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河的哲思

哲學家招人厭，主要是因為他們說的話讓人聽了不爽，卻又很難反駁。古希臘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就是因為話說得太多，才會被人弄死的。另一位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斯說過一句名言，也讓人渾身不自在，他說：「沒有人涉足同一條河兩次，因為該水已非前水，該人亦已非前人。」怎麼？我在淡水河裡洗個腳再拿出來，淡水河就變成濁水溪了？我也不是我自己了嗎？

淡水河當然還是淡水河，但是除了它的名字之外，從你的腳踏進河水到抽出來的那段短短時間，整條河水的量與位置，河床的形狀，甚至生物的種類與數目都跟之前不同了，所以嚴格說來，它不是本來的那條河了。可是，就連「我」也不再是本來的「我」了嗎？講到這，事情就變得更加有趣起來。赫拉克利特斯不懂科學，當然不會知道人體的細胞不斷地在新陳代謝，汰舊換新。若是他知道的話，一定會振振有詞地回答：「當然不是原來的你啊！細胞都不知道換掉多少了。」

心智呢？不管我身體的細胞替換了幾次，就算我移植了別人的心臟、腎臟與肝臟，但只要我的心智保持不變，我就還是原來的我，不是嗎？嗯，很難說，心智也是一直在變的。納蘭性德的〈木蘭花令〉中說：「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一個變了心的人，還依舊是之前「初見」的那個「故人」嗎？

十九世紀早期以前的科學家們普遍認為，腦神經細胞在出生之後，就不怎麼會增加，彼此間的連結到成年後也已然定型。我們的腦袋像是一部裝配好的電腦，硬體已經固定，以後它會變成什麼樣，只取決於我們給它裝了什麼程式，放了什麼檔案而定。當然，這部電腦我們沒辦法換，若把大腦當成「自我」的本質，它是一輩子都不會變的。

然而，從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間，有愈來愈多的腦科學家開始懷疑，事情也許並不是那樣的。比方被稱為「神經心理學之父」的加拿大心理學家唐納德·赫布就認為，所謂的「心智功能」，不外是大腦神經元之間特定的連結與互動，而所謂的「學習」，必然是透過改變大腦的硬體結構而達成。赫布的出名軼事之一，就是把一些實驗室的小老鼠帶回家當成寵物來養，給牠們豐富的環境刺激，結果培養出一批智能遠勝過一般實驗室老鼠的「超級老鼠」。

可塑的大腦與自我

1958年，美國的一位大學教授派卓·巴赫里塔忽然腦中風，失去了講話的能力，並且肢體嚴重癱瘓。依照當時的神經醫學看法，神經細胞死亡以後不可能再生，頂多只會有極微小的修復，派卓老先生從此必須完全依賴別人照顧，在安養中心裡度過餘生。可是他的兒子保羅·巴赫里塔（Paul Bach-y-Rita）正好是一位神經科學家，他與正在讀醫學院的弟弟喬治偏不信邪，拒絕接受這種命運，就把爸爸接回家，用自己設計的一套方法來訓練他。

兩兄弟陪著老父在家，不像傳統對待病人的方式，什麼事都替他做，而是事事都要求他自理。爸爸想要吃什麼、用什麼，兄弟倆不會主動幫他拿，而是督促鼓勵爸爸儘量自己做到。這種「嚴格的愛」創造了奇蹟，三年後派卓恢復了所有自我照顧的功能，說話如常，還回到大學去教書，在七十三歲攀登一座高山時心臟病發死亡。

解剖發現，派卓腦部的中風壞死區域一點都沒有再生的跡象，光從這個大腦來看，派卓老先生應該還癱瘓著才對。這件事給了保羅極大的啟發，他想父親大腦的毀損區域既然都沒有變，一切功能卻都完全正常，那就一定表示，大腦的正常區域發生了實質變化，取代了毀損區域的功能。從此，保羅終其一生潛心研究大腦的「可塑性」。

包括巴赫里塔在內的許多神經科學家，從二十世紀到現在，完成了海量的研究，讓大腦可塑性成為神經科學的顯學。如今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大腦這個硬體不僅不「硬」，它還相當的「軟」，任由我們捏出新的形狀。經驗刺激與主動學習會強化腦細胞突觸的傳導效率，可以改變神經通路的突觸數目以及強度，甚至可以產生新的神經細胞。簡單來說，我們一直強迫大腦做它做不到的事，它就會拚了命地改變自己，來想辦法做到。

這個發現相當的勵志，因為腦受到損傷之後，只要給予適當的刺激與訓練，都有著進步的可能。並且「活到老學到老」、「不斷讓自己變更好」也都不是空話，而是有科學的根據。

回來說說那個「還是不是自己」的哲學問題：中風後的派卓跟沒中風前的派卓，很難說是同一個人，回到大學教書並攀登高山的派卓跟癱瘓不能言語的派卓，也很難說是同一個人。三國的魯肅嘆服呂蒙變得超有學問，說他「非復吳下阿蒙」，也是認為頭腦升級了，人就不再是同一個人。變了心的「故人」，當然也不再是故人，因為他已經換了一個新腦子了。

所謂的「我」一直在變化，想像中那個恆常的我，不過是一種幻覺，真正的我，就像那條不能兩度踏入的河流一樣，是因應所有外在影響不斷塑形的流體。佛教的中心思想「緣起性空」，能夠很好地呼應這個概念。大腦的可塑特性或許也告訴我們，「我是誰」的執著終屬無益，「我想成為誰」的期待與努力，才是人生之河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