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二冊：對立與共存的中日關係──共和國體制下的中國》
內容簡介：百年追尋的憲政之夢，亦敵亦友的中日關係！
本系列叢書旨在探尋東亞現實矛盾的深層根源，企圖從歷史的源頭切入，回答今日東亞局勢中那些揮之不去的問題。這個系列以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聚焦日、中、韓三國如何在衝突與和解間反覆擺盪，並呈現 「東亞如何成為今日的模樣」。
要理解近代中日關係，不能只看外交交鋒與戰爭衝突，更要看中國內部自清末以來「從君主國走向共和國」的巨大轉型。因此，全書以「憲政」貫穿主軸，重新檢視自《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以來，中國在君主國與共和國、仁政與憲政、德治與法治、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等論爭中不斷搖擺、反覆試探的百年軌跡。跨越清帝國、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民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法治主義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地發展而來的。與此同時，中國又是如何與亦師亦敵的日本彼此互動。
中國踏上立憲之路，所要面對的是個人與社會、國家關係的重構。在缺乏憲政傳統的土地上，中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探求一條可能的道路。「憲政」因此成為現代中國無可迴避的核心課題。二十世紀以來的歷代中國政府，無不致力於立憲，然而這條崎嶇難行的憲政之路，從清末到民國，再到共和國，卻由於在內外交迫的困難局面與黨國體系的影響之下，一路走來是舉步維艱、躊躇難行的。即使到了今日，中國大陸、臺灣與香港三個憲政空間各自發展，但「憲政之路是否已到終點」仍然沒有答案。要理解未來，就得先看清過去留下的深刻傷痕與努力。
二十世紀初，中日兩國的知識分子、外交官與媒體如何透過留學、外交、報導等途徑，建構對彼此的認知。其中既有對現代化的期待，也有來自利益與文明觀差異的誤解與輕蔑。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始終與其內部「共和」進程的混亂與反覆緊密掛鉤。辛亥革命後的政局動盪，在許多日本人眼中，成為中國「不具備成為現代國家能力」的證據，這不僅影響了輿論，更深刻塑造了之後數十年日本的對華政策。
在中國現代史中，談論到中日關係，往往聚焦於彼此的對立與戰爭上。在這種敘事的角度下，對於雙方通常以失敗告終的「共存」嘗試，便往往遭到忽視。「共存」之所以難以成功，其根本原因在於，雙方的「共存」基礎極不穩固。日本的「共存」往往帶有支配與控制的色彩；而中國方面，任何與日本的合作，都極易在民族主義高漲與「共和」正當性的爭論中，被貼上「賣國」的標籤。
奠定現代中國與日本關係的歷史中，中日戰爭是雙方爭執的高峰，並深刻形塑戰後東亞外交格局。這場戰爭不僅是武力的正面衝突，更包含在全面對立下仍持續進行的交涉與溝通。事實證明，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日之間仍未徹底斷絕聯繫。戰爭本身也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共和」進程，最終促使中國共產黨的勝出，從而也決定性地改變了戰後日中關係的格局。
中國追求「共和」的內部奮鬥，是理解近代日中關係中最重要、也最被忽略的變數。日本的對華政策的每一次轉向，無論是提攜、干預，還是侵略，都源於其對「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的想像。而中國內部的政治鬥爭，也往往利用對日關係作為爭奪正當性的工具。於是，「對立」與「共存」並非兩個獨立的階段，而是同一時期並存的兩種面向，兩者在中國「共和」的顛簸道路上，相互糾纏，彼此激化，共同譜寫了這一段複雜、矛盾又充滿悲劇性的百年史。
作者介紹：中村元哉 ，一九七三年出生。曾任南山大學副教授、津田塾大學教授等職，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
搶先試閱：〈從國民黨到共產黨的時代〉
戰後的國民黨政權制定了二十世紀中國憲法史上最具民主主義、最立憲主義的《中華民國憲法》。這個憲法試圖繼承辛亥革命以來的《臨時約法》血統，繼承民國的法統。但是，當時的憲政基礎太脆弱了。因為憲法的制定過程與憲政的實施過程中，有過多混亂。橫亙在戰後中國的各地的分裂狀況與多樣化的局勢，使得要靠憲法整合之事變得困難重重。儘管憲法重視民生問題，也在憲法中加入了「國民經濟」的條目，但現實的社會性經濟基礎卻已經崩潰了。民國看起來好像終於繼承了法統，但革命再起，又開始動搖了它的法統。國民革命軍雖然在憲政實施後改稱為中華民國軍隊，誕生了制度上的「國軍」（國家的軍隊），但共產黨拒絕接受在國民黨領導下的憲政，因此於一九四七年3月私自編組了人民解放軍。
