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間醫學中心服務了三十餘年，也在幾所醫學院教授「臨床肌病學」，衷心感謝幾十年來的患者們在茫茫人海中流向我，帶給我許多經驗，如今快退休了，除了感謝之外，卻也經常在回憶裡悔恨著。

那孩子再也沒有來門診了

在沒有什麼3C的時代，老師們上課都用放映機。那是一個骨董級玩意兒，配上一個圓的轉盤，轉盤有一百多個小格子，每個小格子可以放一張幻燈片，上課時轉盤就喀嚓一片、喀嚓一片地轉，把影像投射到螢幕上；而幻燈片是付錢請照相館做的，四周用硬紙板或膠片圍起來，中間的小底片約2cm-3cmX2cm-3cm，內容要不是老師自己做的圖表，就是老師臨床時為病人攝影得到的照片。

為了保護患者隱私，我和其他老師們一樣，一定會用約0.1cm-2cmX0.1cm-2cm的不透明貼紙把臉蓋好（那時沒有馬賽克的技術），這是很要眼力、很要技巧的煩事，這些貼紙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自己脫落，所以上課前老師們都會逐一檢查。

二十多年前，一名陽光開朗、十八到二十歲的大一男生來到診間，他的護理師阿姨把他介紹給我，主訴是「慢慢地大腿變得有點細，打籃球跳不高、跑不快」。經抽血、肌電圖檢查等，我心裡有了結論：這應該是一種「晚發型的脊髓性肌肉萎縮症」，這病惡化得很慢（物理界巨星史提芬·霍金可能就是這個病），而依我的習慣，對心智不成熟的患者，絕對不輕易說出這很可能是退化性、遺傳性、無法治療、百分之百會愈來愈嚴重的病。

我選擇安撫他，建議他恢復大專聯考前運動的習慣，而他也每隔三個月左右就來門診追蹤，彼此會小聊一下。

到了男孩大二下，我偶然遇到那名護理師，隨口問起那孩子怎麼有一段時間沒來了，最近怎麼樣？沒想到，護理師很難過地告訴我，他得了憂鬱症，少吃、少言、少動，已經休學在家。

我忙問為什麼？她說：「他醫學院的表哥在上你的課的時候，看到他全身的照片出現在螢幕上，知道表弟得了脊髓性肌肉萎縮症，而且把這病可能的未來告訴他，之後他就……」

天啊，我想起來了，幾個月前的確有一堂課的幻燈片主角是他。那天由於課前太忙，而且不久前才在別校用過那組幻燈片，所以上課前一天沒再試放檢查，未料上頭的貼紙卻掉了，而台下一堆學生裡，偏偏有一位就是他表哥。

一晃眼，算一下，他現在應該也快四十歲了。這些年，他不時出現在我腦海裡，尤其是每次教課前後；因為，他一直是我的教材（雖然也改成電子檔）。而我相信，他一定恨死我了，他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我一直希望男孩後來能碰到一位好醫師，常常安慰他、鼓勵他，至少讓他走出陰霾，回到學校，完成學業；即使坐著電動輪椅上下班，至少可以照顧好自己，也許遇見另一半，擁有幾個兒女，甚至有機會用到最近被積極研發中的藥，讓他的病緩下來。

我一眼認出那是罕見疾病

讀醫學院時，我的學業成績不大好，因為大二碰上一位不講理的生化老師，從此對讀書失了興趣。父親為了哄我不要退學，買了台很貴重的照相機給我。畢業後，我當了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反而開始喜歡當老師，尤其是教導那些成績超優的年輕醫師。

在台灣的臨床肌病學方面，我算是早期從事的醫師之一，那時候臨床鑑別診斷是最主要的工作，為了教學，一旦遇到少見的病況，我習慣馬上把寶貝照相機拿出來，拍下照片（很少患者拒絕，人權觀念與今差很遠），並且指導住院醫師一起來「看看」病人。我必須承認，當時的自己相當享受收集少見的教學幻燈片，以及教授一群年輕醫師的感覺；而且，醫院剛設立教學獎不久，大概是熱心教學的緣故，我連得了兩、三次。

一天下午，一位三十多歲的母親帶著一位八九歲的小男孩到肌電圖室找我，我一眼就認出這是只有專業教科書裡才看得到的病，那時沒有什麼Google搜尋網路，全世界大概只有二十幾名患者。

我二話不說，立刻招人過來，然後賣弄地說：「你們看他的身高、眼睛、兩耳、嘴唇、講話聲音……」然後，脫掉他的衣服、拍照，「你們看他的肌肉……」我拿起肌電波檢查針插入小男孩子的肌肉，「你們看這波型、你們聽這的聲音與其他異常的鑑別……」接著回答住院醫師們的提問，前後花了好久的時間。

然後，我感覺盡了教學責任，這才回過頭面對那對母子。願神原諒我，他倆站在肌波器旁，滿臉淚水。

然後，那母親輕輕地說：「你當醫師怎麼這麼殘忍？」

然後，他們什麼都沒問，就走了，能言善道的我全身燥熱、冒著冷汗，恨不得找個洞藏起自己。

第二天，我對單位的主管說：「以後我再也不要教學績優獎了。」他沒問原因，即使他問了，我也不會說。當天下班，我把照相機帶回家藏起來，不敢碰。

那患者的照片是我最後一張教學幻燈片，鏡頭裡的小孩像一名軍人一樣，站得直挺挺，也許小小心靈裡覺得只要討好我、配合我，他的病就得醫治，在學校不再被霸凌。

那是最後一張幻燈片，照相機雖然老舊，功能依然很好，但是我知道，照片與現況非常不符，它沒照出的東西很多，特別是那對母子四串無聲的淚珠，還有我自傲為教學醫師的殘忍！

我很懊悔，祈求神祝福他們，也希望他們原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