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七、八○年代正值東區商圈崛起之際，青春時期的相約也不會到台北舊區，所以西區於我相對陌生。在捷運未通車之前，雖然知道龍山寺香火鼎盛，但收驚拜拜多半還是去行天宮。因為從東區去萬華交通不便、路途遙遠彷彿外縣市。至於西門町，則被大人告誡是龍蛇雜處之地，儘管是當年少男少女約會集散地，似乎並不是「乖小孩」逗留的地方。許多明星少女時期在西門町閒晃被星探搭訕這種事，自然也不被認為是什麼「安全」的際遇。

然而，那時當我行經中華商場業已拆除、開始進行鐵路地下化工程的中華南北路，眼前一閃而過的並非前述的年少浮光，是更早的、彷彿一場掛有七彩霓虹與旋轉木馬的迷幻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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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說「城內」。

雖然要長大之後才知道那確實曾是有四面城門與城牆的「城內」，但相較於當時還「一無所有」的東區，有著車水馬龍、人潮穿梭、各式餐廳、商店百貨的西城，無須解釋，在幼年真切的認知裡就是繁華閃爍的城。

通常是搭三輪車。

在還不成巷弄的機關宿舍區這邊，三輪車會停在附近的黃泥石路上。也許是周末黃昏，父親帶我們進城。三輪車內二小坐在二大腿上，一家四口出發。

都說學齡前幼童的記憶多成片段畫面，而記憶片段連成線，從東區逐漸暗去的荒蕪，一路朝向燈光一一亮起的西城，幾個尋常路線是這樣的：西門町百貨、中華商場點心世界、衡陽路日式家常料理，圓環、永樂市場、延平北路大千百貨（旁邊是黑美人大酒家）。

點心世界永恆的畫面是有玻璃墊的方形木桌，四方板凳，搆不到地的小腿晃啊晃，一坐上毫無懸念的就是「鹹豆腐腦」（鹹食派的我們總是和甜食派的大舅家戰成一團）。用湯匙一口一口舀著吃，是日後再也無法復刻的美味。還有衡陽路上早已消失的日本家常料理店，入座後期待的是被我們稱為「 紅飯」的道地日式蛋包飯。記得門口有著珠簾，據說才撥簾進入我就喊著紅飯紅飯。

延平北路則是另一番光景，購物的行程我已不太記得，只記得等車回家時，大千百貨旁樓高掛（後來才知）「黑美人」三個大字，四周框著燈泡不停轉跑發亮。當時不知那是什麼，卻令人好奇移不開眼光。而圓環就像旋轉木馬，小攤圍著圈圈轉，從「小小人」的視角看去眼花撩亂。

三輪車是「敞篷」的，天氣好時，吹著風從燈光稀微的東區晃入燈火繁華的西區，再帶著城裡的月光一路回程。下雨的時候三輪車遮雨帆布會放下來。車內漆黑，看不見外面，但是能聽見雨水真實打在帆布上的聲音，結實而飽滿。我們蜷曲在父母腿上，無比安心。每每都像是作了一場好夢。

夢境未必皆吃飯購物，還有電影院和綜藝夜總會（早年非紅包場的正規歌廳），包括歌舞、喜劇、魔術、短劇表演，在尚未有電視台的時光，是當年極為興盛的娛樂文化。

電影院存留的畫面大約兩幕，其中一幕長大後才知是1968年上映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第一版《殉情記》。據父親說我曾在電影院中扯斷母親的頸上的珍珠項鍊，珠子掉了一地，場面十分慌亂。歌廳秀的片段畫面是坐在大人腿上看見滿場跑跟觀眾互動的主持人（之後知道是康丁），以及座前小桌上滿滿的花生殼，還有一杯塞了茶葉的茶。

公車來到東區後，大人也會帶小小孩搭公車。公車的引擎突出在車頭，車內座位兩排面對面，即使坐滿了，乘客看見小小孩上車，都會努力東挪西挪設法擠出小小的縫隙，可容幼孩坐下。

東區是城市的邊陲。公車過復旦橋後往往就是終站，下橋後繞有銅像的圓環一周後繼續上橋回駛。所以對我們來說終站就是起站。

隨著公車普及、三輪車全部換成計程車，我們逐漸長大，然後開始了一段與親族共居的生活。新的記憶愈前進愈清晰，幼年時光愈後退愈像真的夢境。畢竟無憂無慮的「人生賞味期」經常始於懵懂也結束於懵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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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走過大半人生，始意識到自己幼時的懵懂美好，之於父親母親一點也不懵懂，因為那想必是他們盡力打造的、所欲構築的家庭模樣。