一九四六年6月，國共內戰再啓，在內戰最初，國民黨占有優勢，一九四七年3月，國民黨軍隊攻占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然而，因為戰後共產黨在被稱為解放區的根據地再度展開土地改革，獲得了農民的支持──不過，一九四七年10月的實施的《土地法大綱》，連沒有協助過日本的地主與富農的土地，也被強行沒收，這樣激進的政策，確實失去了部分農民的支持，這是事實。土地改革的成果，其實並沒有共產黨所強調的那麼大──，再加上從延安撤退後展開的游擊戰，慢慢扭轉了共產黨軍事上劣勢。戰爭結束後，共產黨又在蘇聯的默許下，勢力很快的從東北擴張到華北，一九四八年9月成立華北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3月成立中原人民政府，同年8月成立東北人民政府。
共產黨能夠挽回劣勢的原因，還有其他。
就如前面已經確認過的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地區，因為失敗的經濟政策，到了一九四七年，國民黨政權統的情勢越發惡化，國民黨因此在同年月再度祭出《國家總動員法》，那是與憲政逆道而行的政策。原本配合憲政的實施而採取的自由化言論政策，再度蒙上管制的色彩，國民黨在同年10月視民盟為非法組織，把民盟驅趕到香港。又，一九四八年秋天開始的「三大戰役」（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是決定共產黨軍事最終勝利的關鍵，而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治游說也取得成功，讓國軍屢屢不戰而降。隔年1月，北平更是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向共軍投降了。
中國國內這樣的情勢變化，與美國與蘇聯的對華政策，也有著關連。一九四六年3月，蘇聯雖然自東北撤退，但長期默許共產黨活動的蘇聯勢力，仍持續以東北地區為中心發揮其影響力。再來說美國這一方面，美國原本寄望中國成為戰後東亞的中心，但在國民黨政權不穩定，共產黨勢力擴張的情況下，逐漸把對抗蘇聯的東亞據點轉移到日本。而中國的對外情緒，也在一九四六年12月發生美軍對女學生施暴的事件後，從原本親美反蘇的感
情，逐漸變質成既反蘇又反美。
此外，在中國還努力尋求與日本達成和平條約之際，美國從一九四八年，便開始強調日本經濟上獨立的重要性，因此須要加緊重建日本。這加劇了中國民眾對美國的不滿。為了安撫中國，美國也試圖透過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爭取對中國的援助，回應國民黨政權的追加支援請求，於一九四八年6月通過了「對華援助法案」。然而，透過善後救濟總署所提供的援助，卻遠不如中國所期望的，善後救濟總署提供援助的領域僅限於糧食、重建農業和醫療教育等方面。此外，因為美國希望以復興歐洲為優先，所以僅批准了親國民黨派的議員在《對華援助法》中提出援助金額的三分之一。這讓中國對美國的不滿始終無法消除。
總而言之，國民黨政權不僅尋求美國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援助，也向蘇聯尋求提供最大限度的合作，以便順利接管東北並迅速展開重建的工作，但這兩個努力都沒有得到效果。在美國眼中，國民黨的政權正走向內部分崩離析的局勢，美國在一九四九年8月發表的《對華白皮書》中，尖銳地批評了國民黨政權自我毀滅的行徑。
共和國的正統性與日本、臺灣、香港
一九四八年秋天以後，共產黨陸續取得了軍事方面的勝利，吸引了逃亡到香港的共產黨員和屬於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返回東北，開始思考建立基於新民主主義的新政權。相對的，在北平的國軍於一九四九年1月21日向中共投降後，蔣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成為代總統，繼續探索與共產黨和談的可能性。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中，提出了八項和談條件，要求懲處國民黨戰犯，並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及其法統。對戰犯的懲罰，無異於內戰勝利者對戰敗者的審判，這是國民黨最難接受的一點。然而，放棄自身的正統性，對國民黨來說也同程度的難以忍受。
因此，國民黨正式拒絕和平談判。國民黨認為經過長期努力而來憲政，是不可以被破壞的，更以此固執自己是擁有民國的正統性。
之後，人民解放軍占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並於一九四九年10月1日，以新成立的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將北平重新更名為北京，作為新共和國的首都。另一方面，蔣介石下台後，國民黨政府從廣州遷至重慶，並在同年月之前，將所有黨政軍的主要機關遷至臺北。
