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嫁妝就是這張大學文憑
那天母親呼吸不順暢，我沒帶聽診器，就把耳朵湊上胸膛傾聽，突然之間熱淚盈眶，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了。
她鎖骨下的凹陷特別明顯，當我的頭湊上去時，就像是拼上了失去的那塊拼圖，感覺跟小時候一樣的毫無縫隙；那裡曾是我獨享的地盤，不可以有任何人侵犯，可是現在當我的頭緊緊貼著她的胸膛時，她卻沒有任何反應。
母親是位婦產科醫師，六十一歲中風後，仍然堅持要去看門診。家人都勸她不要去，可是她卻告訴我們：「年紀大了，說話根本沒人要聽，可是我去看門診，病人不但要聽我講話，還得給我錢，天底下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工作嗎？」
病人都說母親預測胎兒性別非常準，在超音波還沒發明的時代，這可不容易。那時有人用肚子圓跟尖來預測，有人用媽媽皮膚的樣子來猜，母親的方式不一樣。她說：「反正大家都希望生男生，你就跟他說寶寶是個女孩，這樣如果生的是女生，公公婆婆就會稱讚很準，但如果是男生的話……大家高興都來不及了，誰還會來跟你計較呢？」
母親生在土匪橫行的鄉下地方，擄人勒贖時有所聞，外祖父就曾被擄走兩次，兩次都靠著裹小腳的外祖母翻過幾個山頭求救，才把人救回來。而母親從小就被送到外地念書。
從她曾祖父以前，代代都是從事醫療的行業，到底傳了多少代也不甚清楚，但是當從事中醫的外祖父要送母親去念醫學院（英士大學）時，當地的士紳們還是為之譁然，在那個年代（民國二十幾年的時代），女子念中學就已經不得了了，還要念大學，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更不要說她念的還是醫學院，堂堂黃花大閨女，要接觸陌生男子的身體，傷風敗俗到了極點……
外祖父對母親說：「妳是老大，家中弟弟妹妹還很多，妳所有的嫁妝就是這張大學文憑，以後也不用回來，全都靠妳自己了。」母親那時也沒怎麼多想，一口就答應下來。
1946年她從國立的英大醫學院畢業時，需實習一年才能領取文憑，學校卻沒有附設醫院，同學們各憑關係爭取，母親沒有人脈，就狠起心，背著行囊，步行爬過蒼嶺，坐獨輪車到金華，再搭火車去杭州進市立醫院，考上上海江灣上海總醫院當實習醫師（題目是Sulfa drugs & appendix，今日看來仍十分困難），從此流落異地，未再返鄉。
母親領到第一個月的住院醫師薪水時，把它交給了還在念書、感情最好的四妹，要她帶回老家，可是四妹那時很想要個小提琴，就把那些錢拿去買了琴。多年後兩姊妹團圓見面時，母親還在追問小提琴的下落，四姨媽卻支吾其詞。
過了夢中永遠也過不去的河流
時局動盪，醫院裡有人問她：「要不要去台灣玩，一兩個月後再回來？」母親那年二十五歲，年輕愛玩，就來了台灣，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她的父母了。
她跟著國防醫學院搭輪船到基隆，下基隆港時，天氣很熱，覺得到了台灣，大棉襖以後都用不到了，於是歡天喜地地把棉襖給丟進海裡；到了冬天，才發現台灣還是會冷的……
第一年住院醫師她走的是外科，第二年轉仍然屬於外科的婦產科，在還沒結婚時，母親就一直把病人轉給國防醫學院第一名畢業走外科的父親，那時她常常被人取笑，多年後提起這一段往事，母親仍然會害羞臉紅。
婚後雖然兩個人都是醫師，但是生活仍然十分困難，住在十五坪大、兩家共享的日式宿舍中，醫務之餘，還曾在家中養雞、養供實驗的兔子，來貼補家用。一直到了民國60年我小學六年級時，他們才有能力搬離這個宿舍。
母親人緣好，在醫院被叫作「季媽媽」，身為女性婦產科醫師，病人愈來愈多，曾創紀錄地連任院長。但也許是以前苦日子過怕了，工作過勞吧，在沒有什麼危險因子之下，民國74年，她就中風了。中風的那一天，醫院宣布我得到最佳實習醫師獎，我拿著獎，還沒來得及跟母親分享這個喜訊，就接到了噩耗。
那個時代的醫療，沒有血栓溶解劑，沒有導管取栓技術，使用抗凝血劑也十分保守，她恢復得並不好，從那一天起，她就半邊偏癱了。半年復健之後，她堅持恢復門診，雖然每次的病人都只是個位數，但是她看病人看得非常快樂，病人都是老病人，大家見見面，聊聊天。
她說：「常常作夢，夢到回到家鄉，只要過了那一條河之後，就能回家。可是不管怎麼樣，這一條河我就是過不去。」到了快八十歲，離家四十五年後，她終於能回家探親，過了那夢中永遠也過不去的河流，回到家鄉。
今年年初母親在睡夢中過世，整理遺物時，我才第一次看到她的文章，她多年前寫了兩、三年，厚厚的稿紙，滿滿王羲之體工整的文字，我讀到淚眼朦朧。她寫著：「自三十八年春來台，匆匆四十八載，根未深植，仍存客居意識，返鄉省親，卻成了『台胞』的他鄉客。不管身居何地，都是浮萍一片，未來子孫恐也是飄萍一群，要讓周遭能認同、合群、互愛，不是容易事。結婚多年，卻總有遠隔之感，像件附屬品，沒被關懷。同樣的情形在他人身上也會出現嗎？」
母親的一生，前三十年都在學習，中間三十年為了生活打拚，後面三十多年都在跟中風的後遺症搏鬥，從沒過過什麼輕鬆的日子，現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許這時才能真正休息，放下一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