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波蘭政府準備收緊墮胎限制，讓懷孕婦女幾乎失去選擇權，女性因而發起罷工及遊行，路線會經過我們學校華沙大學的旁邊，一下課，我們就順路走了過去。當天下著雨，人們穿著黑衣、撐著雨傘，擠滿了華沙的舊城廣場。我和室友在人群中寸步難移，只能聽著吶喊聲此起彼落；老實說，有一種「少我一個、多我一個都沒差」的感覺。

晚上回到家，我看到空拍的遊行照片：成千上萬的雨傘像花，盛開在廣場上。那畫面很美，充滿力量，我忽然意識到：啊，我是其中的一把傘。

就這樣，回到台灣後，我開始參與社會運動，跟著不同團體上街，先是單純當人群中的一員，和大家熟了之後，有時則會轉換身分，成為現場志工，輔助遊行的進行。

遊行的準備，就像辦一場大型戶外活動

從隊伍中的一員，到主辦方的小幫手，我逐漸認識一場遊行是如何煉成——乍看毫無章法的行動，往往經過細緻的討論，從如何聚集人群、安排交通路線、活動的計畫、器材的準備，乃至緊急事件的應對、後續資訊的傳播，都是一門學問。如果是規模較大的遊行，每項工作還會有一個專門的小組花費數周、數月來籌備。

而對於比較忙的人，工作集中在遊行當天的「現場志工」則是另一種選項。我第一次當現場志工，是在2019年的聲援西藏遊行。我和夥伴負責在終點西本願寺架設帳篷、攤位，並幫忙註記資料、和參與者或路人說明遊行的訴求。相比籌備，這已經是很末端的工作，但依然有許多眉眉角角要照顧：椅桌數量、帳篷架設地點、無障礙路線的設置、口頭說明的重點，甚至是要不要提供茶水等等。

這些細節的周到，決定了參與者的體驗、外人的觀感，以及後續影響力。簡言之，一場有規畫的遊行，就像是主辦一場好的活動，方方面面都要從人的需求來思考。

又更後來，我從定「點」攤位的設置，走入中間的「線」，成為遊行交通組的志工。如果說駐點的志工是「靜」，負責道路的交通組志工就是「動」了。我們會站在重點路口，穿著螢光背心，配備交通棒、哨子，指揮人們過馬路，保持隊伍前進的速度，也讓其他行人、車輛不要被阻礙。

保持隊伍行進、確保路權

資深的交通組志工除了熟悉遊行的路線，通常深諳路線附近的大小捷徑、廁所位置，也相當熟悉各種突發狀況，「確保路權」就是其中一種。初期的同志大遊行，曾經有過明明申請兩線道，警察卻要求遊行群眾只能走一線道的狀況。這時候，交通組就得據理力爭，保障大家應有的權利。

值得高興的是，現在這樣的狀況已經不太會發生，更多時候，警察是我們的強大後盾，讓大家安心上街，平安回家。

我印象很深的交通組志工經驗，發生在去年的跨性別遊行。那晚天氣變化比翻書還快，一下飄雨，一下放晴，讓人雨衣穿也不是，不穿也不是。我的工作是跟資深志工一起引導遊行的開頭及結尾，確保群眾安全從西門紅樓北廣場離開，等待大家繞一圈，再指引他們回到廣場。

原本這應該是個很閒的位置，但因為我的夥伴太資深了，有著八年經驗的他「憂國憂民」，一把遊行隊伍送出廣場，立刻帶我抄近路，衝到遊行中段支援其他新手，最後再趁隊伍還沒抵達終點前，帶著我奔跑回廣場——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穿梭在西門町的小路、酒吧紅紅紫紫的霓虹燈、行走與喝酒的人群，還有不斷落下的雨點中，整個過程像極了動作片！

遊行的隱形支點及延伸

和長期的志工不一樣，遊行現場志工是一次性的，有時甚至不會跟夥伴講到幾句話。朋友曾告訴我，某次她當同志大遊行的交通組志工，半天忙碌下來，等遊行群眾散去，她就跟著默默離開，簡直是遊行現場的隱形人。

但也正是因為有這些隱形人，才能支撐起「理所當然」的順利。而這些隱形人退下崗位後，會帶著不同的經驗與故事，繼續回到生活的軌道上，好像什麼都沒變，視野卻會有些不同。由於這些經驗，我成為一名記者，還買了一台比較好的相機，遊行時總是會去拍照，希望幫忙把資訊傳遞給更多人。

這些經驗也使我知道了「運動傷害」是什麼：社會的改變速度很慢，很多高牆不是搖旗吶喊就可以撼動，常跑遊行的人，勢必要學會和悲傷、憤怒、沮喪相處。好比聲援西藏的遊行，無論當天我們如何聲嘶力竭，無論藏人吟誦家鄉歌謠時有多讓人想掉淚，那天之後，他們都將繼續流離，無法返鄉；代表西藏自由的「雪山獅子旗」，也依然只能在異鄉飄揚。

同樣窒礙難行的議題太多了，從參與者到成為志工，並認識更多社運圈的朋友，就更會看到，大家或多或少都需要處理「無能為力」所造成的疲倦。

好在總是會有一些小事，能讓人得到繼續前行的動力。有一次，我上傳遊行照片到社群網站，一個許久沒聊的朋友傳了訊息給我，跟我說：「謝謝你們關心這些事，台灣如果變得更好，一定是因為有你們的努力。」

大概就是這種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所做的、所走過的，都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