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在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邊境慢慢搖搖停下來的時候，我才意識過來自己正在旅行。
或者更準確地說，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旅行者。巴士停穩之後，兩個高大的邊境警察上車，表情和窗外的風景一樣荒蕪，不知道是出於職業偽裝，還是日積月累的無聊。其中一個用斯拉夫口音濃厚的英語喊：「護照。」眼神也沒特別對著誰，彷彿他只是在課堂上複誦一個單字。一車的人溫順地開始往背包內層、外套口袋、腰包深處等夾縫裡摸，把自己掏出來，把臉擺弄成照片上的樣子。巴士司機不知道什麼時候熄了引擎，整輛車忽然變得像太空艙一樣安靜，只剩下那個警察唰唰翻著護照頁的聲音，單調而冷酷，我幾乎以為我要交的是一張考卷。
有段時間裡，這個場景成了我關於旅行最頻繁出現的噩夢。密閉的空間。冷峻的臉。陌生的語言。漫長而不知所以的等待。有時持槍的男人進到車子裡，像我看過的某部俗爛電影一樣將車窗掃射成碎片；有時整台巴士忽然移動到以前工作的地方，我不知道要怎麼或跟誰解釋來到這裡完全不是我的本意。在一次情節裡，我到處找不到護照，面對邊境警察狐疑的眼神步步進逼，只好將整個背包裡的衣服書本生活用品翻出來倒了一地，竭盡全力地大吼：你要我怎麼證明我是誰？你看哪我全部的東西都在這裡了，還不夠嗎？
當然不夠。電影《裸體午餐》裡比爾在虛構國度安那西亞的邊境被攔下來，要求證明自己是作家，於是悲壯地一槍打死隨行的情人，如此隱喻式的情節在真實世界裡自然很難發生。真實的邊境上，旅行者的存在不過一本護照，經歷、個性、喜好、情感全都失去價值。列維納斯理論裡念起來像一句咒語的il y a，每次聽到我都不自覺想到邊境上的自己。il y a。法語字典的註釋是存有。列維納斯說那是無存在者的存在。中性到近乎虛無的存有，感覺特別薄特別渺小，隨便就可以弄丟。
尤其是像這樣的陸路邊境。一個國家的盡頭接著另一個國家的盡頭。如果因為沒有護照被留在一片荒涼的公路旁，大概就真的在形式上抵達我去過最遠的地方了。
要是再早個幾年，沒有固定該完成的工作該繳的帳單，以及越來越容易疲憊的身體和因世故而越來越膽怯的心，被留在遠方自然也不是什麼噩夢，畢竟年輕時每次上路最初始的願望，就是把自己放逐到世界最邊陲的角落去，在全然陌生的風景裡漫無目的地晃蕩。既然漫無目的，也就無所謂走丟。找不到路便繞路，錯過了車便等下一班，食物吃完了便餓，水喝光了便渴，沒有地方過夜便整晚不睡，聽不懂對方的語言便慢慢地猜，在異國邊境弄丟護照這種遭遇聽起來更像是電玩裡的終極任務卡，接到時只會忍不住興奮地期待整個故事將如何成為未來許多年的談資。這樣滿心歡喜地承接著厄運，這樣相信時間能解決一切的樂觀，這樣多的時間。我有時候懷疑我那時只要踏上旅途，就自動分裂出另一個人格。
但至今仍沒掉過護照。十多年來所有在邊境海關蓋的章，都還好好地收在抽屜深處。那些形狀深淺不一、腳印般凌亂散落在護照頁裡的圖章，曾經承載邊境在我旅行路上最初的具象。島國出發的旅行，從一個機場海關的排隊等候線抵達另一個機場海關的排隊等候線，護照翻頁多落一個印，就算過了一個國界。村上春樹上個世紀末在遊記裡寫，在誰都可以去任何地方的時代，邊境已經在旅行裡消失了。二十多年後來到電子通關和免簽入境盛行的現在，連邊境最後的痕跡都要消失殆盡。在移除內部邊界管控的申根區旅居幾年之後，國界漸漸在我的認知裡失去了形狀，只剩下路旁很輕易就能忽略的樸素藍色金屬牌，象徵性地標誌著國名。我常常忘了自己正在旅行，可能也不只是因為離家太久的緣故。
忘了邊境的不只我一人。塞爾維亞邊境警察在車上轉了一輪，手上紅紅綠綠的小本子疊在一起，燙著各自的金邊，像握了一個世界。所有人都交出了自己的身分，眼神看起來非常空洞，除了兩個二十出頭歲的德國男孩，在警察經過時露出困惑的表情：「我們沒有護照。」
警察皺起眉頭：「為什麼？」
他們更無辜了：「為什麼要？」
