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多少人知道陳光甫這個名字?銀行界也許還有人記得,一般人,尤其是中年以下的人,大概很少人知道了。
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一頁,是對抗日本侵略得到最後勝利。在全國同胞戮力同心的奮鬥過程中,陳光甫有很大一分貢獻,他以中國商人的身分,代表中華民國向美國借錢,為貧困的中國注入抵抗外敵侵略的能量。
當時的美國,是富國、強國;而中國,是窮國、弱國。窮人向富人借錢,真是談何容易?但陳光甫,做到了。不過,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他感慨,「國際間沒有慈善事業」。
陳光甫1881年出生,江蘇丹徒人。幼時隨父去漢口比利時人開辦的報關行學習英語,後在漢關郵政局和漢陽兵工廠工作。1904年成為陳光甫一生通達的起點。這一年,他由於有英語專長,赴美參加聖路易國際博覽會。在會上巧遇孫中山,不避諱的前去拜訪,並捐款五美元,以示同情和崇敬孫的革命抱負。沒想到,第二天孫中山回訪了陳光甫,二人從此結緣。同時,陳在博覽會上還結識了民國財經巨子孔祥熙,兩人意氣相投,成為莫逆之交。回國後,陳申請到官費留學美國。1909年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華登商學院獲經濟學士學位。
1910年陳光甫回國,先後在南洋勸業會、江蘇省清理財政局工作,後任江蘇銀行總經理。袁世凱稱帝,張勳占領南京,為掌握江蘇的財政情況,劫持了江蘇省銀行並查抄存戶姓名,陳光甫因堅持銀行通例為存戶保密而被免職。1915年夏,陳光甫毅然自辦了上海第一家私人商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
面對國際大銀行和老牌錢莊的夾擊,陳另闢蹊徑,把銀行的業務轉向廣大中下層市民,提出「服務社會」的目標,以「我是銀行,銀行是我」為行訓,以「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煩瑣」為策略,吸收小額存款。一元起存,且付利息,成為創舉。
在發展上海銀行國內業務的同時,陳光甫還積極在國外設立匯兌處,開辦對外信用貸款業務以及創辦首家「中國旅行社」等。由於陳光甫的善於經營,上海銀行在1936年躍居為當時中國著名的銀行之一。
陳自旅美之時,就與國民政府結緣,1927年陳光甫積極為蔣介石北伐籌備軍費。寧漢對峙時,陳拒絕執行武漢政府的停兌令,由此深得蔣的器重和信任。抗戰爆發,國難當頭,陳以商人身分參與外交事務。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實施幣制改革,發行法幣替代市場上流通的白銀,但法幣推行成功與否,要看政府有沒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因此,國民政府籌畫以白銀兌換外匯,當時美國是白銀最大的買主,美國建議中國派遣代表赴美磋商,於是陳光甫來到了美國。
陳一到華府,即將中國的幣制和財政狀況告知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希望美方以每盎司四角五分美元的市價收購一億五千萬盎司白銀。美方認為中國貨幣仍是銀本位,且有與英鎊掛鉤之嫌,希望中國政府聲明不與任何貨幣集團聯繫。陳光甫立即將美方的意圖呈報給財政部長孔祥熙,得到國民政府的許可,美方解除了顧慮,最終同意收購七千萬盎司白銀,另接受五千萬盎司作為二千萬美金的抵押貸款。雙方於1936年5月簽訂了白銀協定。這項協定在「七七事變」前,起到穩定法幣信用的作用,而且抗戰期間美國根據協定一直收購白銀,為國民政府儲備了抗戰的財力。但隨著抗戰的深入,由於國府在財政、金融和經濟方面沒有通盤的改進措施,法幣基礎沒有及時穩固,白銀協定的效用也就慢慢失去功能。
抗戰全面爆發後,爭取外援成為國民政府燃眉之急。但是當時的國際態勢對中國很不利,各國皆明哲保身,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實行「綏靖政策」。但日本日益猖狂,越來越限制和侵犯美國在華權利,日美關係日漸惡化,美認識到援助中國「以華制日」的重要性。但在美國眼裡日本就像一隻橫衝直撞的刺蝟,既想阻止它的胡作非為,又怕刺手。於是使用障眼法,尋求商人身分的使者到美談判對華借款事宜。由於在白銀協定上陳光甫表現的正直與誠懇,使摩根索印象深刻,他希望陳光甫能再來美國,商討貸款事。這個消息自然使國民政府感到興奮,於是派陳光甫出使美國,1938年9月9日,陳光甫再次赴美,開始了他的「商人外交」之旅。
陳光甫這次美國之行,是特使身分,有隨員席德懋和任嗣達隨行。且有美國特工人員保護,沿途住宿美國招待所,嚴格保密,怕走漏消息,遭人破壞。
