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人們普遍認為，政府、政府代理人和政治人物擁有某種魔法防護罩，人們有義務遵從他們頒布的規則，即便那是殘暴且不道德的。人們普遍也認為，無論原因為何，使用暴力就是有罪，即便不使用暴力反制將帶來慘重後果。

但我們難道沒有反抗的權利嗎？暴力真的就是錯的、不能作為反抗的手段嗎？你以為，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只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反抗嗎？不，傑森•布倫南告訴我們，反抗、暴力、顛覆的確可能成為最終解決方法，且在道德上絕對站得住腳。當你看到警察毆打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你可以襲擊警察；發現政治人物為私利做事，你可以砸毀其辦公室；發現政府危害國民時，所有人都有權利朝總統府扔汽油彈。

作者介紹：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 ，專業領域為政治、哲學與經濟。著述豐富，目前已出版十本書，包括《反民主》、《投票的倫理》（The Ethics of Voting）、《為什麼不是資本主義？》（Why Not Capitalism?）和《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無限制的市場、義務投票和自由主義的簡短歷史》（Market without Limits, Compulsory Voting, and a Brief History of Liberty）一書的共同作者。

搶先試閱：〈公共理性與真誠性〉

當代許多政治哲學家都同意「公共證成原則」（public justification principle）。該原則認為，要用政治權力正當地強制規範一群人，就得先讓被規範的人能夠「自己了解」（by their own lights）規範背後的理由，或者用他們能理解的方法讓他們「相信該規範是合理的」（recognize as valid）。但這條原則的真正意義，卻引起了激烈的辯論。

乍看之下，公共證成原則似乎只是在討論某部分的政治正當性：關於強制性的制度規範，必須先公開建立一些無可非議的支持理由，才會具備正當性。然而某些（但不是所有）提倡公共證成原則的人認為，該原則的影響範圍不只如此。他們聲稱政治人物和公民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政治言論，也需要受到該原則的約束。

據我所知，在根據公共證成原則去要求政治人物必須保持真誠的論證中，最有力也最縝密的一個，是麥卡．史瓦茲曼（Micah Schwartzman）所寫的。如果史瓦茲曼的論證和公共證成原則都是對的，我的理論可能就會出現問題。我自己是認為公共證成原則以及其衍生出的理論，都既錯誤又不合理。但既然這些理論都很流行，我決定在這裡先岔個題，檢查我的理論會不會和它們衝突。

史瓦茲曼想要把公共審議當成政治人物必須真誠的理由。他的第一個前提是，要讓公民好好審議，政治行動就必須公開說出理由。第二個前提則是，民主審議通常能「改善政治決策的品質」。史瓦茲曼說第二個前提是「論證的關鍵」，並以此為基礎額外補充幾個前提，最後推論出結論：政治人物必須保持真誠。

我不想重新爬梳整篇史瓦茲曼論文的真義。而是要相信他的說法，把第二個前提—由公民組成的公共審議通常能夠提高政治決策的品質—當成論證的關鍵。但我認為，如果它真的是關鍵，那麼這整個論證很可能站不住腳。

理想的審議者在審議之後會做出更好的決定，幾乎是一句同語反覆的恆真句。但理想的審議者是完全理性、沒有任何偏見、只用科學方法思考證據、只用理性下判斷的人。但現實中的審議，卻是由有血有肉的人類組成的。它的實際效果，是政治心理學研究的經驗命題。

事實上，政治心理學與政治科學家已經對民主審議的實際效果以及對參與者的影響做過大量實證研究，而大部分的結果都讓支持審議民主的人相當失望。政治科學家泰理．曼德堡（Tali Mendelberg）整理了當時（截至二○○三年）所有的民主審議實證研究，發現「幾乎完全看不到審議理論家想要的正面效果」。之後的研究也一樣，只有少數實驗得出正面結果。政治科學家黛安．穆茨（Diane Mutz）在回顧性論文中說：「政治討論在某一套目前無法達到的情境下可能會產生正面結果是一回事；但現實中的政治討論對參與者的真實影響卻是完全另一回事。」

因此，我們無法確定史瓦茲曼的論證是否適用於現實。我們很可能像史瓦茲曼所言，不應該欺騙理想的審議者，破壞他們的審議。但本書討論的不是理想的審議者，而是現實世界的選民以及參與審議的公民。如果後面這些人算是理想審議者的話，我大概就有資格加入復仇者聯盟（Avengers）了吧。

而且即使不管上述問題，公共證成原則也並沒有說政治人物完全不能撒謊。公共證成原則的基本原理是，要讓強制權力具備正義性、正當性、權威性，就得先用適合的公開方法讓所有明理的人接受背後的理由。但記得嗎，在公共證成理論中，要證成強制權力很難，但要推翻強制權力卻很簡單。每一個明理的人都可以阻止別人實施強制權力、推翻原本以為的權威性。公共證成原則最多只能說，政治人物一旦說謊，就無法公開支持以這些謊言為由所做的強制性行動，所以這些強制性行動會喪失正當性。但它並沒有禁止政治人物利用謊言去阻止別人實施強制性政策。公共證成原則的目的，是讓我們很難實施強制權力，而非很難阻止強制權力。它只說強制權力必須經過公共證成，可沒說阻止強制權力時也要。因此，即使以真誠為由的反駁論證成立，也只能禁止政治人物利用謊言實施強制權力，不會禁止他用謊言阻止強制權力。