來回爭論幾句之後，兩個德國男孩跟著警察下車。巴士司機已經站到車外抽菸，表情看起來非常無奈。我旁邊經常往返兩國的塞爾維亞女人看起來更無奈，把頭重重靠到車窗上：「天啊這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邊境的意思，還是在旅行多年之後。也是在巴爾幹半島上，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沿著亞德里亞海的陸路邊界，車流從邊境檢查口起停滯了好幾公里，在豔陽下看起來像原地起伏的一條浪。那時候巴士上不知道誰的旅行文件出了問題，一車的人都被酷熱逼到一旁貨架上滿是灰塵的雜貨超市裡。我完全忘了當時時間是怎麼消磨掉的，只記得超市玻璃門上大大貼著的十多幅國旗中間，莫名竟然有台灣的國旗。幾十分鐘前，我和邊境警察又重複了那個發生過太多次以至於聽起來像相聲段子的對話：「中國人需要簽證。」「這不是中國護照，是台灣。」「但上面寫中國。」「不是，是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
我頓時想回頭找到那個警察，指著台灣國旗對他說看到了沒這是不一樣的國家，儘管那面旗子也不能真正代表我的國家。後面那句顯然多了，他大概只會更困惑，我於是再次選擇放棄。話語一旦要貼近事實，就顯得累贅而渙散，我不知道要如何更好地解釋近萬公里外一個我無法客觀說算是存有還是存在的國家的邊界。
那次巴士在邊境停留了近兩個小時才重新上路。「但這還不是最荒謬的。」當時的旅伴總這樣向其他人一再重述這個故事：「我們根本沒有要去波士尼亞，只是要到克羅埃西亞南邊的另一個城市。」
然後來到荒謬的高潮：「波士尼亞這段嵌進克羅埃西亞的海岸線才二十公里。」
那確實是我看過最畸零的國界之一。盾牌一樣領土的左下角延伸出一條細小的走道通到海邊，像一隻絕望而乾枯的手要抓一點水。讀了太多南斯拉夫崩解期間的內戰故事，很長時間我錯以為那是克羅埃西亞在戰爭裡最終沒拿下的土地。「跟那場戰爭沒有關係。」後來一個讀歷史的斯洛維尼亞朋友糾正了我。
有關係的是另一場戰爭。他像一個說書人絮絮地說，十七世紀末期鄂圖曼帝國戰敗，現今克羅埃西亞北部的大片土地於是歸給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威尼斯共和國。南方的拉古薩共和國與威尼斯長年敵對，為避免正面交鋒，便將北邊一小片靠海的土地贈與鄂圖曼帝國作為緩衝。鄂圖曼帝國把那片土地併入波士尼亞行省，當代的邊界就此成形，後來……
他越說越快，我開始走神，恍然有些懂了為什麼我總無法解釋好自己國家的歷史。長長而曲折的句子裡我只聽到重複的戰爭戰爭戰爭，而且故事裡的國家早就都消失了。
戰爭與邊境。人類歷史亙古的旋轉門。每條國境上空，都免不了戰爭的幽靈層層疊疊。跨過邊境之後，我經常被另一些看不見的邊境絆住。在波士尼亞安靜的村子裡，有人指著一個塞爾維亞族警察的背影，說那就是二十多年前戰爭裡殺了他家人的鄰居。在科索沃米特羅維察將城市裡兩個族群一分為二的橋下，一個塞族人說他不懂國族主義，只想回到橋南邊他原本的家。到了科索沃消失在地圖上的塞爾維亞，大半輩子生活在南斯拉夫時代的音樂家堅決地說，他不管其他人想當什麼人，他的國家永遠是南斯拉夫。
個體的正確疊加在一起，最終漫過邊境，成為殺戮的錯誤。列維納斯說il y a之所以令人恐懼，正在於其因失去主體而無所終止的存在。我想問他，如果再更形而上一些，這個關於邊境的悖論算不算是一個人性的il y a，否則我們如何仍不斷忍受著戰爭，又不斷為戰爭裡受難的人感到沮喪？
令我沮喪的還有被邊境困住的人。幾十分鐘之後，兩個德國男孩又上了車，巴士終於過了邊境關口。我不知道他們最終如何說服了邊境警察，只想起一個因為厭惡愈漸右傾的艾爾多安政府，在巴爾幹幾個國家流轉逗留了整整一年的土耳其男人。他說他幾次到過我剛剛越過的邊境，沒有申根簽證進不去匈牙利，又不願意付三千歐元給偷渡集團，就只能看看邊界另一頭乍看一樣荒蕪的風景，再調頭回去：「我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拿到一本歐盟的護照。」
邊境上有些人是存在，有些人是存有，還有些人連存有都失格。或許這才是我作噩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