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確診亞斯伯格症的同時,我也隨臨床心理師做測驗,「順便」被確診為過動症(ADHD)。即使被確診,我仍然常常在狀況外,會知道自己常獲得「想法與眾不同」之類的評語,是後來透過與前同學對話,才知道自己被評價「怪」、「白目」。
剛開始我對確診一事一笑置之,不知道一個四十歲的人確診為ADHD到底要幹嘛?對自己有何意義?接著我不由自主地藉由別人的表情,接收到一些訊息。比方說當我覺得很High、創意力極佳時,其實別人覺得我說話太快,或要求完成速度過快,讓別人有壓迫感。但放慢腳步對我還是有些困難,會感覺自己比較沒有創造力,儘管工作的完成度更高、更精緻細膩。
醫師還認為我有資優特質,但我測過智力量表只有一百,只是普通。「妳是不是沒耐心把測驗做完?」醫師朋友問。她說對了,測量到後段我因沒耐心完成而亂寫。
翻起畢業留言,同學寫給我的是:「友直友諒友多聞。」當時覺得是讚美,知道自己有ADHD後,則感受到這與ADHD的直白、思考跳躍、多元學習頗有關係。幾十年下來,我文章寫得很快、數量很多,倒是可稱為「有質有量有多文」。
從小就是個糊塗的孩子,上學前常常在尋找制服、尋找紅色的領結,考試成績排名也常常像直升機一樣起落,可以一次上下三十名。所以在學校被老師誤會而甩耳光,或因為頑皮、放空,而被藤條打到瘀青的次數多得數不清。
印象中幾次被扁,都和我對「有興趣的事情一定要試試看」有關。曾有同學告訴我,用白蠟塗在簿子上,寫字速度會變很快,於是我就用白蠟用力地塗抹四頁,然後再用鉛筆寫功課。結果隔天就被老師叫去辦公桌前:「為什麼老師的紅筆,沒有辦法改妳的簿子?」接著藤條就出場了。當下我想的是:「還好今天手上有塗凡士林,這樣被打比較不會痛。」沒想過以後不要隨便嘗試。
求學期間也常被老師公開念作文,不過不是文字好被朗讀,而是常有「觀點獨特」的紅批;但我自己是不知道哪些堪稱獨特觀點啦。
念大學奇妙的事情就更多了,我因為有領導能力一直當班代,跟助教和老師的直接接觸很多,會聽到哪個老師有什麼特別習慣、怎麼考試怎麼給分之類的。有個老師出了名的忙,學長們說他沒有時間看作業,給成績的方式就是看稿子有多厚。一張稿紙六百字,印象裡我交出一百八十張稿紙,訂成厚厚一本:這一科兩學分的課程,我交出大約六到八萬字,大概寫了一百二十張稿紙,再夾帶六十張空白稿紙。後來證實老師應該沒看內容就給分數了──也許有人會覺得我想要取巧得高分,但我是同時願意承擔被老師發現得零分的後果而去嘗試。至今我仍對「不需要太多耐心」的「小試看看」,充滿熱情。
有天我想挑戰捷運買票機可投進硬幣的極限,一次投入二十個一元硬幣,但投到第二十個硬幣時,電腦就當機了……尷尬地請服務人員來修復,雖然馬上修好了,可我不好意思再連續挑戰,所以問了站務人員。他們說,售票機沒有限制投幣數量,可能是投幣速度太快(可我沒耐心慢慢投幣,所以沒有再繼續測試)。
這幾年我常思考,如果小時候就被診斷為ADHD、那時候就有早療,爸媽會怎麼做?我滿確定父母會讓我發揮特質、盡情揮灑,這並不是說,他們會不讓我被療癒──國中時發現有Tic(肌肉抽搐症),他們就帶我去就醫──而是爸媽總是讓孩子在牆上亂畫。不過,他們也要求孩子上學得準時,該被老師處罰就罰,後來念高商選錯學校拒學,他們就讓我留在家裡,不說教,讓我一面工作,一面自己思考未來的態度。
那年代孩子被誤解被甩耳光,父母是不會替孩子撐腰的,但他們會陪著,讓我知道家庭不是講理的地方,但是我會想回去的地方。雙親辭世約二十年,遇到委屈,我仍會夢見我在尋找回家的路。感謝父母讓我擁有信任與被信任的家。
寫這個不僅是緬懷父母,也是認真思考,自己有沒有因為原生家庭的教養,而養成什麼好壞習慣?我雖沒有全盤接收原生家庭給我的好壞對錯,但回溯既往再調整,對自己、對孩子都有幫助。其實,爸爸生前常說我念那麼多書沒用,但他沒有不讓我念,只說可能會讀到一半沒錢繳學費而已。我挺感恩的,而且在大學就讀期間也只有一學期沒拿到獎學金;始終覺得,那年代教給我們很重要的觀念,是「責任」:是我決定要升學的,就會好好念書,想辦法讀下去。
我現在的主要工作是演講,已走過台灣數百間學校。演講的時候,我幾乎沒有定點乖乖站在講台上過,而是在場內走來走去,與聽眾QA、互動。對於我這樣一個話很多的ADHD來說,能以演講當成主業,還真是老天爺賞飯吃!我對於自己與眾不同,相當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