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次非常獨特的旅行，全台灣應該沒有第二個人跟我有同樣的經驗。這段塵封在我心中多年的往事，由於兩位當事人都已不在台灣，我才得以拿上檯面與大家分享。一切起於導演之託
八年前，我受金馬獎紀錄片導演曾文珍之託，要拿攝影機去跟拍一位女性，這位女性的身分非常特別，是一位「資深」逃逸移工，名喚阿草。
阿草的年紀大我許多，多年前來台灣工作時，因受不了雇主壓榨而逃跑，之後便輾轉流離在台灣各地打黑工。她曾經在深山採水果、在小吃店做外場、在民宿做清潔，而最新的一份工作，是擔任看護，照顧一位單身獨居、罹患乳癌末期的台籍中年婦女。
阿草的國語非常流利，多年的逃跑經驗，令她磨練出一套在台灣求生存的本事；但如果可以，我想她並不希望有這樣的本事──阿草和成千上萬來到台灣的東南亞移工一樣，肩上扛著一家十口的生計，父母親的醫藥費、孩子的學費等，都仰賴她的張羅。
來自故鄉的親情壓力，迫使她不得不持續滯留在台灣非法打工賺錢，可由於認定這是為家庭犧牲奉獻，阿草對於自己逃逸移工的身分非常坦率，不只一次對我說：「哪天被警察抓到，我就笑著跟他們走，因為我真的太想家了。」
我的態度是不鼓勵移工逃逸，可也沒想去舉報，因為我知道社會角落某些弱勢到連合法移工都請不起的族群，還是需要她們，譬如故事的另一位主角－－癌末大姊。她個子嬌小、剪著短頭髮、臉上時常掛著爽朗的微笑，由於被阿草照料得不錯，除了體力不太好之外，一般人看大姊的外貌，很難發覺她的病痛。
大姊沒有其他親友，我也不清楚她們如何開啟雇傭關係，但我看得出阿草非常用心地在照顧大姊，大姊也將阿草視為晚年最後的陪伴對象。
超越雇傭的關係
就在我開始跟拍她們時，她們策畫了一趟東部三天兩夜之旅，邀請我同去。我自然沒有不去的道理，但聽到她們的計畫有點錯愕，因為她們只打算搭火車到台東，找間漂亮的飯店，然後在裡面待上三天……仔細想想也對，阿草不會開車，大姊的狀況也無法負擔一直轉車的勞累，但我一想到這趟旅程可能是大姊最後一次出遠門，便忍不住心一橫，到達台東後馬上掏腰包租了台汽車，對她們說：「妳們不用一直待在飯店，我開車載妳們去玩。」
那三天，我們陸續去了太麻里曙光園區海灘、初鹿牧場、鹿野高台、東華大學、太魯閣、七星潭等。儘管都是很大眾的景點，對多數台灣人沒有吸引力，但對她們兩人來說依然是很新鮮的體驗，每到一處就卯起來自拍，肚子餓了就在路邊尋找越南小吃店，讓阿草品嘗家鄉味、用越南話聊聊天。看著她們快樂得像孩童一般開懷大笑，我知道我做對了。
三天相處時間裡，偶爾有些空檔使我能跟她們其中一人單獨談話，她們不約而同透露出對彼此的疼惜，阿草擔憂大姊的健康，大姊關心阿草的家庭，兩人情感早已超越單純的雇傭關係，完全出自人性的關懷。我相信這段花東旅程，都在我們三人內心深深地留下了什麼。
旅程結束後，我由於工作繁忙，沒有再協助曾文珍導演的拍攝工作。過了幾個月，輾轉聽到大姊安詳地在醫院與世長辭，阿草在她身邊照顧到最後一刻，而大姊臨終前也將她所有身外物贈送給阿草。
五年後，阿草聽聞故鄉的兒子終於成家立業、可以獨當一面了，便去向警察自首，隨後依照法定程序驅逐出境、返回越南，結束她在台灣四千多天的逃逸生涯。此刻，阿草正在故鄉享受含飴弄孫之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