舉例來說，假設選民想發動不公不義的戰爭、實施黑人歧視法、實施會造成嚴重傷害的貿易保護主義。這時我出馬競選總統，說當選之後會實現他們的所有願望，實際上當選之後，卻拒絕開戰、拒絕壓迫黑人、並繼續讓美國跟韓國買汽車。那麼我並沒有強迫任何人，只不過是阻止了強迫而已。因此，公共證成原則管不到我。即使公共證成原則真如史瓦茲曼所言，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禁止政治人物說謊，它也只能禁止我為了強迫他人而說謊，不能禁止我為了阻止強迫而說謊。它不適用這些狀況。

滑坡式的反駁：我們可以為了自衛而傷害選民嗎？

最後一種反駁方式，是認為我的論證會進一步導出很極端的結論。因為我的論證是根據防禦性欺瞞原則所建立的，而防禦性欺瞞原則和防禦性殺人原則的結構很像。所以也許有人會說：

如果選民的行為很有可能導致嚴重的不公不義，那麼欺騙他們可能不足以解決問題。根據你的論證，壞選民就跟施放有害咒語的邪惡巫師沒兩樣。因此在必要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為了阻止這些巫師而傷害他們。但這個結論不太可能為真。因此，這代表上述的想法很可能有問題。或許選民真的有某種不受傷害或殺害的特殊豁免權。照此說來，他們或許也有不受欺騙的特殊豁免權。

簡單來說，這種反駁認為如果選民不是防禦性暴力的合法目標，應該也就不會是防禦性欺騙的合法目標。

先說一下，這種反駁裡面的滑坡有時候可能是對的。至少我就認為，某些情況下選民真的會變成防禦性暴力的合法目標。例如我身處的民主城邦小國正在舉行公投，決定要不要用核彈轟炸手無寸鐵的隔壁城邦。這場轟炸違反正義，但我知道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鐵了心要開戰，而且公投一旦結束，核彈就會發射。這種時候，我可能就會認為自己可以為了阻止選民前去投票而採取防禦性行動。當然啦，現實世界中的投票幾乎都不是這樣。

理論上，選民在某些情況下的確有可能變成防禦性暴力的合法目標，但這些情況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發生。根據防禦性暴力的常識理論，行使防禦性暴力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必須要用這種方法才能阻止目標造成嚴重的不正義。這至少表示沒有任何其他非暴力的方法，可以同樣有效地阻止那個人。現實中要滿足後面這個條件太難了，而這剛好就是我們幾乎不可能允許對選民使用暴力的原因之一。

首先，政治人物可以改用目前他們常用的手段：欺騙選民。暴力是最後的防禦手段。只有在謊言和其他所有的防禦性干擾手段都失效之時，才有可能允許對選民使用暴力。因此，我聲稱政治人物可以欺騙危險選民，並不會滑坡到我支持可以用私刑殺死危險的選民；其實，政治人物可以欺騙危險選民可能是阻止我們對選民使用暴力的理由之一。

其次，防禦性殺人原則裡面有個但書：暴力必須愈少愈好。即使阻止恐怖分子造成嚴重不正義或嚴重傷害時必須殺人，你也不可以在只殺幾個人就能同樣有效地達成目標時去殺五十萬人。因此，即使我們可以對政府代理人正當行使暴力，通常也必須將暴力集中於一小撮人。例如假設南方選民投票支持奴隸合法化，而且投給那些支持《逃亡奴隸法》（Fugitive Slave Act）的政治人物。後來，我看見一個警察正在追捕逃亡奴隸。那麼我也許可以為了讓奴隸安全逃走，而用暴力阻止警察；但實在不太能為此殺害南方選民。畢竟阻止實施法律的人比殺害選民有效多了，而且後者可能根本不會有用。

這時有人可能會說，既然如此，政治人物也不該欺騙選民。畢竟如果防禦性暴力應該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我們也應該只對一小撮人說謊，對吧？這說法有點道理，而且提醒了我們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有其他方法跟說謊一樣，都能同樣有效地擋住違反正義的爛政策，我們就該改用那種方法。

不過說謊的門檻，可能遠比防禦性暴力的門檻更低。理由之一就是很多時候（甚至大部分時候）的防禦性欺瞞都不會傷害任何人，但暴力與殺戮總是會。例如本章之前說過，當你同時欺騙黨衛軍與臥底的時候，並不會傷害臥底。但正當使用暴力的條件，卻比說謊嚴苛多了。

假設我們舉行公投，決定要不要用核彈轟炸一下吐瓦魯來玩玩，而民調顯示大部分選民都贊成。這時候，我可以炸掉投票所阻止公投，但很可能會造成大量無辜人民死傷。或者我可以欺騙他們，讓他們產生假的信念，這就不太會造成什麼傷害了。

