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和鄭觀應，是清代「洋務運動」的先驅。而且，除了武備之外，他們還注意到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面的改革問題。
清代知識分子想從外人的陵夷中救中國，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策略，就此展開了影響深遠的「洋務運動」。這個「師夷之長技」的口號，就是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國圖志》中提出來的。想認識近代的中國，不能不認識魏源。
但是沉睡中的老大帝國，魏源一個人喚不醒，接了下一棒的是鄭觀應，他的《盛世危言》打動了光緒皇帝及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盛世」是托詞，「危言」才是當頭棒喝。
魏源，字默深，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出生於湖南邵陽縣。七歲開始讀書，刻苦學習，常到深夜。九歲應童子試，一八一○年中秀才。一八二二年中舉人，開始了從政之路。
在為官的過程中，他目睹清王朝的腐敗，內心十分憤慨。一八四○年中英鴉片戰爭，讓他感到國家已到危亡的關頭。次年入兩江總督府衙，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但是在看到清政府貪汙無能，乃辭官歸田。一八四四年，魏源再次參加會試，中進士，又一次進入仕途，希望為挽救國家命運盡一點力。
起伏的官場生涯，讓他對中國的國情憂心忡忡。他開始研究西方列強的情勢，根據林則徐所寫的《四洲志》，再加上歷代以來流傳下來的史書文獻以及當時西方的地圖資料，編寫成一部囊括世界歷史、地理、經濟、文化、法律、宗教等內容的《海國圖志》，這是魏源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這個觀點，成為後來洋務運動的主要理論，影響深遠。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論點突破了中國歷代以來傳統陳舊的思想，打破了「祖宗制度不可變」的封建理論，促進了人們思想的解放。這個向西方學習的看法，被後來的洋務派所吸收和借鑑，最終形成了「洋務思想」。
魏源的主張，開始時在中國並未受到重視，一八五一年《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卻對日本的現代化發生重大影響，書中的海防建言被納為日本對外國策的參考。現代日本作家井上靖曾說，幕府末期日本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
在魏源提出的洋務運動理論中，主張中國應該扶持建造工業基礎，大力發展軍事工業，同時應該向西方學習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要將西方的槍砲船艦技能借鑑過來，成為自己的東西，以維護中國的獨立和主權。
十幾年以後的洋務運動，魏源的主張逐步顯現。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九○年，洋務派領導人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先後建立了江南製造總局、湖北槍砲房、山東機械局、福州船政局等二十一個軍火製造局，還聘請西方人士作為設計師，製造各類槍砲。不僅如此，他們還購買了大量的外國艦船，組建了龐大的清朝海軍。在經濟方面，魏源倡導發展近代的民用工業，建議將機器引入軍需用品和民用品中。洋務派還辦了航運、煤炭、紡織、電訊等四十家近代企業，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
魏源的理念與洋務運動的思想，有一個共同的局限性，就是僅僅只看到中國物質面不如西方列強，並沒有看到中國落後的本質是政治。向西方學習只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而不是為了建設一個新的現代化國家。因為這種局限性，洋務運動最終未能成功。
不過，魏源與洋務運動承上啟下的關係，使得中國開始向近代化邁進。他仍然得到歷史上公正的評價。
從政治上來說，魏源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人物之一，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指點了中國之後進行的洋務運動。他是中國近代化改革過程中的先行者。他主張引技術、強國防、促發展，努力讓中國不受外族欺凌。
從思想文化上來說，魏源對於中國近代化理論的奠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編寫的《海國圖志》，成為中國近代化開端的思想指南。他提出睜眼看世界，促進了中國開始真正意義上的融入世界。在學習問題上，他以為應該「經世致用」，以此提出了「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主張。
魏源不僅看到「船堅砲利」，他還注意到經濟層面。他主張保護稅源。他認為賦稅是國家強大的資本，而稅源又是稅賦的根本。他反對苛捐雜稅，認為重稅侵犯了納稅人的權益，打壓了納稅人納稅的積極性，破壞了國家運轉賴以生存的財政基礎。在經濟思想方面，他以為要扶持工商業的發展，這樣才能有穩定的稅源。這個觀點的提出，有利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發展。魏源這個思想，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是十分先進的。
總的來說，魏源開啟了國人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向近代化轉變的重要標誌。
