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確診亞斯伯格症的同時，我也隨臨床心理師做測驗，「順便」被確診為過動症（ADHD）。即使被確診，我仍然常常在狀況外，會知道自己常獲得「想法與眾不同」之類的評語，是後來透過與前同學對話，才知道自己被評價「怪」、「白目」。

剛開始我對確診一事一笑置之，不知道一個四十歲的人確診為ADHD到底要幹嘛？對自己有何意義？接著我不由自主地藉由別人的表情，接收到一些訊息。比方說當我覺得很High、創意力極佳時，其實別人覺得我說話太快，或要求完成速度過快，讓別人有壓迫感。但放慢腳步對我還是有些困難，會感覺自己比較沒有創造力，儘管工作的完成度更高、更精緻細膩。

醫師還認為我有資優特質，但我測過智力量表只有一百，只是普通。「妳是不是沒耐心把測驗做完？」醫師朋友問。她說對了，測量到後段我因沒耐心完成而亂寫。

翻起畢業留言，同學寫給我的是：「友直友諒友多聞。」當時覺得是讚美，知道自己有ADHD後，則感受到這與ADHD的直白、思考跳躍、多元學習頗有關係。幾十年下來，我文章寫得很快、數量很多，倒是可稱為「有質有量有多文」。

從小就是個糊塗的孩子，上學前常常在尋找制服、尋找紅色的領結，考試成績排名也常常像直升機一樣起落，可以一次上下三十名。所以在學校被老師誤會而甩耳光，或因為頑皮、放空，而被藤條打到瘀青的次數多得數不清。

印象中幾次被扁，都和我對「有興趣的事情一定要試試看」有關。曾有同學告訴我，用白蠟塗在簿子上，寫字速度會變很快，於是我就用白蠟用力地塗抹四頁，然後再用鉛筆寫功課。結果隔天就被老師叫去辦公桌前：「為什麼老師的紅筆，沒有辦法改妳的簿子？」接著藤條就出場了。當下我想的是：「還好今天手上有塗凡士林，這樣被打比較不會痛。」沒想過以後不要隨便嘗試。

求學期間也常被老師公開念作文，不過不是文字好被朗讀，而是常有「觀點獨特」的紅批；但我自己是不知道哪些堪稱獨特觀點啦。

念大學奇妙的事情就更多了，我因為有領導能力一直當班代，跟助教和老師的直接接觸很多，會聽到哪個老師有什麼特別習慣、怎麼考試怎麼給分之類的。有個老師出了名的忙，學長們說他沒有時間看作業，給成績的方式就是看稿子有多厚。一張稿紙六百字，印象裡我交出一百八十張稿紙，訂成厚厚一本：這一科兩學分的課程，我交出大約六到八萬字，大概寫了一百二十張稿紙，再夾帶六十張空白稿紙。後來證實老師應該沒看內容就給分數了──也許有人會覺得我想要取巧得高分，但我是同時願意承擔被老師發現得零分的後果而去嘗試。至今我仍對「不需要太多耐心」的「小試看看」，充滿熱情。

有天我想挑戰捷運買票機可投進硬幣的極限，一次投入二十個一元硬幣，但投到第二十個硬幣時，電腦就當機了……尷尬地請服務人員來修復，雖然馬上修好了，可我不好意思再連續挑戰，所以問了站務人員。他們說，售票機沒有限制投幣數量，可能是投幣速度太快（可我沒耐心慢慢投幣，所以沒有再繼續測試）。

這幾年我常思考，如果小時候就被診斷為ADHD、那時候就有早療，爸媽會怎麼做？我滿確定父母會讓我發揮特質、盡情揮灑，這並不是說，他們會不讓我被療癒──國中時發現有Tic（肌肉抽搐症），他們就帶我去就醫──而是爸媽總是讓孩子在牆上亂畫。不過，他們也要求孩子上學得準時，該被老師處罰就罰，後來念高商選錯學校拒學，他們就讓我留在家裡，不說教，讓我一面工作，一面自己思考未來的態度。

那年代孩子被誤解被甩耳光，父母是不會替孩子撐腰的，但他們會陪著，讓我知道家庭不是講理的地方，但是我會想回去的地方。雙親辭世約二十年，遇到委屈，我仍會夢見我在尋找回家的路。感謝父母讓我擁有信任與被信任的家。

寫這個不僅是緬懷父母，也是認真思考，自己有沒有因為原生家庭的教養，而養成什麼好壞習慣？我雖沒有全盤接收原生家庭給我的好壞對錯，但回溯既往再調整，對自己、對孩子都有幫助。其實，爸爸生前常說我念那麼多書沒用，但他沒有不讓我念，只說可能會讀到一半沒錢繳學費而已。我挺感恩的，而且在大學就讀期間也只有一學期沒拿到獎學金；始終覺得，那年代教給我們很重要的觀念，是「責任」：是我決定要升學的，就會好好念書，想辦法讀下去。

我現在的主要工作是演講，已走過台灣數百間學校。演講的時候，我幾乎沒有定點乖乖站在講台上過，而是在場內走來走去，與聽眾QA、互動。對於我這樣一個話很多的ADHD來說，能以演講當成主業，還真是老天爺賞飯吃！我對於自己與眾不同，相當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