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寫寫我的同學陳茂進。陳茂進是我讀建中文組班高二高三的同學，在校時與我的往來並不多，可他的一生卻不時浮現在我的心頭。
建中的學生多數考理工，我們那屆二十班，只有19與20兩班是文組。其中因特殊運動才能或其他條件來建中的，主要被分在20班，而以文史、政治、商業，為人生目標的，則多在19班，這些同學以不同理由選擇了理工主流之外的路，其多樣性就很精采。
精采，如果就一般世間法的角度，同學中有後來成為總統的馬英九、司法院副院長的蘇永欽、外交部次長的沈呂巡、新聞局長的趙怡、文資局長的王壽來，還有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的李宗哲，而在這些「台面」人物之外，中年時開同學會才知道，還有好幾家證券行的老總、大企業的少東，也是班上同學。
然而，對我這少時就有感於死生，想參禪修行的「異類」，當時又因兩岸處於文化特殊時期，想就文化作根柢研究，並將人類學作為聯考第一志願的人，這些並不構成吸引。
真正吸引我的，是當時建中的自由學風。在管制甚嚴的那個年代，建中就允許學生中午出校門用餐溜達，建中旁是美國新聞處，一些江湖傳奇人物也常「出沒」於對面的植物園，古新交錯，你能接觸的就超出課本許多。一般來講，文組班的老師不點名，翹課因此成為我這邊緣人的家常便飯。而更令人珍惜的是，班上同學真就多元薈萃。
這裡有像馬英九之列，日後要成為社會中堅的，有繼承家業未來在商場上必是龍馬之輩的，也有想直接作深入學術研究的，有天生反骨，那時代就冒著被抓危險讀《資本論》的。
當然，特殊時代還是脫離不了權貴的痕跡，所以也有幾位老國代老立委的後代，政策上，也更容易出現少數民族的同學，例如後來在中研院，備受大陸同行肯定的錢永祥。
由於關心的焦點不在世間法，要讀的又是當時冷得不能再冷的人類學，學的是被認為老掉牙的中國樂器琵琶，我可以說是邊緣中的邊緣，日常事要麼就上山訪道，要麼就彈彈琵琶，當然，也思索一些文化建構的問題。
陳茂進，一樣是邊陲之人。
邊陲之一，是因他出身寒微。一般來說，建中學生的條件都不差，當時的補習教育發達，沒這條件，只憑聰明努力上建中的比例並不多，陳茂進家住秀朗橋邊，當時就農田一片，他放學後須挑糞澆菜，要到晚上八九點，才能在微弱的燈光下寫作業。
更邊陲的是，身為寒門子弟，「原該」靠著讀書完成階層翻轉，但他想學的卻是歷史，歷史學，雖不像人類學那般邊陲，卻仍是一個「上不足以養父母，下不足以蓄妻兒」的學科。
這樣的「不然」已經特殊了，真考上了歷史系，他又拜在錢穆門下，在錢穆門下，研究中國史也就罷了，錢穆卻告訴他，中國近代受俄國的影響很大，但了解俄國的人又那麼少，鼓勵他作俄國研究。
那是反共抗俄的時代，作俄國研究基本是不被允許的，這一作為也就注定了陳茂進往後的命運，他被當局監管，好不容易出國留學，在海外也被標記為異議分子。這樣的身分印記影響了他的婚姻，育有一兒一女的他離婚了。
然而，不知什麼原因，八○年代末，當局竟放他回台，他也在台北大學的前身，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找到教職。後來同學會見面，才知道他對我印象極深，被綁在現實環境中的他，最羨慕的，就是我的一切都可以不在常規中進行。
正因這樣，同學會後兩人就開始熟稔起來，我也多少知道了他的過去。此時的他，也是秀朗國小家長會的重要成員，由於對本土文化的關心，知道我跟歌仔戲名伶廖瓊枝老師相熟，所以就由我敦請廖老師來校教戲，並成立了秀朗國小歌仔戲班，這個班的成員有些人後來還將歌仔戲作為一生的志業。
彼此相熟中，我能隨時感受到他對當局的強烈反感，以及濃厚的本土意識，但儘管有認知差異，他畢竟是錢穆的學生，所以兩人談起文化，從來就不限於政治視角，也都深刻體認到生命還有許多高於政治的價值在。
