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窗戶總是在凌晨時分輕輕搖晃。不是颱風，也不是地震，只是一種細小又持續的動作，像誰在輕敲玻璃，提醒我夜還沒過完。那種聲音熟悉得近乎溫柔，讓我總以為自己還睡在海邊的老家，一層磚牆之外就是落山風穿越甘蔗田時發出的呼嘯。但睜眼時看見的，是另一個城鎮的夜，一間隔著四張床的學生宿舍，天花板泛著日光燈剩餘的冷白光，與故鄉那盞暖黃燈泡完全不同。

房裡的空氣帶著鋁窗的冰味。隔壁床的男孩翻了個身，把整張棉被捲成一條繩似的壓在腿下。窗邊放著洗臉盆與曬乾的毛巾，棉被下露出的腳踝乾燥開裂，白色的屑剝落在床腳的木頭縫隙裡。我輕手輕腳地坐起來，拉過外套，披上，走到陽台邊。

天還沒亮，遠處山脊是一片濃黑，像壓在胸口的一塊石頭。風從高處繞下來，夾著樹葉乾裂的聲音。我不知道這裡的風是從哪裡來的，可能從北邊，也可能從內陸某處轉過來。但它不像老家的風那樣鹹、那樣決絕，也不會把窗戶吹破、把衣架整排打落。這裡的風只是輕輕地提醒我，我離開的那個地方，還在那裡等。

我們家住在一條沒有名字的巷子裡，巷口是雜貨店，賣香菸與中式糕點。再往內走，會經過一間小鐵皮屋，是爸爸的工具間，堆著拆下來的電扇葉片與退役的安全帽。他說那些是以前在電廠留下的，帶不走也丟不了，就都攤在那裡。裡面有股鐵鏽混油味的氣味，夏天尤甚。

媽媽大多時候坐在門口，削著地瓜條。她是福建來的，沒上過學，鄰居總叫她「大陸妹」，但她聽不太懂，有時還會笑著點頭。她皮膚白，手很巧，削出來的地瓜條又長又薄，整整齊齊地攤在門口草蓆上。曬兩天就可以拿去市場賣，一斤賣十五元。她很少對我發脾氣，說話也是慢慢的，像怕驚動什麼。我記得她常坐在客廳裡看小電視，手裡織毛線，織得慢，每織一行就要抬頭看看我在做什麼。

爸爸的聲音永遠比風還大。酒後尤其。從我有記憶以來，他似乎沒有真正安靜過。他會摔鍋碗、踹門，有時把我們家的舊收音機抱起來往地上一丟，玻璃碎了，他才坐下來喘氣。我那時年紀小，只能把媽媽拉進房裡，一起縮在角落，等外頭的聲音平息。

後來聽說發電廠裡沒了工程，爸爸就不再有固定工作。他沒講話的時間變多了，整天坐在工具間看報紙，菸灰滿地。媽媽撿回一台二手縫紉機，開始接做手工衣的活。我放學回家，常看到她彎著腰剪布，小電風扇吹著她的頭髮，那個畫面很安靜，也很孤單。

2.

家離學校很遠。每周日下午的客運總像什麼遲到的宣判，緩慢地沿著海岸線繞進來，車窗總是蒙著一層鹽白的塵，玻璃映出我的臉，像一張沒乾的拓印，浮動不定。司機總愛在等紅燈的時候瞇起眼睛，從口袋掏出一顆話梅放進嘴裡，彷彿那點鹹味可以叫人醒過來。他問我是不是又要上去念書，我點點頭，他笑了笑，說你每次背的東西都差不多，是不是沒什麼在換。

我低頭看看腳邊的行李，是那個用了三年、拉鏈有些卡的棕色行李袋。裡面是幾套運動服、一雙鞋、一疊練習冊，還有媽媽硬塞進來的麻花捲。她總覺得我會餓，說學校的東西吃不慣，還是自己炸的最實在。炸麻花捲時她總會留兩三根最焦的給爸爸，但爸爸從來沒吃過。他喜歡啤酒配冷飯，什麼炸的甜的，都嫌娘氣。他一喝醉就罵，罵得像狗咬著尾巴兜圈，兜完了坐回藤椅，菸點著，天花板上漬著一圈一圈的煙痕，像水井底部的積年青苔。

從車站下車後，要再步行二十分鐘，過一條河堤，一座攤販收市後的空地，才能到達學校外的那條直巷。巷子很窄，夜裡總有幾隻貓安靜地穿過，牠們看見我也不跑，只緩緩把尾巴立起，像提醒我，這不是我熟悉的地盤。學校高牆內的光總是過曝，在夜色裡白得不合時宜，像把世界的一部分切割出來，留給那些有宿舍、有課表、有考卷、有目標的學生。

我分配到的是四人房的角落床位，靠牆、無窗，夜裡悶得像箱子。被子總是有些黏，枕頭也塌，剛到的時候我常半夜醒來，以為是地震。後來才發現，那只是鄰床室友翻身太大力。房裡的生活不像家，也不像學校，更像是一場長期靜默的演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表情與步調，互不干涉，卻也誰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像洗漱的時候，我們會一個接一個站在水龍頭前，不說話，也不會交換眼神。那是一種很微妙的同盟，一種「我們都不是這裡的人」的沉默。

有時，我會在下課後一個人坐在自修室裡，假裝在看書。其實只是喜歡那裡的窗戶，一排高高的百葉窗，傍晚時風會從裡面吹進來，有一種和老家不同的涼，是都市的涼。它不帶鹽味，也不咬人，只輕輕繞過書頁與肩膀，像誰正要說話又收了回去。

3.

