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抓捕、大流放：立陶宛抵抗運動的開端
1941年，十四歲少女達利婭□格林科維丘特（Dalia Grinkevi□i□t□）一家和許多立陶宛家庭一樣，整批整批被軍隊抓捕，並送往遙遠的西伯利亞勞改。達利婭被迫與父親分開，與母親、弟弟一同被關進火車，輾轉流落北極圈內一個環境惡劣的島嶼，開墾新的「古拉格」（gulag）勞改營。多年後，達利婭寫下回憶錄《苔原上的陰影》（Shadows on the Tundra），細膩描述了自己與家人的這段流放。
立陶宛曾經於一戰後取得獨立，然而1939年蘇聯與納粹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強行將立陶宛及其他周邊國家劃入其管轄範圍。雖幾番有條件答應立陶宛自治，但蘇聯提的駐軍、官員派駐與政府改選等條件，只是一步步削弱了立陶宛的自主性。最終，立陶宛在1940年七月的不公正選舉中選出共產黨政府，八月正式加入蘇聯，結束了近二十年的獨立時期。
蘇維埃政府掌權後，旋即抓捕並流放立陶宛文化界與政治界的菁英及其家屬，大抓捕與大流放也催生了立陶宛抵抗運動。許多效忠於獨立時期立陶宛共和國的前軍官與平民青年們開始集結成游擊隊，以恢復立陶宛獨立為號召，在森林及農場周邊武裝反抗蘇聯政權。
李恩吉納斯□巴留科維丘斯（Liongainas Baliukevi□ius）在日記中記錄了1948-1949年游擊隊活動的高峰：五至十五人編制的小型隊伍間緊密運作，在森林裡挖掘地下碉堡，以有限資源印製地下刊物與宣傳單，隨時要提防蘇聯特務的滲透，也面臨家庭與游擊工作間的抉擇。值得注意的是，從維爾紐斯（Vilnius）占領與自由抗爭博物館（Museum of Occupations and Freedom Fights）的大量相片與記敘，可以了解游擊隊中女性的比例很高，且人人荷槍實彈。
1941年至1953年，約莫130000名立陶宛人被蘇維埃政府送往西伯利亞勞改，15000人被送入政治牢獄，這些情況直到1953年史達林過世後蘇聯內部政治鬆動才得以緩解。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發，維爾紐斯也出現了抗議，事後的大逮捕連帶造成了許多冤案，抗爭轉為間接，比如懸掛獨立時期的立陶宛國旗。
▋人民詩人、情報頭子、詩歌與獨立的春天
後史達林的蘇維埃立陶宛，曾經以「人民詩人」（People's Poet of the Lithuanian SSR）與「人民作家」（People's Writer of the Lithuanian SSR）二種榮譽頭銜獎勵受到政府青睞的文學家，分別自1954年、1957年開始由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主席不定期頒發，直至1990年立陶宛宣布獨立後廢除。歷屆得主不乏文學上的傑出作者，但也有不少案例可以看出政治意識形態仍是評選的優先考量。
1954年，蘇維埃立陶宛政府首次將「人民詩人」頭銜追贈著名女詩人薩洛梅婭□涅里斯（Salomeja Neris）。女詩人生於1904年，1927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早晨》（In the Early Morning）即獲詩壇認可。涅里斯大部分詩作的文學性都非常高，然而她與蘇聯共產黨的曖昧關係也引發許多爭議：獨立時期，一份以她名義宣誓效忠共產主義的宣言於雜誌發表；蘇維埃立陶宛成立後，她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朗誦一首讚美史達林的詩──雖然事後研究發現該宣言是由雜誌編輯與他人冒名撰寫，朗誦的詩作是否出自她手筆也仍存疑，但涅里斯於1940年共產黨主導的選舉中當選為「人民議會」議員，跟隨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請願立陶宛加入蘇聯，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涅里斯後來的日記與詩作透露出她後悔的情緒。1945年，她死於癌症，一說是死於共產黨人陷害，來不及親眼目睹蘇聯往後的歷史。她作為立陶宛文學史裡的困難遺產，仍持續考驗著後人該如何繼承與評價。