而就在此，他的人生也有了好的轉折。除了穩定的教職，他也認識了一個在日本做服裝設計，無論外型與個性都非常溫婉的台灣女孩，兩人年紀雖稍有差距，卻彼此欣賞。一個對自己生命真誠，忠實於學問，且寒微出身的學者，能有如此的另一半，從外到內真就非常登對，當時大家不僅為他高興，心底也覺得這是老天對他的一點補償。
他的婚禮，證婚人是當時已是法務部長的馬英九，我擔任司儀，大家都預祝他有一段美好的未來。哪知道，天道無常，半年後，他的夫人下肢開始麻痺，短時間後就只能坐著輪椅行動，可我去探望她時，人卻依舊那般溫婉，問她心情，也就淡淡一句：老天要自己這樣，也就這樣接受。當時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只慶幸著她有著這樣一種正向堅強的心理。
但很快的，她就過世了，患的是星狀細胞瘤，一種神經細胞的惡性腫瘤，就如此，短短一年多，我這同學就從幸福的高點墜入深淵，一個月內滿頭白髮，看他時，可以感覺他的極度蕭索與絕望，但談話時語氣仍很平和，沒有我們常見的對命運多舛的怨懟，頂多一句：我的命就是這麼硬。
當時的我，除寫文化評論外，也在著手寫《諦觀有情：中國音樂裡的人文世界》，它是我對中國音樂美學具主體，並將實存樂曲連結於深刻哲思的著作，那陣子因此常往來於兩岸錄音。1995年某月，我準備去福州錄泉州「陳棣南音社」的南管套曲，他恰好電話來，我就約他一起去。我說你研究俄國，最先是關心中國的命運，不管大陸現在如何，也都該去看看。電話的那邊，他高興地答應了，但隔天他告訴我，辦台胞證來不及，只好期待下一次。通話那周三我飛福州，周五就接到太太的電話：陳茂進走了！
他是自縊走的，夫人過世後，因台北大學在三峽，他將秀朗的房子賣了，自己一個人獨居在台北大學旁七十坪的大樓頂層。走時，留下的遺書，也就是給兒女「爸爸走了」的短短幾個字。
聽到消息，當然是震驚錯愕，想想，如果他跟我到福州，也許憾事就不會發生，畢竟這些年他不也就這樣熬了過來。
九○年代，蘇聯解體，這世界大事讓台灣浮出了好幾位蘇聯專家，但他在報紙上對俄國人歷史心理的描述，其深刻性真非他人所能及，在那個時代，這是多麼難得的人才！而他所遭受的，卻又讓人深深感嘆天道的不公。
隔幾天的喪禮，是在拂曉舉行的，他的女兒說他喜歡一個人到大屯山上二子坪公園的小湖邊沉思，因此兒女決定將他的骨灰撒在那個小湖。
當天，他的一位好友，在當時也被歸為異議分子的李筱峰教授與我，陪同他的家人送他最後一程。記憶中李教授以阿瑪迪斯為題寫詩並朗讀追思了好友，我則在湖上彈了〈塞上曲〉送他，然後，家人將骨灰撒入了湖中。
大屯國家公園二子坪也是我喜歡去的地方，旁邊是于右任墓，在上面看海峽的夕陽，有一種特別的美，但陳茂進逝世後，每到此，最先浮上心頭的，卻永遠是我這老同學的身影，以及他一生多舛的命運。
1996年《諦觀有情》在大陸出版，《北京晚報》的記者孫小寧是促使出版的關鍵人物，我請她來台訪問。她是陝西臨潼人，因我與佛法結緣，北方的她，從沒看過菩提樹，來台願望之一，是看台灣到處都有，釋尊樹下悟道的菩提樹，但因參訪時程擠壓，竟沒能讓她看到。臨走前一天，我帶她上了二子坪，在那裡跟她講述了我這位同學，那多少折射了近代知識分子被時代撥弄的命運，而談這，我們總將焦點放在那些台面上的人物。但更能觸動人的，也許還在那些被歷史湮沒、被社會遺忘，如陳茂進這樣「無名之輩」的一生，儘管他們只是歷史風暴中的小小煙塵，但能認識他們，你對時代、對命運、對個人的抉擇也才更能領略於心。
在湖上談著陳茂進，下山時仰德大道塞車，車上的兩人也就默默的。回到了北京，她在晚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五月的菩提〉，談到雖沒看到真正的菩提樹，但在二子坪的湖邊，她見到了五月的菩提。
時光匆匆，陳茂進逝世也三十年了，會想起他的人也很少了，但只要二子坪的小湖還在，我總是會來見見我這位晚來相熟的同學──有時也帶著琵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