小時候，我總以為母親是跟其他村裡的女人一樣，只是比她們沉默一點，皮膚白一點。直到有一次，在市場上她與人爭執販賣價錢，對方說：「你講這什麼怪腔怪調？」我才突然意識到，她和這裡其他的人，是不一樣的。她不說自己的過去，只在幾次我們姊弟吵架哭鬧的時候低聲說：「我嫁過來，是沒有退路的。」說完就去廚房洗碗，動作比平時快了些，水聲濺得滿地都是。

我到很後來才明白那句話的意思。恆春對她來說，不是某個地點，而是一條只能往前的道路。她不太識字，出門也總是小心翼翼，逛市場總怕人多說錯話被人聽見。我上了國中後，她開始做一些零工，有時在檳榔攤包葉，有時幫餐廳洗碗。她總在我下課前回來，穿一件舊襯衫坐在灶邊削菜。爸不在時，她很安靜，連腳步聲都聽不見；爸一回來，她的聲音變得不自然起來，說話短促又有點喘，好像每一句話都是要先確認他機不機嫌。

家裡的錢是爸管的，他在核三廠做維修工，工作不穩，常常一兩個月才排一次班。後來說要停廠了，他回來時臉色陰沉，有好幾天沒說話，晚上喝完酒就在陽台抽菸。那年落山風特別大，我們家的玻璃窗有一塊是裂的，風吹進來，窗戶邊緣發出嗶嗶剝剝的聲音，像釘子撐在玻璃上。我有一次夢見窗整塊飛出去，風捲著海沙整個灌進屋子，把我們都埋住了。

爸從不打我，但打過我姊和媽。那時我年紀還小，經常躲在桌子底下，捏著自己的耳朵不敢聽。有一次我拉著媽的衣角要她躲起來，她卻像沒聽見似的，站在牆邊不動。後來我才懂，她不是不怕，是早就不知道怎麼逃了。家暴不是一件劇烈的事，而是像風一樣，不斷吹著、推著，日子久了，連人心也吹歪了。

所以我離家的那一年，誰也沒有送我。我提著行李走到村口，那裡站著一棵老苦楝樹，風把枝葉壓得彎低下來，像要為我低頭。我當時只覺得那條路很長，長到像是從一個世界走到另一個世界的通道。轉運站的冬天總是風大，記得那年冬天，我穿的褐色羽絨衣總是被吹得鼓起來，像一顆飄浮的氣球，隨時要被吹走。

4.

直到多年後的一個冬天，我再次從外地返鄉，是坐客運回來的。車子在海口轉入車城時已經入夜，窗外的鳳凰木枝椏瘦瘦地挺著，風把樹影掃到水泥牆上，一閃一閃，像是誰站在那裡等我。我沒有立刻下車，而是等到終點站才走下來。那年落山風來得早，一踏上地面，風就帶著一種乾冷的力氣猛地襲來，像是有人從背後猛地拍了一下，提醒我這裡仍是原來的地方，只是我已不再是原來的我。

母親現在改在附近養殖場打工，工作是洗蝦殼，每天雙手泡在冰水裡，回家後總是一邊搓著手一邊說「明年不做了」，但下一年還是去了。她不再常開口講自己的家鄉了，語調更軟，也更慢。以前她總說福建冬天的山風是滑的，滑過臉頰像貓的舌頭；但現在她說落山風比較「有聲音」，像吵架吵不完。我不確定她的比較是否準確，只知道她總是用一種不確定的語氣在解釋這個地方，像是還在學習與這裡相處，也像是在告訴我：有些異鄉，是再久也融不進去的。

至於父親，自從核三廠停工之後，工作變得斷斷續續，有時搬水管，有時跟人去屏東接工程。他話更少了，常常坐在屋後院子的矮椅上抽菸，一根接一根，彷彿那些濃煙是他用來對抗沉默的武器。我曾經問過他，廠裡是不是很危險。他抬頭看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說，只是用鞋底把菸蒂踩熄，那聲音清脆得像在回應我所有的問題。

那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母親煮了湯，湯裡有苦瓜和豆腐。我喝第一口就被苦味嗆住，咳了一聲，她笑著說：「你早就不習慣家裡味道了吧？」我搖頭，但沒再喝第二口。屋外的風正颳著，窗框在夜裡輕輕抖動，像是房子也開始老去。風聲裡混著柴燒的味道，是鄰居正在燒雜草，那氣味讓我忽然記起小時候放學回家、拐進巷口那陣熟悉的煙霧，總會聞到家裡正在煮飯。

也許人真正記得的，從來都不是事件本身。不是哪一天我離開了家，也不是那場離席時說了什麼話。記得的，是當時空氣裡的氣味，牆角的光影，以及風穿過縫隙時留下的聲音。那聲音總是從門板的裂縫吹進來，帶著沙、帶著鹽，也帶著一點不知從何而來的溫柔。

在那些年裡，我離家求學，搬了好幾次宿舍，住過老公寓、分租雅房，也習慣了不同城市的街道與晨昏。有時半夜醒來，窗外傳來摩托車的聲音，或是房客翻身的聲響，我總會被那些細瑣的動靜驚擾，坐起身，愣愣地看著天花板發呆。那種夜，不知道該算是失眠，還是種久病成習的心慌。

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會因為風而遷徙，有些人則因為風而留下。我想，我是後者。雖然曾經不斷地想離開，但真正站在風裡的那一刻，我明白了什麼是「無法說服自己忘記的地方」。回到家裡的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張早已換過床墊的小床上，聽著屋外鐵皮屋頂被風吹得發響，像是有人在不遠處敲鼓。我忽然覺得安心。不是因為終於回家，而是因為我知道，不管我去到哪裡，只要有風聲，就還能記得自己來自哪裡。

●本文為2025屏東文學獎散文組首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