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打破以英文為尊的迷思
《異言譯語》（Speaking in Tongues）是小說家J□M□柯慈與譯者瑪麗安娜□蒂莫普洛斯（Mariana Dimopulos）的對話集。柯慈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亦曾兩度榮獲英國布克獎，蒂莫普洛斯是柯慈的西班牙文譯者，她是阿根廷人，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與海德堡大學研習文學與哲學，精通英文德文，除了柯慈的作品，她還翻譯班雅明和阿多諾的著作，自己也寫了四本小說。在《異言譯語》裡，柯慈與蒂莫普洛斯探討英文的霸權、譯文的忠誠、譯者的使命等議題，以譯者的角度閱讀，感受格外深刻。
《異言譯語》緣起於柯慈的小說The Pole，書中主角是一位年邁波蘭鋼琴家和一位中年西班牙女子，女子是銀行家之妻，贊助巴塞隆納的時尚藝文活動，鋼琴家是她的贊助者之一，女子欣賞鋼琴家對蕭邦的詮釋，鋼琴家殷殷追求，兩人因而墜入情網，但這段感情走得不順，原因不僅在於女子是有夫之婦，更在於兩人的語言障礙。鋼琴家不擅西班牙文，女子不擅波蘭文，兩人只能以英文溝通，雖說愛情無需言語，但異國戀人的絮語卻始終隔了一層薄紗，兩人往往表達不出心裡想說的話，語言終究是個屏障，而這正是柯慈想要表達的重點。
有鑑於此，柯慈在寫作過程中與蒂莫普洛斯密切合作，試圖讓The Pole的英文原著和西文譯本不分軒輊，柯慈認為譯本甚至優於原著。2022年，出版商先行推出西文譯本El polaco。柯慈之前也曾先行推出西文譯本，「耶穌三部曲」的最終章《耶穌之死》即是先以西文譯本上市，但這次柯慈更具企圖心，他要求各國譯者將El polaco視為原著，以此為本著手翻譯。柯慈希望藉此打破以英文為尊的迷思，但出版界不領情，荷蘭、日本等出版商依然堅持The Pole才是原著，翻譯也該以此為本。
對柯慈而言，出版界的排拒正是英文霸權的明證。柯慈雖以英文書寫，但他的母語是南非荷蘭語（Afrikaans），自小深刻體驗英文在南非的優勢，奈波爾、古納等以英文書寫的小說家，亦曾表達對英文好惡相參的矛盾心結。柯慈近年來始終試圖打破出版界獨尊英文的現況，但他也坦承這是一個艱鉅的任務。英文之所以稱霸世界，原因並不在於英文人口，中文和西文人口都高於英文人口，但中文和西文出版品依然遠低於英文出版品，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英文的霸權植基於英美的文化優勢，在《異言譯語》裡，柯慈無奈地說，如果他以阿爾巴尼亞文寫了The Pole，然後翻譯成西班牙文，各國出版商肯定願意捨棄阿爾巴尼亞文原著，欣然依據西文譯本著手翻譯。
▋沒有所謂的「不可譯」？
除了探討英文的霸權，柯慈和蒂莫普洛斯也將角度拉回文本，解析翻譯的種種面向，尤其是譯文的忠誠。翻譯不僅只是語言的轉換，這話幾乎已是老生常談，原著和譯文不可能沒有差距，問題在於兩者之間存有多大差距，畢竟語言是文化的映現，而文化之間的差距難以計數。從最根本的字義說起，柯慈在《異言譯語》裡舉了一個例子：“Roger and his brother caught a bus”，越南文譯者提問“his brother”是哥哥或是弟弟，而柯慈寫下這個句子之時，根本沒想到這個問題，這下譯者如何是好？更甚者，字義的問題不一定都找得出解答，有些字詞語彙具有特定的文化意涵，可能是衣食住行，可能是言談舉止，每位譯者都會碰到這些「不可譯」的難題。但蒂莫普洛斯認為沒有所謂的「不可譯」，依她之見，字詞語彙皆有對等，若是找不到對等的文字，譯者就得跳脫既有的框架，從意象、音調，甚至俚語擷取靈感，試圖解決這些極度棘手的難題。