滑坡式的反駁說對了一件事。既然我認為選民沒有不受欺騙的特殊豁免權，我也應該會認為選民沒有不受殺害的特殊豁免權才對。沒錯，雖然我在這章只說我們可以欺騙選民，但我認為用來判斷什麼時候可以正當欺騙或殺害一般百姓的標準，以及用來判斷什麼時候可以正當欺騙或殺害政府代理人的標準是一樣的。只不過重點在於，正當殺害或傷害他人（無論是政府代理人、平民，或從事政治行動的平民）的門檻，比正當欺騙他人的門檻高很多。要讓暴力具備正當性沒那麼簡單。所以可以說，「你可以欺騙壞選民」與「你可以殺害壞選民」之間的滑坡，沒你想像的那麼滑。

▶▶ 閱讀更多 傑森˙布倫南 《暴民法：當國家為惡、政治失控、正義失靈，人民的反抗無罪》

內容簡介：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過去十年來，全球青年失業率不斷上升，其中有3/4的青年從事非典型工作。日本更是早在九○年代末期，因為泡沫經濟崩壞，企業縮減人事成本，連續數年出現年輕人求職困難，不得不暫時打工謀生。然而原本「暫時」的打工卻無限延期，時至今日，這些失業潮世代的青年打工族已成了「中年打工族」。身為同一世代的作者小林美希，從2003年起便開始關注這些打工族，透過深入且不間斷的追蹤與報導，使世人看見這群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在低薪、過勞、不穩定、缺乏訓練機會的職場中遭遇的絕望，以及掙扎努力後的徒勞，女性甚至還得面對「懷孕歧視」等更為惡劣艱難的處境。書中對中年打工族的採訪記述，不僅揭露日本社會階級底層的生活，也直指社會支持體系的各種失能。對此，小林美希以採訪政府及企業組織的方式，企圖積極尋求改變的可能性。

作者介紹：小林美希 ，勞動經濟記者。1975年生於茨城縣，水戶第一高中、神戶大學法學部畢業後，曾任株式新聞社、每日新聞社《週刊經濟》編輯部記者，2007年起以自由記者的身分活動。主要著作有《深度報導 托育崩壞》、《深度報導 看護的品質》、《深度報導 托育差異》（以上皆為岩波新書）、《希望丈夫死去的妻子們》（朝日新書）等。

搶先試閱：〈連國家都棄之不顧的世代〉

「到了現在這個年紀，我對雇用環境已經不再存有希望了。一想到今後我可能再也無法成為正職員工，非正職的我獨自一人在社會上載浮載沉的感覺就不斷襲來。」

在三十五到五十四歲的人當中，以非正職員工身分工作的「中年打工族」

有兩百七十三萬人，相當於同世代中，十人就有一人是打工族，但這個數字不包含已婚女性。在同年齡層的非正職女性員工中，有些人不用刻意調低薪資，就符合被扶養人口的認定標準，而這些人多達四百一十四萬人，因此潛在的中年打工族其實應該更多。

「未來就算再怎麼努力，我這個年齡也很難成為正職員工了，加上存款又少，今後我該何去何從呢？」

身為中年打工族之一的松本拓也（四十三歲），平靜地說出自己長年以來作為非正職員工的心聲。再怎麼努力也無法脫離非正職員工的命運，社會上難以被發現的貧窮就存在於此。

被忽略的中年勞動問題

「中年打工族」這個名詞在二○一五年受到注目。根據三菱UFJ研究顧問尾畠未輝研究員的試算，中年打工族不斷增加，在二○一五年時約有兩百七十三萬人。

他們的存款比正職員工少，而且加入社會保險的比例也很低。當這些人到了可以拿年金的年齡時，一個月只會有不到七萬日圓的國民年金，屆時生活一定無法自理，很可能需要由政府照顧。然而日本的財政狀況並不能支撐這麼龐大的費用，社會福利制度很有可能會破產。

為什麼中年打工族會增加這麼多呢？

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在日本，應屆畢業時無法成為正職員工的人，之後也幾乎都是從事非正職的工作。勞動政策研究暨研修機構的〈非正職雇用之壯年勞工的工作及生活相關研究〉（二○一五年）中指出，男性在二十五歲時若為非正職員工，在五年後的三十歲時，成為正職員工的比例為四一．七％、十年後的三十五歲為四九．一％，將近半數。而三十歲時若是非正職員工，在三十五歲時成為正職員工的比例僅有二八％。

過去剛畢業時經歷過失業潮的世代，現在已成了中年人（三十五到五十四歲）。也就是說，曾被稱為「就業冰河期世代」或「失落的世代」的這群人，過去找不到正職的工作，並且一直持續至今。

更大的問題在於當時「就業率」的定義是「雇用契約簽訂一年以上」，等於非正職的雇用也包含在內；亦即無論正職或非正職都算在「就業率」之內。筆者大學畢業的二○○○年，雖說每兩個人就有一個找不到工作，但是有多少應屆畢業生是以正職員工的身分展開社會新鮮人之路，卻無從得知。二○○三年時，二十到二十四歲的完全失業率為九．八％，等於應屆畢業生中，十個人裡有一個沒工作。

