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嬤獨居中興新村,年事已高,但近幾年對於子女們給的生活費,她一一回絕,甚至過年紅包也不收了。她總說自己在南投的土地還有收租,錢夠花就好,留太多也沒用。早年生活並不富裕,婚後她省吃儉用,好不容易積攢下一些錢,七○年代得以在中興新村以南的軍功寮買地。對她而言,土地安穩、實在,比起其他投資都更令她心安。
那是個經濟飛速成長的時代,全民熱中炒股,她也曾是廣大股民的一員。在工廠做工的她,往往利用上廁所的空檔從工位上溜出來,拿出收音機聽電台輪番唱報各家公司股價,再偷偷打電話給營業員下單。然而,如同許多散戶在金融市場淪為被收割的韭菜,阿嬤操作股票也沒少賠過。進入九○年代,投機之風更盛,宏□、聯電、宏達電,這些曾當紅一時、被人高高捧起,卻又重重摔落的公司,阿嬤都曾持有。上漲下跌之間,真金白銀失去實質,抽象為數字隨機跳動的遊戲,來去終歸浮雲。
她虧怕了,股票遂收手不再碰。那塊地也成了如今唯一能提供現金流,供她養老的依靠。
回想早年這些,她不免在驚懼之後,為當年下決心買地的抉擇長舒一口氣。「彼時我就恰你阿公講過,有錢欲趕緊買地,抑無土地一直起,工錢真緊就追不住。」她扭擰著滿臉的皺紋,仍顯焦急地說道:「但是你阿公彼個人喔,唉!一直講毋免毋免,根本聽袂入去!」
年輕新婚,許多事物彷彿被套上濾鏡,終究抵不過其後漫長歲月的消磨。早年經濟困頓,加之阿公過世也近三十年,殘留在她心中的多只剩下鏡面刮花後,粗礪般低解析的映像。她口中的阿公,杯盤擺放有其定則,衣服掛曬有其制式,但凡看到阿嬤未將衣物以如他所想的方式晾放,就一件件扯下來重掛。是這樣古板、固執,他們爭吵過、冷戰過,如今多年過去,她口中迴環不止的仍是這些事情。
而我靜聽一陣,心思卻不自覺飄回大學時期醫學院的心理學課堂。自信有時,指摘有時,人性是如此奮力地試圖構建自我的特出與邊界。但若邊界成為宥限,而無明在種種是非判斷間,已然築起巨大的幻夢?
是以阿公阿嬤共枕了大半輩子,僅能擁抱各自的時差入眠。外省與本省、階級隔閡、高中小學的學歷分野,乃至二十歲的年齡差距,使他們床榻推湧,終究翻身於各自的沉默。經歷離亂,阿公所思複雜憂慮,自己理清已非易事,遑論為他人道,而要在阿嬤面前啟齒,阿公思來想去,還是作罷。渡海來台杳無根柢的他,大概只有面對子女,才能放心透露些許:「我們沒有房沒有田沒關係,因為你們四個孩子,就是我們家裡的四畝田。」他總如此說,儘管在孩子們眼裡,阿公仍無比寡言,總是緊抿著雙唇,表情肌在眉間和嘴角繃緊,彷彿永遠也鬆不開。
生命最後幾個月,阿公躺在床上的時間漸多,體力大不如前。讀博士班的舅舅放假回家,空閒時便走到阿公床旁坐下,扶起他的雙腿,靜靜等待雙唇微啟。直到那時,他方以細節述及那些罕有人知的事物:我們不是漢人,是來自湖南的土家族,七月等學校放暑假,就帶你回去和姑姑見面;記住,湯家取名是有一串字輩的,你是「敬」字輩,以後結婚生男孩是「尊」字輩,再後來的都寫在這張紙上,千萬不要忘了……這是阿公親手澆灌的四畝田,也是他唯一所能傾訴依靠。
所以他仍顯顫抖地從櫃中拿出那張戰士授田證,右手前伸,指著記憶裡鮮明的那片飛沙,機槍的輪響,腰間的彈匣,再定睛已是一列列倒下的身首。他張揚的比劃彷彿在時間裡不斷回溯,直到足堪描摹出幼時家鄉的形貌。幼時富家公子的他,隨意四顧指認,周遭大片山頭都是自家的地產,渡海來台雖身無分文,國民黨政府仍發給戰士授田證。台灣既如彈丸,也非自己根留之處,看著阿嬤為購地勞費心思,想想不僅多此一舉,更近乎愚昧。
他堅信哪一天反攻成了,便能回到大陸拿回曾經的田地,甚至還多了政府的授田。於是他勞碌於生活,間暇則苦苦企望,為了一個絕對不移、橫越大半輩子的信仰。
一個阿嬤未曾聽聞的信仰。
時至今日,我已自醫學院心理學課堂走出,披上白袍進入臨床工作。「認知失調」,我恍然指認,而它以更極端、更罕見的類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為名者,為人所知。我是如此恍然地指認,起自那段被逼南撤、踏上異鄉的軍旅,曾經倉皇的他可以責備體制,直到槍砲在心中的轟鳴讓他聽不見自己的聲息,終而隨之收乾了言語;他可以質疑當初的選擇,歸因於外,直到無意識裡也開始向內刨掘,容疑懼逐漸將內裡挖空:當年衝動從軍,臨行前母親試圖阻攔,怎麼就沒有聽從呢?後來共產黨上台,一家人被打為黑五類,兄姊的子女被禁止就學,甚至母親遭驅趕進豬圈餓死,自己卻在哪裡呢?早年阿公尚書寫家信夾帶錢財寄回大陸,信口封緘時心裡究竟想著什麼?他或許萬般遲疑,捧起信件像捧起一輩子的罪愆,直到因其重量而雙手不斷顫抖。畢竟他怎麼能呢,一個無法回頭的遊子,一段試圖卻不可能的救贖?
如此刨掘與拷問從來不是言辭的,甚至甫進入意識邊緣而將被覺察前,思維便迅捷躲閃,掉轉受事,復在一次次對現況的美化中,撐持起脆薄的自尊。那些年,阿公被帶離家鄉,漂泊來台而散盡所有,但他失去得愈多,任何輕巧的承諾都足以讓他依賴至深。蔣中正死時,彷彿有什麼堅若磐石者忽然崩塌,他被掏空了,乾涸的眼眶裡竟擠不出一滴眼淚。
然而,戰士授田證有什麼實質呢?幾分地,然後呢?若真有一天反攻大陸成功,在台灣安居的子女還願意放棄所有,回去大陸只為躬耕那幾分田嗎?這些問題恐怕阿公未曾細究。即便一度文革煽動而起,家鄉土地盡遭洗劫,但想著只要還有授田證,軍旅的苦難終能得到回報,這讓他知足,也讓他心安。
九○年代,解嚴、民主化,政府頒布法令,決議以金錢補償讓戰士授田證退場。幾萬元的意外之財捧在手裡,曾經的夢田連同那張紙一起作廢了。在舅舅旁邊,他危危顫顫地說話,儘管阿嬤不會知道這些。在她的夢裡,阿公仍然古板、固執,而從未意識到阿公也曾深陷於此,裡頭的幻境就和她曾經買賣過的股票一樣,不過時運隨機,來去終歸浮雲。
一個戰士,一畝田,一紙回鄉夢,阿公在夢中度過了大半輩子,最後的時光裡,方恍惚醒轉。人生短促如斯,究竟什麼是真實,什麼又是虛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