後，梅家吃一頓菠菜豆腐湯就是過節了。梅夫人韓詠華為維持家計，上街擺攤賣米糕。
有一批學生要畢業了，邀請校長給他們講最後一課。梅貽琦非常高興的答應了。
這一日，同學們都提前半個小時來到了教室，可臨近上課了，校長還沒來，學生開始有些騷動。就在這時，教室門開了，梅貽琦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然後走上講台，盯著同學們，站在那裡大口喘氣。
一位女學生上前遞給了他一杯水，問他去哪了。梅貽琦笑著對大家說：
我剛才在街上給我內人的糕點攤守攤子，她去進貨了，我告訴她八點我有課，她七點半還沒回來，我只好丟下攤子，跑來了。不過，今天點心賣得特好，有錢掙啊！
一席話說完，他的臉上掛著得意的笑容，可學生們好多人都默默地擦起了眼淚。他們聽說過，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時，立即就破了以前的規矩，把校長所享受的免交電話費、免費米麵供應、冬天免費拉兩噸煤等補助全都撤銷了。他家的日子過得很緊，早不自今日始。君子憂道不憂貧，大概就是指梅貽琦這種人吧！
抗戰勝利，西南聯大結束，三校復原，梅貽琦繼續經營清華大學，但內戰又使國家陷於動亂，1949年北平危急，國共兩黨都積極爭取知名學者，梅貽琦當然是一個重要目標，雖然周恩來和吳□都曾表示希望梅貽琦留下來，但他還是去了美國。「自由」當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還是那一大筆庚款基金。梅貽琦不去，那筆錢就沒有了。
1955年梅貽琦應政府之邀回到台灣，籌備清華大學復校，先設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一度還兼任教育部長。1962年因病住院，在醫院裡仍不間斷工作，5月19日病逝。七十三歲的他，服務兩岸清華四十七年，擔任校長三十一年。他身後安葬於新竹清華的「梅園」。
梅貽琦過世後，祕書清理遺物，在病床下發現一個手提包，是梅校長經常提著的。大家不知裡面裝著什麼東西，當眾打開，原來是庚款的帳本，每一筆帳都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直到現在，新竹清華大學每年還能得到這筆款項，較其他大學更有能力發展校務。清華「永遠的校長」，繼續庇佑著清華。
清大校友會為「清華海峽研究院」在清大租了辦公室，上個月被政治人物指為「引中共入關」，教育部立即勒令解除租約，並進行處分。
叩問在「梅園」安息的梅貽琦校長，兩岸清華仍為一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