之後，二○○八年的就業率回到了六九．九％，接近七成；但同一年發生金融海嘯之後又再度下滑，二○一○年為百分之六○．八％。等到金融海嘯漸漸和緩，再加上二○○七年起，由於團塊世代到了退休年齡因而出現大量離職潮，企業為了要確保找得到人才，二○一○年後就業市場便突然站到了勞工這一邊。如之前所說，二○一八年三月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上升到七七．一％，終於回到了經濟泡沫化前的水準。

從上面的內容可以得知，應屆畢業生的錄取率會隨著每個時代的景氣而像雲霄飛車一樣上上下下，年輕人畢業的時間點不同，命運也大不相同。

對失業潮世代置之不理的後果

二○一七年總務省統計局的〈就業構造基本調查〉指出，若以男性大學畢業生的未婚率來看雇用型態的話，二十到二十四歲時，無論哪種雇用型態都有九五％以上未婚。然而到了三十五到三十九歲時，正職員工的未婚率降到二四．七％，但相對地，派遣或約聘員工則為六○．六％、計時人員等打工族則有七九．四％都是未婚。

而在〈二○一七年非正職雇用之女性相關調查〉中，可以得知女性的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就職的工作）會依雇用型態的不同而影響婚姻或生育。女性的第一份工作是正職員工的話，有配偶的比率是七○．九％，但若是非正職則只有二六．九％。若觀察是否有小孩的比率，第一份工作是正職的有五四．一％，而非正職則只有二一．六％。表示出社會的起步若是非正職，會對生育造成很大的影響。

少子高齡化是日本社會極為嚴重的問題，這點自不待言。二○一六年出生人數首次跌破一百萬人，而隔年（二○一七年）則創下史上最低的九十四萬人的紀錄。

這個背景來自於團塊二世世代（一九七一到七四年生的人）超過了生產年齡，以及過半數的團塊二世世代及後團塊二世世代（一九七五到八一年生的人）都是經歷過就業冰河期的人，這一點也不能忽略。他們的特徵是就算有伴侶，對結婚也猶豫不決、在生小孩上舉棋不定。

由於看不見未來，現在不談戀愛的中年打工族更多了。如此一來，不婚或單身的世代就增加了。跟父母一起住在家裡，在還能利用父母的年金或儲蓄時，也許可以再撐一下也說不定。然而當父母走了之後，又或者是自己生病需要看護時，生活就會立刻陷入困境。什麼安享晚年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貧困跟隨在自己身邊罷了。

再這樣下去，社會保險會破產

NIRA綜合研究開發機構在二○○八年四月時整理了一份〈就業冰河期世代的危機〉報告，敲響了警鐘。該份報告將就業冰河期定義為從一九九三年起，約十年左右的期間。當時正值高中畢業的人是一九七五年到八五年出生；大學畢業的人則是一九七○年到八○年左右出生。為了統計的方便，二○○二年的就業構造基本調查中，二十五到三十四歲（亦即一九六八年到七七年出生的人）也被視為就業冰河期的成員。

根據這份報告的試算，由於非正職勞工的增加，以及沒有上班上課的無業者──也就是打工族的增加，產生了七十七萬四千位接受社會救濟的潛在人口。當他們接受社會救濟之後，追加的累計預算金額會提高到十七兆七千億到十九兆三千億日圓。

接受社會救濟的人在二○一五年三月時，比最高峰期的兩百一十六萬人略少了一些，但仍有兩百一十萬人左右。從年齡上來看，六十五歲以上的銀髮族占了將近四五％，而四十到四十九歲約為一○％，等於十人中就有一人。長期來看，六十到六十四歲的人比四十多歲的更多，但在二○一四年卻逆轉了。

「失落的十年」延長為「失落的二十年」，這是因為國家沒有認真看待雇用問題的緣故。二○○○年時，「打工族太天真」、「年輕人只做自己想做的工作」這種說法盛行，沒有人提出認真的反思因而導致問題被埋沒。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年輕人」變成了「中年人」，而「中年打工族」很有可能成為動搖國本的問題，這件事又有多少人察覺呢？

▶▶ 閱讀更多 小林美希《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

內容簡介：花媽原以為自己生了個天才兒子，卻沒想到兒子被確診為亞斯伯格。兒子小二開始看身心科，8歲時，曾在字條上寫「我想死掉」。花媽是過動，她的老公也是亞斯，因此，花媽笑稱自己既是「柯南媽媽」，也是「柯南太太」。面對亞斯兒，花媽一路走來，挫折與淚水並不亞於其他有特殊兒的家長，但她不悲情或自憐，更多的是以充滿幽默、智慧、彈性及耐心的同理與自省，走過那一再衝擊著她的疼痛與顛簸。當面對亞斯兒固著、要求精準、過度思考、無法應付多重訊息、不擅長人際關係，甚至拒學等難關時，花媽以更多元、寬鬆的方式應對。例如，當兒子不說話，她把自己想說的話，寫給兒子看，以「文字溝通」代替「言語溝通」，而當兒子固執，她陪兒子找出更多可行的替代方案。