譯文的忠誠不僅表現在字義，內容也須斟酌。柯慈在《異言譯語》裡提問，原著若是涉及種族或性別歧視，甚至有違道德，譯者能否自行刪改？比如《安妮日記》，猶太少女安妮□法蘭克書寫戰火中的日常與成長，記錄二戰時期的猶太人生活，堪稱最珍貴的史實，安妮以荷蘭文書寫，1950年德文版問世時，德文譯者顧慮當時的社會氛圍，刻意淡化安妮對德國人的批評，略去書中德國人對猶太人的不公待遇，但譯者有權這麼做嗎？柯慈引用美國學者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理論，認為譯者或許可以作出「詮釋性翻譯」（hermeneutic translation），以自己的道德標準詮釋原著。就此而言，譯者等於扮演「文化仲裁者」的角色，促使原著貼近另一個文化或時代。但蒂莫普洛斯認為，無論字義或是內容，譯文都應該忠於原著。譯者若是扮演「文化仲裁者」，譯文遂成評論或改述，而不是翻譯。依她之見，譯者或許可以在語氣上稍作斟酌，或以譯註補充說明，但譯文的內容依然必須忠於原著。
▋流暢性果真是翻譯的指標？
雖說翻譯等同創作，譯者與作者都是文字的寫手，但蒂莫普洛斯在《異言譯語》裡也提到兩者的差異。作者的書寫是從無到有，在空白的頁張上寫出一行行字句，譯者的書寫即使令人滿意，甚至優美雅緻，頁張上卻已滿是另外一個人的字句。值得強調的是，這不表示作者與譯者有高下之分，而只是創作的型態不同。事實上，蒂莫普洛斯認為，翻譯之時，譯者感覺作者時時相隨，默默相伴，就此而言，誰說翻譯的路程必定孤單？
翻譯這條路，我走了二十多年，《異言譯語》探討的議題，我也思索了二十多年，閱讀之時，這些議題屢屢浮上心頭，引發深思。比如英文的霸權，放眼全球出版市場，英文確實占盡優勢，英文書寫和英文譯本皆是主流，英文譯本是打開市場的關鍵，也是不爭的事實。但英文書寫或是英文譯本若是為小說家帶來出版契機，甚至為小說家拿下文學大獎，小說家有資格批評英文霸權嗎？這樣的批評，豈非得了便宜還賣乖？事實上，肯亞作家凱瑞□巴拉卡（Carey Baraka）就在網路文化雜誌The Dial提出批判。巴拉卡認為，柯慈若是抗拒英文霸權，為什麼仍以英文書寫？印度裔小說家鍾芭□拉希莉近年來揚棄英文，完全以義大利文書寫，柯慈為什麼不能仿效？依巴拉卡之見，柯慈以英文書寫、以英文揚名文壇，卻又嚴詞批評英文霸權，無異是自我膨脹，甚至不脫自我陶醉。
另一個議題是譯文的流暢性。柯慈和蒂莫普洛斯皆認為，為了迎合英美兩國的讀者，各國譯者首重英文譯本讀來是否流暢，書評人也經常以流暢易讀稱許譯文，但流暢性果真是翻譯的指標？更甚者，原著若是詰屈聱牙，譯文卻是流暢通順，這樣的譯文稱得上忠誠嗎？《素食者》的英文譯本即是一例，英美讀者咸認《素食者》的英文譯本優雅適讀，對韓文讀者而言，《素食者》卻不是一本優雅適讀的小說，但流暢易讀的譯文確實為韓江打開了市場，就此而言，譯者是功是過？
▋尋求「神奇的字」
閱讀《異言譯語》之時，我還想到作者與譯者的關係。誠如先前所言，《異言譯語》是作者與譯者的對話集，這樣的對話是難得的機緣，但作者譯者密切互動，對作品有何影響？布克獎小說家朱立安□巴恩斯曾在雜誌《倫敦書評》提出質疑，依他之見，作者譯者的關係若是太好，作者說不定會擔心造成譯者困擾，下筆略為猶豫，結果可能衍生出通行四海的文體，這樣的文體像是飛機上的餐點，每個人都吃得飽，也不會毒害任何人，但不營養，也不可口。對此，我倒是覺得巴恩斯過慮。作者下筆之時確實諸多考量，但譯者譯不譯得出來，恐怕不是其中之一。芭芭拉□金索沃的巨著《毒木聖經》不但夾雜剛果語，擬音字與雙關語也俯拾皆是，不容易讀，也不容易譯，金索沃坦承《毒木聖經》確實會讓譯者抓狂，但她也直截了當地說，這是譯者的問題，與她無關。我想絕大多數的作者都抱持跟金索沃同樣的心態。
全書之末，柯慈思忖，作者與譯者都在尋求「神奇的字」，這字可以完美傳達心中的意念和原著的意旨，但我們找得到嗎？若是遍尋不獲，這字真的存在嗎？它可不可能存在於另一種語言裡？有沒有一本字典，字典裡滿滿都是這些遍尋不獲的字？而這樣一本完美的字典是否有如上帝的語言，在巴別塔創建之時就已失傳？
《異言譯語》在哲學性的思辨中告終，留下更多深思的空間，而閱讀的樂趣，莫過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