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疾病與古歷史

2019年底開始在湖北武漢出現，並於2020年初迅速蔓延到中國全境，繼而散播到世界各地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全新的人類傳染病，因此給世人帶來新的挑戰。平常開開心心過日子的人，可能作夢也沒想過，非常的時刻，有可能發生一些極端的事，比方說一個輕輕鬆鬆的海上豪華旅遊，會演變成下不了船的噩夢。

郵輪「鑽石公主號」於1月20日從日本啟航，2月1日得悉日前下船的乘客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就從2月3日起停靠在日本橫濱港，所有人員都被隔離不得上岸。由於船上物資不夠，也沒有適當的醫療以及防疫設備，爆發大規模的群聚感染。到了2月19日，日本當局終於容許部分檢驗陰性的人員離艦為止，「鑽石公主號」上的新型冠狀病毒患者人數已經攀升到六百多人。

人自詡為萬物之靈太久，以至於忘了自己並不是這個世界的主人。病毒與細菌這些微生物，數量比我們多，適應力比我們強，人類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微生物就已經在地球上生存了非常長的時間，人類出現之後，部分的微生物就想出了法子用我們的身體來居住生活。多數情況下，它們跟我們和平共處，有時甚至成為維繫人體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少數情形下，它們會傷害甚至殺死我們，我們稱之為「感染」。這感染偶爾會在人與人間傳播，我們稱之為「傳染」。

許多人對傳染這件事，有著超乎其實際傷害程度的心理恐慌。其中有些恐慌是非理性的，但也有些恐慌是來自於史上幾次特別嚴重的疾病大流行的記憶。在古代，因為對傳染病的了解非常有限，也幾乎沒有對抗疾病的武器，所以若是碰到了病因不明、沒有有效的治療、致死率高的疾病流行，人人自危的當下，自保本能會超過對患者的同理心與同情心，再也顧不上病人的治療與照顧，只求把他們與自己區隔開來就好，這叫作「隔離」（quarantine）。

早在兩千多年前《舊約聖經》的〈利未記〉中，就有過因為某種皮膚病（極可能是痲瘋病）的盛行而實施隔離的記載。但當時的人充滿宗教情懷，把「病」與「罪」視為一體，所謂的隔離，執行者是教士，出發點是除罪，活動內容只不過是把病（罪）人集中起來懺悔與祈禱而已，並沒有任何傳染的觀念，當然也就不會有防止疾病散播的效果。

西元六世紀時，發生了史上第一次鼠疫（bubonic plague）的大流行。病源由阿拉伯與中東地區出發，在542年蔓延到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殺死了首都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當時的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自己也罹患了這病，但命大沒死。他體認到情勢的嚴峻程度非比尋常，就當機立斷實施了一連串的行政措施，包括迅速掩埋首都內的大量屍體，以及將屍體用船載到外海拋棄等等，但最重要的是，他限制了部分人民的行動自由，實施了史上第一次正規的隔離行動。

問題在於，查士丁尼一世所隔離的對象，是他主觀認為引起了流行病的那些人，標準是信仰以及種族的「不正確」，包括猶太人、撒馬利亞人、異教徒、異端，以及同性戀者等等。可想而知，這樣的隔離徒然強化群體之間的歧視與衝突，卻不可能發揮遏止疾病傳播的作用。

從黑死病到新冠肺炎

十四世紀時，來自遠東的黑死病在歐洲大爆發。黑死病的病原目前仍然不是百分百確定，但極可能就是鼠疫，以跳蚤作為傳染媒介。它在歐洲肆虐的程度，非現代人所能想像，不同地區的死亡人數，占人口的八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等。從1347年到1351年的短短幾年間，光是在歐洲就死了約兩千萬人，造成歐洲人口數的大倒退，一直到一百五十年後，方才恢復疾病之前的人口數目。

當時黑死病所帶來的恐慌與絕望，布滿了全歐洲。由於對這個疾病的傳播方式並不清楚，當局對於食物、飲水、下水道的監控，以及對屍體及衣物的處理措施也沒能發揮效果，人們就假設空氣本身能夠傳播黑死病。這逼得官方採取了比較極端的隔離措施，比方義大利瑞吉歐城的長官，就下令所有染上黑死病的人，都要被趕到城外的荒野「自生自滅」。換句話說，當時的標準防疫措施，就是拋棄染病的人，以保障其他人的平安。

1374年，義大利的兩個港口城熱那亞與威尼斯宣布驅離所有來自疫區的船隻。到了1377年，威尼斯的貿易殖民地拉古薩頒布了史上第一個海事隔離命令：所有來到拉古薩的船隻，都要在港外的海面停泊三十天，其間接受港務官員的登船檢查，但此外不得有任何私下的人員接觸或物資的交換。拉古薩在哪兒？就是今天景色如畫的旅遊勝地－－克羅埃西亞的杜布羅夫尼克。

這個三十天的海事隔離期限，後來被延長到四十天。為何他們選擇了四十天？不清楚。有人認為那來自古希臘的醫學教條，也有人說那來自《聖經》的典故，總之並非基於對疾病本身的了解，但事實證明是有效的。義大利文的「四十」叫作「quaranta」，這個四十天的期間，就被稱為「quarantino」。我們今天所用的「隔離」這個詞的英文「quarantine」，起源就在這裡了。

受到海事隔離政策的啟發，義大利的衛生官員就開始在陸地上也實施類似的隔離措施。所有染病的人，包括他們的家人以及所接觸過的人，都被關在家中，當局會派員看守，防止他們逃逸。在米蘭，一旦有病例出現，相鄰的三家人不論死活，不論有無染病，都要「連坐」，被築起圍牆關在裡面，各安天命。這個極端的措施似乎真的有效，因為在黑死病期間所有的義大利大城市當中，以米蘭的受災最輕。

黑死病在十四世紀後半的全盛期之後，並未銷聲匿跡，而是在整個歐洲纏綿了數百年。這個四十天的隔離期制度，就隨之繼續在歐洲被嚴格的遵守，長達三百年之久。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人從開始感染鼠疫到死亡，約需要三十七天左右，當時的歐洲人雖然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們選擇的四十天隔離期，卻正好可以有效抑制鼠疫的散播。

回來看「鑽石公主號」事件，這件事引起許多人對日本政府的批評，認為他們沒有提供「鑽石公主號」足夠的醫療與防疫支援，才導致船上的疫情不可收拾。但印證上述這個「隔離」（quarantine）的典故，就知道所謂「隔離」的精神，本來就在保護岸上的人，而不在於保護船上的人，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橫濱港對待「鑽石公主號」的作為，正是十四世紀的義大利拉古薩海事隔離的餘緒。

現代人在面臨不可預測的危機時，心理的衝擊與恐慌與古人並無二致，但是現代科學早已與古代大不相同。現代的瘟疫初起，我們就能夠很快地掌握到它們的疾病本質、傳播途徑、致病與致命的機率、治療方法，與預防的原則等等。所以現代人所擁有的武器，比古人要多得太多，理應有著更為理性與鎮定的態度。

比起古代來說，當代的隔離措施，固然已經能夠依個別疾病的特性，量身訂做所需的時間與強度，也能更有效地控制疾病的擴散，然而為達盡善盡美，我們也期望它兼顧到染病者的治療照顧，並旁及防止對患者的標籤化、歧視、異化，以及人權侵害等等的新議題。科學進步的好處，不外就是減少人的無知，以及無知所帶來的恐懼失措，用更多的理性來增進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