作者介紹：卓惠珠（花媽） ，　　被台灣媒體譽為「亞斯教母」的花媽，本名卓惠珠，育有確診為亞斯伯格症，也就是輕度自閉，或稱高功能自閉的兒子，之後也才得知，先生也患有亞斯伯格症。從2004年開始，經營台灣第一個高功能自閉症相關的部落格，目前也同時經營「幫助高功能自閉與亞斯柏格」部落格、粉絲專頁，以及相關十餘個社群。部落格已超過11萬粉絲，而部落格也有600多萬人次造訪。花媽希望能以此協助有相同困擾的家長或老師。主辦過上千場討論輕度自閉症的相關課程，每年在各級學校受邀100場以上的演講。2011年獲得新北社會文化貢獻獎，2016年獲得台灣部落格大獎文化藝術類首獎，2019年獲親子天下教育創新100獎項，也曾錄製特殊教育相關影音「聽花媽說說話」視頻。

搶先試閱：〈我的先生是亞斯伯格〉

民國九十一年，當兒子確診為高功能自閉之後，連我先生的怪異行為，都有了解釋。

先生無視我的需求

回溯當初與先生初次見面的那一天，我們約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中，風很大，我的衣服穿得太單薄，所以我跟那時候還是男友的先生說：「我覺得好冷喔。」他回我：「對啊，我也覺得很冷。」然後先生拿起自己手上的西裝外套，立馬穿在自己身上。我先生，完全沒有感覺我的需求。

但那時候，我並沒有發現這男人不體貼，只覺得他是個書呆子。我跟先生談戀愛的時候，我很想去韓國念聲韻學研究所，所以當時跟他談的話題，幾乎都是聲韻學。我先生是學理工的，但居然自學後，對聲韻學有一套很清晰的邏輯，讓我讚嘆萬分。

但婚後，他還是不斷地談聲韻學。我幫孩子換尿布時，他談聲韻學；孩子生病、住院，他也談聲韻學。我先生都不知道要幫忙我處理這些繁瑣的家事，真的把我惹毛了。我開始生悶氣，不說話，沒想到，他竟然還搞不清楚我為什麼生悶氣，一頭霧水，甚至還問我：「你是生病了嗎？」見我不回話，他又說：「那你是生氣，不是生病？」先生居然還要跟我確認。

等到孩子確診後，這一切彷彿都有了答案。

原來先生真的有人際互動上的困難，即使他能使用多國語言，還當口譯，但我連跟他用國語溝通都有困難。

腦袋是天才，但卻是生活白痴

而這樣一個不知道體貼的人，我為什麼會嫁給他呢？除了他不菸不酒、不交際應酬之外，我還喜歡他的誠懇、誠實、正直。先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幾年，後來當到韓國分部支社長。他在帶領支社團隊時，創造出年營業額數千萬美金的奇蹟，但先生連公司裡的一枝原子筆，也從沒貪圖過。我真的很敬重他的品德。

但老實說，要與我先生共同生活，並不是這麼容易。他的腦袋是天才，但在生活上卻是白痴。

先生認為自己很好養，但我卻覺得他很多東西都不吃，挑食無比。先生一天三餐可以吃完全一樣的東西，例如鯖魚定食，他就連著吃了三年，但韓國食堂一定放置的泡菜，他卻一口也不曾吃過。我到韓國以後，他繼續每天吃鯖魚定食，而我每天變換不同的食物。我什麼都會吃，因為我想吃看看，每一種東西的口味有什麼不同。我還把先生鯖魚定食附贈的泡菜通通吃掉。

有一次，一個十五年沒見面的同學，一見到我先生，就跟我先生借錢，沒想到，我先生居然馬上就把錢借給他。

因為這些錢都是先生賺的，所以我只是輕描淡寫地對先生說：「十五年沒見面，一見面就借錢，這五萬塊肯定一去不回，以後不要把你賺的辛苦錢，隨意借給不熟的人了。」當時先生回我：「會這樣哦？！」後來那位同學果然沒還錢，而之後，我再也沒聽過先生借錢給任何人了。

在婚姻的前七年，我真正與先生相處的時間不到一半。因為我們即使一家人住在首爾，但有時候我回台灣，先生也常常到韓國的其他縣市出差，或到馬來西亞等國工作。

後來因為孩子在台灣確診為輕度自閉症，我帶著兩個孩子在台灣心力交瘁，所以我開始要求先生請調，回台工作。但沒想到，這是夫妻爭執的開始。

先生認為我教養孩子的態度不夠嚴格，所以在某次與我們母子起了極大的衝突後，我們協商還是由我單獨負責教養，先生再度出國工作，負擔因為孩子需要特殊教養而越來越繁重的家計。