已故旅美學人唐德剛回憶，他曾翻譯過《海國圖志》，當時他看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不知係出何典？他拿去問胡適。胡適說是《易林》，結果仍找不著。此文可見於韓愈《琴操十首·越裳操》，越裳是古南海國名，白話文意思是「有誰會任自己的門庭荒蕪，而去治理田園呢？只有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外國才會臣服。」
在魏源之後，鄭觀應登上歷史舞台。
秦始皇三征嶺南後，澳門歸秦朝版圖。從明朝中葉的一五五七年租給葡萄牙王國，但明仍設官府管理。一八八七年葡國與清廷簽《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為期四十年。期滿後，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一九九九年始回歸中國。
鄭觀應的研究者杜恩義指出：
澳門是近代西方思想文化進入中國的橋頭堡，是中國了解世界的一個窗口。澳門在地緣環境上具有開放、融匯的特點，同時在人文氛圍上是多元的、進取的，也是近代中國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新舊思想的碰撞地。澳門獨特的自然、人文、經濟、政治等區位條件，孕育了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驅者和具有近代意識的啟蒙思想家，鄭觀應即是其中的代表。
鄭觀應（一八四二─一九二二），號陶齋，別名杞憂生。出生於廣東香山縣，七八歲時隨家庭遷往澳門，從此在澳門接受教育，十七歲參加香山縣秀才考試落榜，遂遵父命離開澳門，前往上海經商。從學徒、雜工開始，經過不懈努力，三十歲左右即已成為富商。在上海的二十年時間內，鄭觀應先後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等任買辦，還自己經營貿易，投資航運、礦務、機械等實業，成為一位資本家。鄭觀應的成就及其經驗被洋務派所賞識，一八八○年後，經李鴻章委任，曾擔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上海電報局總辦等職。
在上海期間，二十歲出頭的鄭觀應即開始關注時務、政務，並著手搜集材料，撰寫一些政論性論文。一八七二年《申報》創刊後，鄭觀應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最早向報刊投稿的作者之一。一八七三年，鄭觀應將此前寫的文章編輯成冊，命名為《救時揭要》，這是他第一本著作。鄭觀應關注澳門販賣勞工、匪患、鴉片、賭博、娼妓、洋人分治等政治、社會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以引起朝野的關注，反映了鄭觀應憂國憂民的情懷和改良主義的思想。一八八○年，鄭觀應又將其寫的三十六篇文章編輯成冊，定名《易言》，用筆名「杞憂生」出版發行，內容涉及商業、教育、法治、政治等各方面。
後來，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波及上海，鄭觀應遭受挫折。一八八三年底，上海的七十八家錢莊倒閉了六十八家，正在籌建過程中的上海機器織布局亦受影響，股票大幅下跌，鄭觀應受到波及，不僅使其損失重大，還嚴重影響了他在上海商界的聲譽。
一八八五年五月下旬，鄭觀應以養病為由返回澳門，居住在自宅「鄭家大屋」。此後的六年時間內，深居簡出，潛心鑽研，反省自己多年來對國家、民族及世界的看法，坐下來寫書，完成了《盛世危言》這本大著作。
《盛世危言》是什麼書，又說了哪些「危言」聳聽的話，打動了皇帝？甲午戰爭，清朝戰敗，舉國上下無不沮喪、迷茫，國家到底該何去何從？就在光緒為維新變法熱血沸騰而又無所適從的時候，他讀到了鄭觀應的這本《盛世危言》。
此前，李鴻章等人的洋務運動浩浩蕩蕩，只專注於引進西方的鐵路、廠礦、電話、電報、輪船等等，這些買來的技術層面的東西有沒有用，甲午戰敗就是證明。
所以，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就對這一思想進行批判。他指出，要引進中國的，不是飛機大砲輪船等設備和技術，而是「制度」。具體而言，就是分權制衡的議會民主制度。使國民分擔國家的責任，他們自然就會為建設國家、救國家而盡力。
其次，《盛世危言》還主張開放輿論監督，將政治公開於傳媒，由朝野各方評論，讓媒體成為黨派的喉舌，也成為百姓的喉舌。
概括地說，第一次有《盛世危言》這樣的書從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這些層面，來思考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這是革命性的認識轉變。《盛世危言》明確提出仿照西方國家法律，設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
《盛世危言》猶如一枚威力強大的炸彈，在人們的意識型態中爆炸。「盛世」只是托詞，「危言」才是鄭觀應真正的目的。
《盛世危言》對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啟後的作用，亦為以後的百日維新奠下重要根基。對中國近代史的走向有重要的影響。
鄭觀應非常重視教育，在這方面留下不少名言佳句：
國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學校，則人才不出。
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
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於學，非強於人也。
國之強，強於學，非強於人。這話，放諸四海而皆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