就這樣，中國的共和國從此分裂了，一個是以北京為中心，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以臺北為中心的中華民國——臺灣。當然，從雙方各自的角度來看，對方都變成了一個「偽」共和國。於是在一九五○年代以後的國際社會中，形成了西方的強國美國扶持的中華民國，與東方強國蘇聯扶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怪異現象。圍繞中國合法性歸屬的爭論，在東亞的美蘇冷戰期間，其緊張感一直持續存在。
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分裂，對戰後中日關係，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先是承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是正統的中國，並於一九五二年與中華民國簽訂放棄向日本求償的和平條約。日本的這一政治決定，自然意味著要與中國大陸推遲恢復外交關係。戰後的中日關係開始變得扭曲。
最後，我們必須提到仍然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英國為了繼續統治香港這個殖民者，於一九五○年1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雖然一邊高反美反帝國主義的旗幟，但在亞洲陷於冷戰的局勢時，判斷香港具有成為溝通東西方的窗口的功能，所以並未立即要求英國歸還香港。所以自一九五年代起，香港
就開始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
另外，無論是在政治上或思想上，香港在國際社會中，都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
在中國大陸反對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們，從上海等沿海地區移居到香港，進一步強化了廣大居住在東南亞和歐美世界的海外華人聯絡網。又，以尋求重建中華民族主義為目標，對共產黨的反傳統主義持反對立場，以錢穆為代表的現代儒家知識分子，也從中國大陸逃亡到香港，並形成一支重要力量。這個思想群體最初與臺灣的中華民族主義理論產生了共鳴。
此外，香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反國民黨勢力，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轉變為反共產黨勢力。同時，也聚集了支持中華民國但不支持蔣介石的派系。這些勢力包括：追隨赴美李宗仁的桂系、曾屬於汪精衛派系的舊國民黨左派及被視為漢奸的黨員，以及曾參與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靑年黨和民社黨中，批判蔣介石在臺灣施行獨裁統治的政治人物。這些人一邊在持續在臺灣進行政治活動的同時，也在香港形成了一股力量。
換句話說，一九五○年代的香港，在美蘇冷戰時期，一邊作為反共、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力量與臺灣合作，一邊同時也成為反對蔣介石及其領導中華民國（臺灣）獨裁化的據點。因此，香港的政治勢力隱藏著試圖在臺灣內部重塑中華民國，與反蔣或反國民黨的勢力合作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強調自由與民主主義，集結了政治、經濟和思想力量的聯盟，它既反對共產黨，但也反對國民黨，卻比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更有共鳴。正因如此，對國民黨和共產黨來說，香港一直是一個進行文化活動的重要地區。此外，美國希望香港成為反共基地，而英國則警戒著香港，不讓香港過度反共，香港便在那樣的氛圍下，成為一個奇妙的國際都市。
當然，並非所有屬於那些勢力的人，都會繼續留在香港。有些人回去中國大陸了，也有人視香港視為臨時落腳點，之後移居到臺灣、美國等地方。但無論如何，二十世紀上半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便傳播到了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正如中國大陸和臺灣的自由主義者開始強烈地批評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一黨獨裁一樣，香港的自由主義者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在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雜誌是《自由陣線》，那是一份隸屬於靑年黨的刊物，自一九四九年月創刊後，發行了十年左右。《自由陣線》以政治民主、經濟公平和文化自由為理念，它一邊接受與美國關係密切美聯社和國民黨的資金支持，一邊也對國共兩黨、美蘇兩國進行批評，並開始尋求與強調自由民主的海外反共力量建立新的合作。這個新的合作聯盟，也包括了戰後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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