先生的固著

前幾年，先生退休了，我們夫妻整天相處，困難度大增。有一年過年，我們娘家四個家庭在楊梅山區聚會，我們一起拿毛豆當零食吃，先生說：「你們知道嗎？毛豆就是黃豆。」我們一群人都說：「怎麼可能？毛豆跟黃豆差那麼多。」然後就開始聊別的話題。

先生卻開始用手機查詢毛豆的資訊，想證明他是對的，但山區網路收訊不佳，所以始終沒查到。

過了三個多小時，我們一起下山用餐，先生拿著手機上的畫面說：「你們看，你們看，毛豆、大豆和黃豆都是一樣的，只是品種、用途不一樣。」兄弟姊妹們都笑了起來，說：「你真的很執著耶，都過了三個小時了，還在查。」

聽到這嘲諷的瞬間，我整個人都難過了起來。因為我知道，如果很努力在查標準答案的人是我兒子，大家都會很開心地說：「這孩子就是這麼堅持、努力，一定要得到解答為止。」但因為查詢資料的是我先生，我內心的反應是：「你也太固執，查那些幹麼啊！」我雖然察覺了自己糾結的情緒，但我仍然沒說任何一句話，幫先生解釋。

我對兒子與先生的兩套標準

我看到了自己的兩套標準，而這天的餐會場景，也讓我想起，我聽過很多泛自閉症家屬說過，她們有辦法好好陪伴自己的小孩，可是看到先生年紀這麼大了，還是這麼不能在適當場合，說適合自己年齡層的話，她們真的很火。

我也是一樣。我並沒有因為孩子確診有亞斯伯格，而先生也有亞斯伯格，就把陪伴孩子的耐心用在先生身上。你問我為什麼，我真的很難回答，也許是因為我到現在還得聽他絮絮叨叨講聲韻學，心裡有一股厭倦，也或許是我的耐心已經在孩子身上用盡了。

我們彼此交流不多，但因為深知先生的特質，所以自從公婆年邁住院、開刀之後，這幾年，先生一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時間住在家裡。

整天膩在一起的婚姻，不適合我們，目前大半的時間，他都是在婆家照顧父母，由我在自家負責照顧家庭所需。

由於我是個容易忘東忘西的人，所以我出門演講時，凡事仔細的先生，還是會叮嚀，確認我鑰匙帶了嗎？火車票拿了嗎？手機沒忘吧？而我還是會嫌他囉嗦，但也因為有他在，我就自然而然有安全感，可以繼續粗線條。我們各司己職，分工合作。

▶▶ 閱讀更多 卓惠珠（花媽）《當過動媽遇到亞斯兒，有時還有亞斯爸》

內容簡介：一個蘋果日報的小記者，怎麼變成矽谷電子商務產品長、行銷長？一個文組的七年級女生，怎麼跨領域到臉書帶領理工團隊？阿雅的故事告訴我們，她做得到，我們也可以，只要你懂得方法。「忠於自己的興趣、敞開心胸嘗試、有機會就把握、遇到不會就學習」　在美國工作十幾年，阿雅用她收穫的視野、經歷、專業，在書中具體教讀者怎麼突破困境、顛覆規則。常常我們以為無路可走，有可能是因為害怕，也可能是因為一無所知……別擔心！本書詳述阿雅自己創造職位、創造機會、創造自我條件，進而創造出自己夢想的動人經歷，你將從中獲得無限的激勵與力量，跟阿雅一起成為職場不死鳥！

作者介紹：鄭雅慈（矽谷阿雅） ，　台灣人，現居美國矽谷。原為台灣蘋果日報記者，毅然辭掉工作赴美讀書，一路到矽谷科技公司擔任電子商務app產品長。榮獲十多項美國數位大獎、美國Min雜誌年度最佳行銷人獎提名、Girls in Tech 40歲以下女性科技精英榜、台灣十大傑出青年提名。阿雅在美國的十幾年工作經驗，讓她有了很多新的視野，經常在臉書「矽谷阿雅」粉專分享在美國的職涯故事、海外求職秘訣、矽谷最新產品管理與行銷知識。在美國西北大學、聖荷西州立大學、喬治亞大學擔任客座講師，受邀在成長行銷座談會、數位分析座談會、手機創新座談會、矽谷頂級新創加速器Plug & Play等美國大型座談會演講，也擔任人工智慧新創公司顧問。在TEDx Talk主講【慌世代－拓荒世代】，吸引台灣各大媒體驚艷報導，並在全台超過20間大專院校與企業巡迴演講。

搶先試閱：〈希望我能成為你們的陌生人〉

希望我能成為你們的陌生人

　　我是一個台灣長大的平凡文組女生，爸爸在模具工廠上班、媽媽是小會計，當學生的時候，我最爛的科目就是英文和數學，連「游泳池」和「海洋」的英文都分不清楚，從來沒想過自己有機會到矽谷一流科技公司工作，帶團隊架網站做電商app、成長行銷、數據分析。過去十多年，我懵懵懂懂，靠著很多陌生人的幫助走到今天，我期許自己能成為你的「陌生人」──分享我學到的東西給你，哪怕只有一絲絲幫助也好。這是為什麼我在幾年前成立臉書粉專以及寫這本書，希望有更多跟我一樣平凡出生的人能有機會追逐自己的夢想。