成長期走過匱乏與混亂時局的長輩，來到可以建構小小家庭的時候，腦中想的是什麼樣的幸福藍圖、想給的是什麼樣的成長記憶？那些想像是不是就是內心曾經希望的？至今容許在有限的能力下小小實現。

父親工作的單位在城裡。他白天是「城內人」，熟悉的路徑，看到的熱鬧場景，也許都想帶給妻女。即使周末去城裡只是去吃家常的小吃、買打打牙祭的零食。他記得我們的生日，下班時會從城裡拎一個蛋糕回來，蠟燭從我們看相片才有記憶的一根、兩根，一直到學齡前。總覺得「從城裡」下班回來的父親公事包似乎會變出什麼魔法。

上小學後最期待的就是父親會從重慶南路幫我帶一本東方出版社的世界少年文學名著，我讀得非常入迷。書青黃不接的時候故事重複看了一遍又一遍。中學開始讀純文學出版社、洪範書局、爾雅出版社，也都是父親一本一本從城裡帶回來的。後來會跟同學交換書，也曾著迷於《怪盜．亞森羅蘋》。

看起來稀鬆平常的「小日子」，在那個時代卻非理所當然。比方生了兩個女兒就「收手」並非理所當然。無法傳承家族香火彷彿一種「背叛」，為了有一個同姓氏的男丁，我的同儕朋友有「七仙女」、「五仙女」姊妹的不在少數。但深知僧多粥少遺憾的父親作了「少生善養」的決定，這個家因此可以有一點「小餘裕」。

而周末進城的「小餘裕」也非理所當然。那非關金錢，而是關於生活的態度。當時不會有「生活美學」這種看來時髦又奢侈的名詞，但如果生活有一點小餘裕，會把它用在哪裡呢？選擇用在哪裡便是一種「美學」的展現吧。

城裡的月光下彷彿有旋轉木馬的遊樂園，是大人們用小餘裕為這個家換取的記憶。儘管無憂而懵懂的幼年如此短暫。

假日會也去踏青，陽明山故宮或是榮星花園。父親用從外公那邊承接而來的舊黑白相機留下不少相片。相片裡我們姊妹的衣服既特別又好看，在那個童裝是奢侈品的時代，看起來好像是市售高級品，其實是在洋裁學校學過裁縫的母親親手製圖裁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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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後無憂的餘裕就自然中止了。

只是偶爾會想起，家裡有琴之後好久，我才發現父親有絕對音感，能哼出歌就能唱出音符，即使一根手指也能「盲彈」出一首歌，當然他不曾學過音樂，而我雖學琴卻完全沒有這個天賦。國中開始有書法課，「苦手」之餘，也意外發現父親字跡好看，但他當然也沒學過。記憶中相片的取景與構圖鮮少有失敗的，他應該只是「想當然爾」的按下快門。

也想起兒少時期每個暑假都會去城裡看一場迪士尼電影，就像他從不忘記幫我們買蛋糕過生日，也在意從幼稚園開始每一場畢業典禮的留影，充滿人生階段的「儀式感」。

那些「想當然爾」是否就是所謂的藝術天分呢？不過即使有也渾然不覺吧，畢竟在他成長歷程中這些東西不可能萌芽。喜好與餘裕都是奢侈品，私我夢想也是奢侈品。他代換出了一步一腳印的踏實、責任，以及不能冒險的人生價值，也影響了我們。

東區開始發達，城裡的月光逐漸暗去。我成長為大人。

我成長為嚮往自由、不在乎儀式感、討厭被既有框架框住的大人。後來想想，大概父親生命裡被代換掉的那些「奢侈」都回到我身上了。

他盡力給了他給得起的「兒童樂園」，彷彿總遺憾給不起大的。但我始終明白長大後的樂園本來就要自己找。能自己找的才是屬於自己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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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商場消失前後出現了不少記錄與緬懷的作品，畢竟那裡承載了一代的歷史滄桑。但那些都與我無關，我那私有的城裡月光，早已連同月光下的所有懵懂一起成為美麗的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