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熬完了數回合令人疲於奔命的勤務，拖著沉重腳步走進公司，目光被角落裡的一件學生制服吸引──那應該是個國中女孩，綁著馬尾，青澀臉龐有雙不該如此滄桑的眼。
在嘈雜的空間裡，她出奇地安靜。
我好奇地問同事：「這個學生是……？」
「她是竊盜的嫌犯。」值班同事給了一個令我驚訝的答案。
我邊繳回裝備、填寫工作紀錄簿，邊聽承辦的學妹與她對話。
「……保溫瓶是我偷的沒錯，我願意負責賠償。」
女孩的語氣平淡，透露出這似乎不是她第一次這麼做。
「店家已正式提告報案，我們也受理完成。按規定，因妳未成年，必須請家長或監護人到場，才可以製作筆錄函送地檢署……」承辦的學妹不顧身後等著報案的長長人龍，耐心向她解說。
「不要！不要找我爸媽！幹麼找他們來？」一聽見警察表示需要聯繫父母，女孩的情緒明顯波動起來。但，法律規定就是規定，我們也莫可奈何。
「拜託，能不能先放我回家？讓我自己先跟爸媽說，明天一早我就會跟他們一起來警局。」
「這……呃，好吧。」
由於在女孩身上沒有起獲保溫瓶贓物，且偷竊的犯罪行為也已是過去式，沒有現行犯的問題，基於情、理、法，承辦學妹同意了她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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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案子是怎麼回事？」女孩走後，我問學妹。
原來，幾天前有店家來報案，說店裡架子上的一個紅色保溫瓶被偷了。學妹檢視當天店內的監視器，發現竊賊是個穿著國中制服的女學生。那是一所明星國中，制服形式與顏色特別顯眼，因此，學妹很快便確定了女學生的身分、住址。
學妹先打電話到女學生家裡，但無論白天或晚上都無人接聽，於是聯絡學校。老師接到電話好驚訝，說她的成績相當優異，在學校常是獨來獨往，沉默寡言，可是，「她是個好孩子，家境又好，她為什麼會偷東西呢？」
由於女學生未成年，警方只能留下電話，請老師代為轉達聯絡，沒想到她卻在放學後，自己一個人到警局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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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一早進公司，便覺氣氛凝重，見同事們進進出出很是忙碌，一會拿封鎖線，一會拿白粉筆，我心裡有數。
晃到槍械室領裝備，值班學弟匆忙跑進來，喘著氣對我說：「學長，所長麻煩你去××大樓幫忙，清晨有件墜樓的案子。」
果然，有案子要辦了。
墜樓現場是一棟十幾層樓高的開放式商辦大樓，救護車已將遺體送往醫院，現場只剩鑑識小組還在採證。
為確認墜樓的過程及釐清是否有他殺的嫌疑，我問了當晚值班的警衛阿北。
「沒印象耶……」阿北表示，因為人來人往的實在太繁雜了。
調了頂樓樓梯間的監視紀錄來看，螢幕裡，一步步踩著階梯踏向死亡的那個小小身影，怎麼看都覺得似曾相識。再看一遍，那件制服……
我猛然想起，這不是昨晚那個偷了保溫瓶的女學生？
身旁的學妹更是張大嘴，詫異得說不出話來，保溫瓶案子正是她在辦的。
我們到頂樓與鑑識人員會合，那裡還遺留了一些死者的私人物品。我赫見地上有個直挺挺的紅色保溫瓶，還有一個黑色後背包，裡面別無其他，塞滿了好多個不同顏色、大大小小的保溫瓶。該不會是有蒐集的癖好？
尋遍現場，沒看到任何能以自殺結案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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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司，同事已經聯絡到女學生的父母，正為他們製作筆錄。
女學生的媽媽恍神地低著頭，對於同事的提問不發一語，只是口中喃喃自語著：「會不會是這次學測數學沒考好？會不會是上次英語多益聽力錯太多？」爸爸則始終不發一語，保持望向窗外藍天的姿勢，沒有太多的情緒起伏，似乎整個人抽離了現場。
保溫瓶店的老闆也接到通知趕來，我向他簡單解釋了案情，沒想到老闆知道女學生已身亡後，仍然堅持要求賠償。
女孩的媽媽突然對著店家撕心裂肺地哭吼：「我和她爸都是老師，我們教出來的女兒不可能偷東西！我們管得很嚴，不信你可以問左右鄰居，而且她每次考試成績都很好。她將來不是醫師，就是律師。你敢亂說，我要告你！」
店家也不甘示弱地回說：「我沒有亂說話，店裡的監視器可以證明小偷就是妳女兒！明明自己沒教好，還好意思在這裡大聲，妳要告我，我也要告妳！」
情況一發不可收拾，雙方你一言我一語地大聲爭論，反而沒人去惋惜一條生命的流逝。
學妹突然衝進來，塞給店家一張千元大鈔，然後彷彿用盡她人生所有力氣，滿懷憤怒地大叫：「從她晚上進入那棟樓到清晨跳下去，中間至少還有六、七個小時，那段時間裡，為什麼她沒有任何一個朋友、同學可以訴苦？也沒有任何一位家人對她伸出雙手？我在那邊自責得要命，你們卻在這裡吵得要死！你對年輕不懂事的孩子有沒有一點包容心？你們對跳樓自殺的女兒有沒有一絲關心？你們知不知道，那是一條年輕的人命啊！」
她說完就奪門而出。
雙方沒有人再出聲。
這瞬間，我恍然大悟：現場不但留了遺書，而且還是「好幾個」。
●摘自寶瓶出版《你所說的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