　　五年來有上千位讀者來信諮詢，我發現大家的困境都大同小異──對現況不滿意，對未來很迷惘；覺得焦慮，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想到海外工作，又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但要加強又不知道從哪開始；有些跳脫舒適圈的想法，卻又害怕「砍掉重練」，也看不到未來可能的報酬；想出國讀書，又擔心學費很貴，畢業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好的工作；想進近年比較紅的產業，又發現過去好像「把路走窄」了，結果沒有相關經驗；想到海外大公司，又發現大企業職缺好像都是專才，自己卻好像什麼都會一點卻都不專精；考慮轉行到職缺比較多的職業，又覺得自己不很有天分和興趣；更慘的是還遇上經濟不景氣，即使真的跨出去，環境也不給機會。你慌了，覺得自己不上不下，對自己懷疑。

　　這本書當然不可能給你所有的答案，但你不孤獨，這些心情我感受過。好不容易下定決心「砍掉重練」到美國念書，畢業還遇上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第一章我寫下一些具體的私人故事，還有遇到職涯十字路口必須轉折的時候，我是怎麼想的。第二章我集結了一些每次去演講時大家最常問的問題：英文很差就沒出路嗎？沒有人脈，就找不到好工作嗎？要怎麼跟陌生人破冰？在美國工作

會遇到什麼挑戰？我有經驗但遇到瓶頸，想要轉換跑道，該不該去？我也會談我怎麼用「忠於自己的興趣、敞開心胸嘗試、有機會就把握、遇到不會就學習！」的四大準則具體做職涯的決定。

　　第三、四章我將一步步陪你一起打這場仗，這是一場硬仗，你得在心靈和技能層面都要準備好。第三章我們來聊聊如何做好心理準備：追夢是不切實際的嗎？面對低薪、瓶頸的迷茫，要怎麼面對？面試被拒、不符合條件，我真的可以嗎？還有怎樣找到自己的亮點，把它變成自己的秘密武器。第四章完全是實戰的「乾貨」：怎麼找出自己適合的產業、公司、工作？怎麽建立人脈？怎麼自我介紹？人家問你為什麼要離職怎麼說？怎麼用這個時代的方式寫履歷？怎麼在領英上讓獵頭主動跟你聯絡？面試常見的問題要怎麼回答？怎麼講自己的缺點和失敗？面試要問什麼問題？怎麼談薪水？怎麼決定新職位要不要去？

　　第五章我想建議你退一步、看遠一點，分享一些我以前不知道、近年在矽谷學到的觀念，一些我希望「有人早點告訴我就好了」、「如果20 歲就知道多好」的早知道，我也會分享一些血淋淋的失敗經驗還有我從中學到的東西，最後，我會分享為什麼我又「砍掉重練」再出發做新創。

　　回首我走過的路，我並沒有走一條「常規」的路：沒有面試，我就去別人的面試「等門」，靠著一本商業計劃到公司毛遂自薦，創了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很多人說我是勇敢、顛覆、反骨、反古、韌性、任性，也有人說我破壞規則、創造夢想，但這不是一本教科書，我沒有要你用跟我一樣「拼命三郎」的方法成功，而是幫助你找出自己的優點、做出適合你的決定、踹出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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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挖掘被遺忘的聲音，捕捉地方老百姓眼中的動盪時代「世人做錯什麼，才得遭受天譴？」當太平軍攻陷南京城，家鄉就在附近的一位慈善家發出了天問。他將眼前的殘酷戰爭，描寫成老天爺勸人為善的象徵。他振筆疾書、積極向鄉民佈道，為了替地方團練籌措經費，也為了導正世間的道德秩序。　除了這位以道德解釋災難的慈善家，本書還記載著一段段備受劫難的人生故事，包括用日記描述戰爭慘況的揚州詩人、被太平軍俘虜與剃頭的讀書人，以及透過書寫喪母之痛，學著與悲傷共處的孝順兒子。藉由從未揭露過的民間視角，讀者得以窺見長期被官方所遺忘或扭曲的故事，認識太平天國戰爭的實際影響。

作者介紹：梅爾清（Tobie Meyer-Fong）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清朝歷史，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史、文化史、社會史和女性史。曾於2007-2018年擔任《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期刊主編。曾著有《清初揚州文化》一書。

搶先試閱：

根據一般常引用的數字，一八五○年到一八六四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導致了兩至三千萬人喪生。據此，它被稱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內戰。近來幾篇研究對此時期流失多少人口莫衷一是，這顯示要回頭去做精確（甚或是粗略的）死亡人數統計是不可能的。當時的記載顯示發生過規模驚人的屠殺和破壞，戰後所編纂的回憶錄及方志都以駭人聽聞的頻率，屢屢提及人口的巨大折損（長江下游市鎮喪失將近五○％的人口，甚或更多），以及人們遭受了難以言說的痛苦。但無論這些數字精確與否，死亡人數顯然遠大於同時期的美國內戰（或稱「美國南北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約有六十二萬名士兵及五萬名平民死於該內戰。

