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大自然之人

1805年，一位名叫威廉．伯切爾（William Burchell）的二十四歲藝術家兼博物學家來到大西洋中部的聖赫勒拿島（St. Helena），他原本懷抱著貿易的野心，但沒多久便感到厭倦，轉而成為定居在島上的植物學家。五年後，他離開聖赫勒拿島前往開普敦（Cape Town），並開始策畫一趟橫跨南非的探險。作為一名採集者，伯切爾並不依附於任何雇主或學術團體，他充分運用這份自由來「擴展他的研究，探索任何可能提供有趣資訊的領域……在一個尚處原始狀態的國度，幾乎沒有什麼人為的藝術痕跡，大自然的造物讓所有人都心曠神怡──除了那些內心腐敗墮落的人以外──而這些景象最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

為了探索「歐洲人從未涉足的地區」，伯切爾打造了自己的流動採集設施──一輛特製的馬車，內部設備齊全，能滿足這位藝術家兼博物學家想像得到的所有需求，他對非洲事物充滿好奇，想把一切都收入囊中。伯切爾的裝備和物資包括：「要當作送給酋長的禮物，以及用來跟土著以物易物的貨品……一箱精選藥品……一大套文具，以及畫水彩和不透明顏料所需的各種材料，另外還有經過處理的畫布和油畫工具。」

儘管有如此充分的準備，伯切爾在寫生時仍不免遇到煩惱。有一回的狀況是：

連一塊可以坐下的地方都找不到，到處都爬滿巨大的黑螞蟻，甚至連站著都有困難；這些煩人的昆蟲總是忙著覓食，很快就爬上了我的鞋子，似乎異常樂於啃食一個白人男子的腿，這對牠們來說可能是從未嘗過的美味，不管我如何想方設法，牠們都堅持不放開自己的珍寶。

伯切爾在1811年六月離開開普敦，展開一趟穿越南非的旅行，在1815年八月以前共行進大約七千公里（四千三百五十英里）。他的路線大致呈現一個三角形，從西開普省的開普敦朝東北方前進，抵達奧蘭治河以北的格里夸斯塔德（Griekwastad）、庫魯曼（Kuruman）和蜂沼（Heuningvlei），然後向東南行進至東開普省的艾爾弗雷德港（Port Alfred），最後再返回開普敦。伯切爾宣稱他旅行時「沒有同伴或助手」，但他巧妙地提及其他人的貢獻，補充說「除了幾個霍屯督人（譯註1）以外，沒有其他隨行人員，且霍屯督人從未超過十人」。超過五萬件「自然史的事物被採集回來，還有很多科學界至今未曾見過的物品」，其中包括「大約五百幅畫作，題材涵蓋風景、肖像、服飾、動物學、植物學與各種物品」。

伯切爾採集的數量相當龐大。儘管他不須聽命於任何人，但他深知自己的興趣太過廣泛，加上旅行範圍遼闊，以至於時間非常有限。比方說，1811年9月14日，他在西開普省的石地上撿到他心目中「形狀奇特的卵石，後來發現這其實是一株植物……但顏色和外觀跟它生長環境中的那些石頭極為接近……這個多汁的小東西（植物）……通常不容易被牛群和其他野生動物發現」。伯切爾對於這些多肉植物感到遺憾，因為他「既沒有機會將它們保存下來，也沒有時間作畫」。他接著建議：

如果有一位優秀的繪師，能花上三四年的時間遊歷開普殖民地，專門在這些植物的原生環境中描繪它們，將會為植物學帶來非常珍貴的成果……這些植物因為多肉或嬌弱的質地，不易保存在標本館裡。藉由這種做法，繪師將完成一份極具實用價值的工作，而這些植物獨特的形態或精緻美麗的花朵，無疑會吸引所有熱愛大自然之人的目光。

離開南非後，伯切爾先到巴西探險，然後才返回英國。他在英國花了數十年來整理數千件植物標本和畫作，儘管他的大多數發現和插圖都未曾發表。而且，「對科學界而言，很不幸的是伯切爾老師不但從未發表，還幾乎不讓任何博物學家接觸他的標本。直到他去世……他那龐大的植物標本收藏才贈予邱園」。因此，在伯切爾在世時，外界並未注意到他對聖赫勒拿島、南非和巴西植物研究的貢獻。伯切爾對田野考察的熱忱反而害苦了他，他蒐集的樣本太多，根本不可能分類得完，也來不及一一鑑別和發表──儘管他活到八十多歲。

