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鴉片般上癮?
內容簡介: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
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是好的嗎?作者從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文化和社會,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加以評價。他的答案是:對皇帝、官僚體系和黨國體系的統治精英而言,中華秩序極有吸引力,甚至令他們有如吸食鴉片般上癮;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在兩千多年裡,它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國人)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
然而,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記錄卻不甚優秀,甚至十分低劣。中華秩序下的人民不僅苦難深重,還周期性地大規模非自然死亡。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一億人口,占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飢荒,在四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佔到當時總人口的5%-10%。中華秩序下的中華文明長期停滯,形成了「超穩定」結構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華秩序才因「西發里亞體系」的衝擊而崩潰,中華世界不再是天下。
作者介紹:王飛凌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 (CFR) 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 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
搶先試閱:〈結語:可能的未來〉
復辟一個秦漢式政體以統治偉大的中國人民,並非易事。如此行事卻又沒有一個必備的中華世界秩序,就愈加艱難。而面對既無法否認、忽視,又比自己更為強大的眾多外國競爭對手,則更是一個殘酷無情的現實。如本書所分析的,與過去的秦漢式政體的多次復辟有所不同,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還面臨另外兩個問題:首先,中共的專制統治一直是一個尷尬的、非世襲王朝的帝國。壟斷著中國所有權力的,是被中國學者楊繼繩稱為「集體世襲制」之下的一個統治家族群體(即所謂的太子黨或紅二代),而非一個以血緣世襲的皇帝。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到約翰.洛克,經典作家們早已把這樣一種非血緣世襲的專制或貴族寡頭政治歸類為一種最糟糕的政府類型。據中國學者吳稼祥估計,這種集體世襲制度的權力繼承,穩定度最低,也很不理性,還惡化了秦漢式政體固有的次優化統治記錄。其次,民命、國家使命或黨的使命的觀念,一直是今天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拼湊起來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內核。最高領袖習近平最近還向其高級官員們重申了這一使命:「天在看(你做什麼),我們的天就是(中共)黨和人民。」然而,這個新儒化法家國家主義的觀念基礎,比起傳統秦漢式政體的天命觀念,必然地更不穩定:無論怎樣被壓迫和受哄騙,人民並不是抽象的天,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追求各自多樣的、不斷變化、也不斷增長的權利,並為之而奮鬥。無限期地僭用人民的名義,於是就成為一場極為艱難的鬥爭,除非實行真正的民主;但民主制度更會拋棄統治者們所珍視的秦漢式政體本身。無窮盡的收買民粹力量、無休止的恐嚇與欺騙、水漲船高的暴力維穩,既昂貴又低效,還常常會起到反效果。
具諷刺意味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渴望重新控制世界,力求恢復中華秩序這個目標,在西方領導的後冷戰時代世界秩序下,卻獲得兩大關鍵性優勢:其一,西方主流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是人類的生命和平等,這使占人類總數五分之一、被中共嚴格控制和牧養的十三億中國人口本身,成為一個巨大的力量來源。北京通過肆無忌憚的赤字花費,消耗中國人民的生命和人權,因而變得不成比例的強大和具有競爭力。其二,北京得益於其越來越通暢的、單方面獲取外國的市場、資源特別是技術的渠道。這使得一個既低效率也少創新的國家,能夠迅速地強盛。就這樣,這個飽受低劣政治治理之困擾的次優化巨人,還是能夠崛起,在國際關係裡獲得強勁而可怕的競爭力。
因此,儘管其明顯的次優化統治和反覆多次的失敗,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悲劇和痛苦,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維護和加強其秦漢式政體方面頗有成就。它也越來越多地影響世界,最終要重建其注定需要的中華秩序。一些大漢族主義中共支持者們,於是在2016年宣布「世界的、和平的中國世紀已經到來」。那麼未來究竟如何呢?基於本書關於中國力量本質的分析,人們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國力崛起前景的三種可能性未來: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進一步演變,成為一個更開放、更自由的秦漢政體,一個類似於10至13世紀的宋帝國那樣的,軟性而開明的威權主義(如果還未變成一個有效的自由民主與法治國家的話),從而在西發里亞世界秩序下繁榮、強盛且長治久安。為此,北京將要重新解讀歷史,重新確定其世界觀,重新調整其戰略;通過體制上、國際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充分保障,克制甚至放棄其天下世界帝國的理想。作為後冷戰時代國際社會的一個成員,遵守該社會的普世規範和價值觀,中國可以良性有效地參與國際競爭的遊戲,並舒適地成為一個大國、強國或者一個新的超級大國,將世界霸主地位作為其奮鬥目標,甚至可以取代美國作為新的世界領袖,但不再渴求一個中華秩序式的世界政治統一。