可是，姑且不論這場戰爭的毀滅性有多強，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太平天國戰爭與那些照理說涉及範圍與影響都較小的事件相比，仍相對地罕為人知。即使是在中國研究領域內，關於太平天國的記述也驚人地缺乏血肉：我們只關注抽象的意識型態，而非戰爭所造成的傷害。關注十九世紀晚期上海如何崛起的學者們，常常會提及移民從繁榮、風雅的江南地區來到上海，卻從未敘述那場驅使他們背井離鄉的毀滅性戰亂。在講授太平天國這段歷史時，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的典型做法是，點出「它是史上最慘烈的內戰」這個事實，或是引用那個「兩到三千萬」的駭人數據；但接下來，我們（包括我自己）就會轉去講述耶穌的兄弟洪秀全和他的古怪願景—這常讓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是時候重新思考太平天國諸方面孰輕孰重的問題了。

我當時已有十多年的清史研究經驗，讀過一些關於太平天國的論著，也曾在課堂上講過太平天國史。可我從未真正思考過，這場戰爭對於地方上那些失去了生命、生計與所愛之人的幾百萬人而言，意謂著什麼。

我想要知道的是，死者們的屍骸下落如何？戰時如何安排葬禮？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倖存者有多麼看重朝廷賜予的殊榮？對倖存者而言，喪失之痛會帶來怎樣的情感衝擊？朝廷賜予的殊榮似乎很自然地主導了紀念方式，但我們是否能在這些方式中，發現情感回應的蛛絲馬跡？

在官方的紀念中，死者是在一個極為特定的政治語境與話語中獲得意義的。透過道德化的語言，平凡的男女被塑造成烈士，而他們轟轟烈烈的死亡則充滿政治意涵與道德重量。地方精英們創作有關死節的道德故事，並將其上呈府、省、禮部的官員，希望能獲得承認。這些精英建立了符合清代價值觀及制度的祠祀，以供奉戰爭死難者。然而，也不過幾十年光景，這些看似為王朝殉死之人的故事就被刻意遺忘，被國家的新需求淹沒了。

這是因為人們解釋事件的方式改變了。再到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滿清征服中原的故事又有了全新的意涵：不再是盡忠的象徵，而成了（漢）民族的恥辱。人們於是替這場十九世紀中葉的戰爭樹立了一批全新的英雄，並賦予它一套全新的意義。

當公眾只聚焦於死節者的忠義與英雄主義，便抹煞了戰時破壞與殘酷的記憶。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新的一批革命烈士取代了被前朝旌表的那些人。原本被用來紀念太平天國戰爭死難者的祠祀，也都改弦更張，轉而紀念為建立中華民國而死的人。有關太平軍及其對手清朝的文本與故事，凡是不符合新說法與時俱進的，都被曲解或忽視。肯定太平軍英雄行徑的材料，則在海外的圖書館裡被重新發掘，或是憑空捏造出來。十九世紀中葉那些貌似為了清王朝而捐軀之人，在二十世紀時顯得既不革命也不進步，因而在現代中國史的主流論述中變得無足輕重──這些主流論述對戰爭、王朝、太平軍，甚至對於死者的評判，都做了一百八十度逆轉。從民族大義出發的新願景想像，掩蓋了無意義的暴力，掩蓋了情感，掩蓋了失去。原先那些紀念死者的方式，如今已不再有意義。與當初方志編纂者的用意背道而馳，對戰爭死難者的記憶消失了。

戰爭結束後，留下了什麼？

當然，留下了情緒，包括對清廷及其地方代理人失信的憤怒，特別是對它們沒能實現保護承諾而產生的憤怒，以及中央未能協助物資而延緩重建所產生的挫折。

留下了紀念景物，包括集體墳塚和紀念湘軍死者、地方死者和盡忠殉節者的祠廟；這些景物帶著利益衝突的烙印，以不同方式建成，由相互競爭的不同群體打理著。

留下了哀痛，對所愛之人死於戰時饑饉、暴力和疾病的哀痛。

留下了家的畫面，那是許多人再也無法返回的安全港灣。即使有人得以返回，也只會突然意識到，屬於那兒的一切都已不復存在。

留下了夢魘般的記憶，關於道路和運河滿是難民和俘虜、水道為屍體擁塞的記憶；市場上售賣人肉的記憶。

留下了擾人的回憶，關於流浪、乞討和被俘者頭髮如何被綁在一起的回憶。

留下了刺青的臉、長出頭髮的前顱、砲火的聲響、鄉音的熟悉腔調、飄蕩不去的腐敗氣味。

留下了受挫感，那種尋覓不到生還者的受挫感，以及既找不到人，又找不到遺骸的打擊。

留下了失去感，過往一度真實且確知的事物都失去了，一切都變得不再真確、不再穩定、不再完整。

留下了尋覓，對答案的尋覓，對蘊含在果報或後來的革命中、新的可靠性的尋覓。

留下了一股揮之不去的不安，對那些被刻意遺忘之事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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