當然在一些例子裡，作家與蘇聯政權的關係清楚而緊密。如1968年獲得「人民作家」頭銜的亞歷山德拉斯□古戴蒂斯-古澤維丘斯（Aleksandras Gudaitis-Guzevi□ius），於1944-1945年擔任立陶宛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長官，也就是俗稱的情報頭子，負責鎮壓立陶宛境內的武裝抵抗運動。
國家授予的作家頭銜外，蘇聯時期還有另一項非官方主辦的詩歌節──第一屆「詩歌之春」（Poetry Spring）於1965年登場，由當時的蘇維埃立陶宛作家聯盟為紀念涅里斯逝世二十周年主辦。發起人之一，同時為當年度桂冠詩人尤斯蒂納斯□馬辛凱維丘斯（Justinas Marcinkevi□ius），其得獎詩集《多納萊蒂斯》（Donelaitis）紀念了十八世紀立陶宛古典詩人克歷斯蒂尤納斯□多納萊蒂斯（Kristijonas Donelaitis），他在1765-1775年間創作了第一篇立陶宛文詩歌《四季》（The Seasons）。
馬辛凱維丘斯與多納萊蒂斯同樣鍾愛農民生活題材，並且從中思索立陶宛人的命運，即使在立陶宛獨立後仍受到不少讀者喜愛。詩人曾為共產黨員，在1978年獲得「人民詩人」頭銜，然而他亦藉由自身影響力參政，1985-1990年當選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代表，並在1988年參與成立民族主義組織「薩尤季斯」（S□j□dis）推動立陶宛獨立。
「詩歌之春」持續舉辦至今，作為蘇聯時期相對開放的文學場域，在蘇聯解體後依舊由立陶宛作家聯盟每年主辦，並選出一位年度桂冠詩人。無論是國家主導或作家主導，蘇聯時期的文學獎勵機制，都與政治體制有著複雜的互動關係。每一位作家在這些關係中所處的位置、所展現的姿態也都不大相同。
▋冷戰年代的叛逆出口
1960年代，一股主流之外的文化動能正伏流於立陶宛社會之中，源於美國的嬉皮風潮在冷戰局勢下成為蘇聯內部攻擊的對象，卻為年輕人打開了宣洩對社會不滿的出口。自1970年代，許多立陶宛異議分子於學生時期就籌組文學社團，翻譯歐洲鐵幕彼端的詩作與小說，討論當今的政治情勢。例如湯瑪斯□文茨洛瓦（Tomas Venclova），1956年獲頒「人民作家」的安塔納斯□文茨洛瓦（Antanas Venclova）之子，曾在維爾紐斯大學參加文學社團並參與異議活動，由於家庭成員親近共產黨的背景，長期受到特務監視，雖未陷入囹圄，最後仍不得不移民海外。
父親曾是請願加入蘇聯代表團的一員，湯瑪斯卻和父親的政治立場相去甚遠，是人權團體「立陶宛赫爾辛基組織」（Lithuanian Helsinki Group）的創始人之一，後來流亡美國成為耶魯大學斯拉夫文學教授，《關口：詩選集》（The Juncture: Selected Poems）顯現出他文學上的卓然成就。
這段時期，異議分子還會製作地下刊物／獨立出版品（Samizdat），刊登蘇聯內部禁書（如《齊瓦哥醫生》）或翻譯西方文學，並書寫批判政權的文章。作者與編輯們會拍下寫好的文稿，將底片交由可信任的人攜至西方世界，重新沖印排版印行販售，有時少數的刊物能夠再流入立陶宛境內。過程必須如此複雜，是因為海外印刷才不受蘇聯出版審查限制，底片則較容易規避海關的查緝。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里查達斯□加韋利斯（Ri□ardas Gavelis）的《維爾紐斯撲克》（Vilnius Poker）在那一年出版。書中故事溯回1970年代的維爾紐斯，描寫蘇聯統治下的立陶宛在組織抗爭外的另一種面貌：人們仍困在蘇聯政權多年來施加的身體與心理暴力之下。
這本立陶宛當代文學的經典之作有鮮明的後現代敘事特徵：整本書以四個篇章、四種視角講述一個事件的多重面貌，篇幅最長的第一章反覆穿插敘事者不堪的回憶與形而上的思索，呈現出維爾紐斯平靜的表面下，一介市民如何在極權體制與性別階層等壓迫結構中掙扎生存，替蘇聯走向崩潰前夕的壓抑氛圍留下了難以忘卻的註腳。
▋立陶宛（再次）獨立，以及多元的文學類型與文學獎
1988年，立陶宛民族主義組織「薩尤季斯」成立，並於1989年立陶宛最高蘇維埃選舉中取得議會多數，1990年3月11日簽署復國法案宣布恢復獨立。然而軍隊仍受蘇聯控制，1991年一月蘇軍更直接進入立陶宛占領多個政府設施，民眾開始自發聚集至議會阻擋軍隊清場，郊外電視塔則爆發了血腥鎮壓，透過媒體轉播，軍隊迫於國際壓力才不得不收手。年底蘇聯解體，立陶宛才得以正式獨立。