▋焚香與龍血之島

索科特拉島（Socotra）在政治上屬於阿拉伯世界，但地理上屬於非洲，其孤立的地質環境、極端氣溫和稀少的雨量共同催生了當地特有植物群的演化，包括形態奇異的樹木與多肉植物。自古以來，索科特拉島便以出產藥用蘆薈，以及龍血樹（Dracaena cinnabari）聞名，此樹劃傷樹皮後流出的「龍血」是一種可用於染料與亮光漆的樹脂，而其芳香的樹膠可以用來製作焚香（incense）。

即便規畫得非常倉促，短期的密集考察也可能成果豐碩。就鮮為人知的地點來說，歷來的全方位植物學考察很少像艾薩克．貝利．巴爾福（Isaac Bayley Balfour）1880年的索科特拉島探險那樣，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籌備完畢。1879年12月20日，約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代表英國科學促進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邀請巴爾福率領這趟索科特拉島的遠征。二十天後，巴爾福動身離開英國，「許多事情在較從容的情況下可以完成，但當時卻不得不放棄」。他在1880年2月11日抵達索科特拉島，僅停留四十八天，三月底就離開了。

巴爾福從英國出發時，同行人員有愛丁堡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的園丁亞歷山大．斯科特（Alexander Scott），抵達亞丁（Aden）後，名叫查爾斯．詹姆斯．科伯恩（Charles James Cockburn）的軍官也加入隊伍。巴爾福對科伯恩的評論是：「有他同行不僅讓人愉快且大有助益，他繪製的精美素描更能讓考察委員會認識到他對探險隊的重要性及其卓越的貢獻。」到達索科特拉島後，精明的巴爾福便「忙著採購物資與招募僕役，但因為工資甚高，僕役很難招募，優秀的口譯員尤其難尋」。

巴爾福的探險隊在島上採集了各式各樣的自然史樣本，而他們格外關注的當然還是植物。考量到經濟價值、歷史意義及特殊的地理分布，他們將活生生的龍血樹與索科特拉蘆薈運回愛丁堡，並且蒐集了「五百多種開花植物的乾燥標本，另外還有一些隱花植物（蕨類）」。受到這趟旅程的啟發，許多人紛紛前往索科特拉島展開自然史調查，這種現象一直持續至今。

巴爾福為後人提供了他自己的建議：

任何前往該島的採集者都將滿載而歸……但最好要能安排抵達的日期，在一年的最後幾個月到隔年上旬到達島上。我們的探險隊那年到達島上的時間太晚，因此在離開前，天氣已經熱到我們無法達成預定的工作量。

西伯索普也曾遇到類似的問題。1787年春季，他因為海上航程的一些狀況，未能在地中海地區採集一些花期短暫的植物。

回到愛丁堡以後，巴爾福過了八年才正式發表他的植物研究成果。他當初與斯科特和科伯恩所採集的標本「往往很零散」，但瑪蒂達．史密斯（Matilda Smith）、哈莉特．安．帝瑟爾頓□－戴爾（Harriet Anne Thiselton-Dyer）與約翰．紐金特．費奇（John Nugent Fitch）根據這些標本，製作了一百幅黑白石版畫。如今，世人已經認識八百多種索科特拉島的植物，其中三分之一是特有種，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在巴爾福展開遠征之前，西方科學界掌握確切資訊的索科特拉島植物只有一種：索科特拉蘆薈。儘管數百年來，土生土長的索科特拉島居民一直將龍血樹的樹液運往外地，但龍血樹此時才獲得巴爾福的正式描述，並且被科伯恩素描下來。如今，我們知道龍血樹濃密的傘狀樹冠可以從霧中收集水分，沿著葉片、樹枝與樹幹將水分導入土壤。樹蔭下的地表相對濕潤，進而形成獨特的微氣候（microclimate），深深影響著索科特拉島許多特有植物的演化與生存。

譯註1：霍屯督人（Hottentot）是早期歐洲殖民者對科伊科伊人（Khoikhoi）的稱呼，但具有貶義，指笨嘴笨舌。參考資料：〈南非轉型正義的反思──試以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的原初立場析論之〉范盛保《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0卷第3期（2014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