儘管如此,但陳光甫這次美國之行並非坦途,借款受到多方的掣肘。陳光甫受命伊始,即著手草擬了一分桐油借款的辦法。美國對桐油借款頗感興趣,但由於孤立主義和內部分歧,不能採取政治貸款,而且不能跟國民政府直接簽署協議,於是陳光甫在美註冊成立了「世界貿易公司」,自任董事長,由中國政府將桐油賣給世界貿易公司,然後再由世界貿易公司將桐油賣給美國。但美方並不能借給中國現金,而是將現金兌換為物資運回中國,這樣,世界貿易公司又擔當起採購的重任。儘管借款方式已解決,但美國並非慷慨大方,只能借給2500萬美元。而且美國國務卿赫爾認為桐油借款「幾乎純粹是政治性的」、將會使美國「最終陷入戰爭」,不同意中國政府出現在任何檔案上。為此,陳光甫建議由政府在國內設立完全獨立之商業性公司「復興商業公司」,收購桐油,售予世界貿易公司,讓世界貿易公司與美國進出口銀行訂立借款合約,由中國銀行作擔保,最終,以兩個公司簽約的形式達成了桐油借款。雖然名義上桐油借款是兩家公司的協議,但是日本並不善罷甘休,各大報紙對借款大肆攻擊,《朝日新聞》稱:世界貿易公司實質是「影子公司」,此次借款是「政治借款」。日本的恫嚇,使懼怕刺激日本的美國國會和國務院縮手縮腳,不敢大額度和名正言順地援助中國,中國的抗戰之路鋪滿了荊棘。
桐油借款雖然成功,但貸款之數目遠不及中國之所需,中國政府繼續讓陳在美洽談貸款。隨著美日交惡日深,加上歐戰的爆發,陳敏銳地覺察到,美國急需錫等戰略物資。在陳光甫的建議下,1939年9月8日,當時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往見羅斯福總統,希望美給予中國以滇錫為抵押的借款,以增強和支撐中國人民的士氣與力量。羅斯福遂指示摩根索:「盡可能幫中國的忙,但須不落任何痕跡。」滇錫借款談判的大門打開了。隨後,陳與美財政部專家商談用滇錫為抵押借款7500萬美元。但美對國民政府錫礦控制權和交通狀況心存疑慮,遲遲不見動作。於是陳光甫和胡適加緊在美活動,斡旋於羅斯福、赫爾和摩根索之間,並請託美國友人為中國說項。
面對美國的首鼠兩端,陳光甫打起了「蘇聯牌」,在摩根索面前歷數蘇聯對華的援助,且條件比較寬鬆,還可購買軍火,如果美國拒絕伸出援手,國民政府將會倒向蘇聯。果然美國最敏感的一根神經被觸動,摩根索承諾對華貸款,並與美國錫業鉅賈商談。恰於此時,《日汪密約》的公開又刺激了美國,滇錫談判的僵局破冰,最終經過討價還價,雙方達成了2000萬美元的滇錫商業貸款。陳終於得以完成使命歸國。
陳光甫在美國折衝樽俎,固然有收穫,但誰知其中的辛酸。他在日記中寫道:
「余在此間接洽事宜,幾如賭徒在賭場擲注,日日揣度對方人士之心理……,無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蓋自知所擲之注,與國運有關,而彼方係富家闊少,不關痛癢,幫忙與否,常隨其情緒為轉移也。」
借款之行讓陳深切地認識,救國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外援。
「自助愈勤,人助愈力。國際間無慈善事業,無可諱言」。
陳光甫在美國借錢時,胡適為我國駐美大使。胡雖受美國朝野敬重,但他對財經問題可是外行。於是貸款歸陳光甫負責,有事要找羅斯福總統則是胡適的事。兩人合作密切,友誼亦日深。胡適曾把一首舊作小詩,寫在自己照片上,送給陳光甫,又做了很詳細的說明。
略有幾莖白髮,
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
只能拚命向前。
27年(1938、10、31。在美京)
陳光甫同我當時都在華盛頓為國家做點戰時工作,那是國家最危急的時期,故有「過河卒子」的話。八年後,在35年(1946)的國民大會期中,我為人寫了一些單條頭幅。其中偶然寫了這四行小詩,後來共產黨的文人就用「過河卒子」一句話,加上很離奇的解釋,做攻擊我的材料。這最後兩行詩句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了。
對陳光甫來說,外交是客串,實業是本行。陳回國之後,雖然也曾參與政府工作,但他的重心還是在上海銀行運營上。但事與願違,抗戰甫停,內戰繼起。國民政府退出大陸後,陳也停止了在大陸的銀行業務,將香港分行更名為「上海商業銀行」,在香港繼續經營銀行業務。1954年定居台灣,1965年上海商業銀行在台復業。1971年,陳光甫九十壽誕,祝壽來賓有副總統嚴家淦、總統府祕書長張群,和何應欽、葉公超等政要。1976年7月1日陳光甫逝世台北,有人說他這一生是「輝煌而又充滿遺憾」。
陳光甫完成白銀協定回國後,認為白銀協定僅足以救濟法幣一時之危急,其長久穩定之道,當在於政府對財政金融經濟三方面有一通盤之改進計畫。因以下列意見,條陳政府。
(一)繼續與美政府保持密切聯繫,以獲美國銀行及財政界之瞭解。
(二)獎勵生產事業,穩定物價,增加人民購買力,俾造成一健康之經濟環境。
(三)中央銀行加強辦理商業銀行再貼現。
(四)充裕市場資金,以減低利息。
(五)引導公民營銀行借款於生產事業。
國人皆知,國民政府之失去大陸,實非軍事,而根本在經濟。故國府遷台後,戮力經濟建設,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和趙耀東等人,先後接力奮起,把台灣推到「亞洲四小龍」首席。
(撰寫本文曾參考《陳光甫傳略》(張壽賢)、《陳光甫的一生》(姚崧齡),主要敘述文字則引自《陳光甫:一個商人的外交》(朱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