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回到毛澤東的革命政權模式,乃至更甚,成為一個硬化的威權主義、極權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政權,通過謀求重新安排世界而求得生存。中華秩序的意識形態將繼續復甦並主宰中國,儘管已經智慧地偽裝為漢族民族主義和復興中華文明的中國夢。毛澤東當年走過這條路,並遭致慘敗。但是那些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致富和崛起的新財富與新技術,為北京提供了新的信心和資源、更多的實力,它有可能以更聰明的詭計再試一次。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處理國際恐怖主義、日益高漲的全球化浪潮,這些緊迫的全球性議題可能是提高北京成功機率的強大動力。假以時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秩序或許會出人意料地統一整個地球,儘管它今天看起來還是如此的不可能,就像二十四個世紀以前秦國統一中華世界和七十年前中共奪取中國的故事一樣。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會被兩股力量所撕裂:一邊是中共秦漢式統治者們追求中華秩序的本能慾望和不懈企圖,另一邊是不斷變化的中國人口構成、經濟現實,以及日益西化且與國際社會息息相聯的中國新文化和新意識形態。伴隨著巨大的國內外壓力──政策的連連失敗和不斷湧現的新問題,外部衝突乃至戰爭將不可避免地發生或被有意發動,並導致中國國內的政治混亂甚至內戰。中原政權最終可能會失去某些中華世界的邊緣區域,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崩潰。無論是以和平的還是暴力的方式,其結局可能會帶來中華民族國家的鳳凰涅槃(如同二戰後的德國和日本);或者促使一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失敗國家出現。
還有第四種可能的未來,不過大概只是過渡性的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回頭延續其在2008至2012年之前的已經持續三十年的做法,繼續隱瞞其中華秩序的戰略選擇,韜光養晦,不再大力抵制、攻擊和取代美國並重新安排世界秩序,而是務實和有選擇地遵循西發里亞體系和西方的領導,在抵制國內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變革的同時,也壓制其菁英們對領導世界的渴求,小心謹慎,投機取巧,繼續發展致富。中共的秦漢式政體雖然沒有中華秩序也能繼續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但同時也要忍受這一選擇必然伴隨的種種「屈辱」、困難、挑戰和不安。
這些未來的情形中,哪一種更可能、更可行、更可取,以及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可以做些什麼來塑造北京的偏好、影響中國崛起的後果,都是些重要而緊迫的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關於中國崛起的積極探討,已經產生了許多富於洞察力的想法和豐富的學術成果。前北約盟軍最高司令公開呼籲,要超越美國二十多年來那個充滿猶豫的、對沖與接觸相混合的權宜之計,「認真對待中國」。研究中國的專家史文以及沈大偉則認為,美國為了東亞和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應該對中國採取一些「必要的和適應性的」接納舉措。還有人提出「中國是一個成功的威權主義發展國家,它現在已經足夠富有,足以制定自己的規則,而不只是接受其他人的規矩……(它)是自己的國家,但卻是其他人的問題。它將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條件發展,而其他人則只能盡其所能地與它合作」。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一份研究報告則呼籲,現在是時候「修改美國對華總戰略」和政策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追求些什麼,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自己的目標,依然是疑問重重。中共治理的低劣效率,似乎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能否避免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最明顯的障礙。中國官方數字表明,擁有近14億人口和大約8億就業者的大國,目前只有大約2800萬的人實際繳納所得稅。北京徵收個人所得稅的能力十分有限,反映了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其實並不高。在國外,中國企業一如既往地次優化運作,效益非常低下。據中國學者的統計,中國的「海外投資一般都不成功」。從1990年代中期到2015年,有超過兩萬家中國企業,在海外累計投資了1400億美元以上(僅2014年一年就增長15.5%,而當年中國接受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率僅為1.7%)。但這些大量海外投資「90%以上都虧損」。中國似乎已經過早地開始了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儘管做出巨大努力,也花費了巨資,除了一些近鄰地區之外,北京在行使其所謂軟實力方面,似乎特別虛弱無能。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受歡迎的護照之一,被各國接受的程度竟然遠遠低於已經沒有幾個國家正式承認的中華民國(台灣)護照。作為一個典型的專制統治者,中共經常周期性地竭力煽動反日情緒:黃金時段的中國電視螢幕上,充斥著徒手消滅無數日本人的「抗日神劇」,劇情極其愚蠢可笑,以至於2013年中共的媒體審查機構不得不對其略加限制。然而,當2014年日本政府稍微放寬對中國遊客的簽證限制時,六個月內就有超過一百萬中國遊客和購物者湧向日本,總人數比上年同期增長88%。
或許更為意義深遠的是,在中國國內,儘管受到鎮壓,但要求政治變革以直接撼動中共政權核心──的人和聲音越來越多。畢竟,21世紀確實不同於西元前3世紀。崛起的中國力量,負有被中華秩序傳統和理念所驅使的天下使命,可能確實是像美國觀察家白邦瑞所分析的那樣,正在進行一場並非祕密的百年馬拉松長跑,要在21世紀中葉以美國及其盟國的利益為代價領導和統治整個世界。然而,如學者孔誥烽所推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似十分成功的崛起和奮鬥,也可能只是為了一種屬於過去的、龐大而落後的政治體系,宿命般進行著漫長、昂貴、不確定而精疲力盡的拼搏。
關於中華與中國、中華政治傳統與中華世界秩序之理念,以及崛起的中國國家力量之本質,本書的探討就以上面的簡短結語而告一段落,以此為基礎,筆者將繼續在另外一本書裡,分析崛起的中國力量之前景和影響,以及該如何因應和管理。 ▶▶ 閱讀更多 王飛凌《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