1975年「詩歌之春」桂冠詩人，後成為「薩尤季斯」成員的馬塞利尤斯□馬蒂奈蒂斯（Marcelijus T. Martinaitis），在獨立後獲得了立陶宛文學與民俗研究所獎（Institute of the Lithuanian Literature and the Folklore Prize），該獎項由文學學者們評選，自2003年起每年頒發。在他的詩集《嫌疑人K.B.》（K. B. the Suspect），每首詩都彷彿是一份針對主角K.B.於後蘇聯時期生活的監控檔案，反映獨立後政府的轉型正義措施：替自白的蘇聯時期特務保密身分長達七十五年，反而造成社會上另一種壓抑與猜忌的氛圍。蘇聯統治的遺緒，仍如詩集所描繪那般縈繞在民主化後的立陶宛。
近年擁有眾多讀者的克莉絲緹娜□薩巴利奧斯凱特（Kristina Sabaliauskait□）則是專門耕耘歷史小說的作家，生於1974年，至今已經出版多部暢銷作品。然而她卻不受立陶宛主流文壇待見，長年與專業讀者評比的獎項無緣，如「立陶宛文學與民俗研究所獎」或「立陶宛作家聯盟獎」（Lithuanian Writers' Union Awards），後者創設於1992年，評審多為過往獲獎作家。即便這兩個獎項選出的作品極少重疊，她的作品往往不受這兩群專業讀者們青睞。
所幸2008年，「尤爾加□伊瓦娜烏斯凱特獎」（Jurga Ivanauskait□ Prize）頒給了她的歷史小說《事物之森》（Silva Rerum），書名指涉的正是波蘭-立陶宛聯邦時期貴族所寫的私密家族史記事。
「尤爾加□伊瓦娜烏斯凱特獎」由作家聯盟協辦，但展現了更開放的文學態度，評審團組成有出版方、作家、研究者、評論人等，規定得獎人必須是四十五歲以下，且作品有「自由、開放、大膽創意的表現」。歷年得獎作品通常帶有類型或通俗文學的色彩，具備閱讀市場的競爭力且不失文學性，薩巴利奧斯凱特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此獎的命名、對類型與通俗文學的關注來自作家伊瓦娜烏斯凱特。她生於1961年，2007年因病去世，年僅四十五歲，卻是立陶宛當代文學中難以忽視的存在，作品經常藉由神祕驚悚的敘事來談論女性議題，帶著類型小說的特質。其短篇小說〈紅洋裝〉（‘The Red Dress’）就以一件彷彿受到詛咒的紅洋裝為意象，臨時頂替舞台劇女角的主人翁，興奮地穿上紅色的演出洋裝卻脫不下來，求助眾人未果，換來的只是對女性及其身體的冷嘲熱諷，洋裝越勒越緊。
2015年，薩巴利奧斯凱特出版了英譯本短篇小說集《維爾紐斯：三個短篇》（Vilnius: Three Short Stories），書中透過三則以歷史考據為本的故事，捕捉不同時期不同族群或社會角色記憶裡的維爾紐斯：波蘭占領時期就讀天主教女子高中的學生八卦、事業有成的猶太裔企業家回到立陶宛老家發出慨嘆、前蘇聯特務臨終的絮叨。薩巴利奧斯凱特總是能以平易近人的語調，娓娓道來複雜歷史背景下的人物心情與日常。
▋見證抗爭歷史的平凡人
今年五月，台灣作家賴香吟自柏林飛抵立陶宛第二大城、獨立時期的首都考納斯（Kaunus），於「考納斯文學周」主講她的小說集《白色畫像》與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她以華語、台語、日語朗讀書中〈文惠女士〉的段落，螢幕同時播放著立陶宛文的譯文。
一如我讀《維爾紐斯：三個短篇》總會想起《白色畫像》，二者都以三則短篇、三位人物，描摹時代動盪下人們的心境；立陶宛譯者薇爾瑪（Vilma）告訴我，她在翻譯〈文惠女士〉時深受感動，在黨外醫師家幫傭的主角文惠，令她想起了她的祖母。
薇爾瑪的祖母並不是什麼大人物，也不是政府官員或政府迫害下的政治受難者，只是蘇聯時期一位尋常農民，曾經從旁幫助森林裡對抗蘇聯紅軍的游擊隊員。正因為祖母和文惠女士一樣都是從旁見證抗爭歷史的平凡人，〈文惠女士〉令薇爾瑪喚起自身的家庭記憶，產生跨越地域、文化及語言的共鳴。
獨立後的立陶宛，有更多文學作品回頭檢視二十世紀以來的政治創傷與遺緒，讓讀者們能以新的角度看待立陶宛文學與文學史。身在台灣的我們，或許能在閱讀立陶宛抵抗運動史與文學時產生共鳴，對照其與台灣境況的相似和相異，思考台灣的過去與未來。
這正是我居住在維爾紐斯的這幾個月，看著雪白大地冒湧出萬物生機，心裡時刻掛念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