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沒有一位川普的手足能安然無恙擺脫我祖父的反社會人格和我祖母的生理心理疾病，但我的唐納叔叔和我父親佛瑞迪受害最深。要了解唐納的全貌、他的精神病狀和失常行為意義，我們必須讀通家族史。」身為唐納唯一的姪女，臨床心理學博士瑪莉．川普在本書中坦言不諱，完整揭露自己家族的黑暗歷史，解釋她的叔叔為何會成為今天的模樣，又如何間接對全球社會、經濟與健康造成了巨大影響。川普家族位於紐約的雄偉大宅，是唐納．川普與兄弟共同的成長環境。從她祖父母獨特的教養方式開始，瑪莉．川普細數此地發生過的災難與創傷，以及長輩偏頗、平輩競爭、晚輩排擠的扭曲氣氛。她也剖析虐待般的父子關係，如何創造出這位狂人領袖的獨斷獨行，形成他無法對人憐憫、不願展現脆弱，更不願承擔任何責任的個性。

作者介紹：瑪莉．川普 Mary L. Trump ，美國德納高等心理學研究所（Derner Institute of Advanced Psychological Studies）博士，曾教授創傷、精神病理學和發展心理學課程。目前與女兒定居於紐約。

搶先試閱：〈前言〉

唐納在二○一五年六月十六日宣布競選總統時，我絲毫不以為意，我不覺得唐納是認真的，他只不過是要讓他的品牌免費曝光，以前他就做過類似的事。當他的民調數字開始升高時，可能得到俄羅斯總統普丁心照不宣的保證，俄國會盡一切所能，將選戰扭轉成對他有利的情勢，勝選的吸引力增加了。

「他是個小丑。」當時，瑪麗安姑姑在我們一場例行的午餐會上說道：「這永遠不可能發生。」

我點頭。

我們談到過氣的實境秀明星和失敗商人等名聲會怎麼摧毀他的競選。我問：「有哪個人真信他白手起家的狗屁？他真靠自己成就什麼？」

「這個嘛，」瑪麗安的聲音跟撒哈拉沙漠一樣乾，「他已經破產五次了。」

當唐納開始講到鴉片類藥物的氾濫危機，用我父親的酗酒史擦亮他反藥物成癮的誠意，使自己看似更富同情心時，我們兩人都火大了。

「他為了政治目的利用妳父親的記憶。」瑪麗安說：「那是罪啊，特別是佛瑞迪才應該成為家族的明星。」

我們覺得唐納在參選演說上公然展現種族歧視會導致選戰破局，但佛威爾（Jerry Falwell Jr.）與其他白人福音派基督徒開始支持他競選時，我們醒悟了。自五十年前皈依天主教後，瑪麗安就是虔誠的信徒，這個消息讓她暴跳如雷。「他們是他媽的有什麼毛病？」她說：「唐納只在攝影機擺出來時上教堂，真是匪夷所思。他毫無原則，完全沒有！」

從詆毀可說是美國史上最夠格的總統候選人、前國務卿希拉蕊為「噁心女人」開始，到嘲笑《紐約時報》的身障記者柯瓦勒斯基（Serge Kovaleski），唐納在選戰期間的言詞都沒有偏離我對他的預期。其實，我記得我曾參加過的每一場家族聚餐，唐納常在席間談到所有他覺得醜、肥、懶的女人，不然就是貶損比他有造詣或更有權力的男人是輸家，這時祖父、瑪麗安、伊莉莎白和羅伯特都會大笑著並加入其中。那種將人們不經意地非人化，是川普家晚餐桌上常見的風景。「真正」讓我驚訝的是，他一直成功脫身，甚至讓他獲得提名。我曾覺得會讓他失去競選總統資格的因素，似乎只強化他對基本盤的吸引力。我還是不擔心，我相信他絕不會當選。

然而，光是他有機會的想法就夠讓人不安了。

遲至二○一六年夏季，我才考慮說出我知道唐納完全沒資格選總統的想法。此時的他，已相對安然無恙地擺脫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以及他號召「憲法第二修正案擁護者」阻止希拉蕊等風波的陰影。哪怕他攻擊戰死於伊拉克的胡馬雍．汗陸軍上尉（Humayun Khan）的父母、「金星雙親」吉澤爾與加札拉．汗（Khizr and Ghazala Khan），似乎也不成問題。《前進好萊塢》（Access Hollywood）影片曝光後，多數接受民調的共和黨員仍然支持他時，我知道我做出正確的決定。

我開始覺得，我彷彿正看著以唐納為主角的家族史盛大揭幕。一如我父親過去所經歷的，唐納在競賽中被要求的標準更高，但他卻持續以粗魯、不負責任與卑鄙的舉動擺脫懲罰，甚至因此獲得獎勵。「這不可能再有機會發生。」我想，但事與願違。

媒體未能注意到，在整個競選活動期間，除去他的孩子、他的女婿、他的現任妻子外，沒有一位唐納的家族成員發言支持他。瑪麗安告訴我，她運氣好，因為身為聯邦法官，她必須保持客觀。考慮到她是他的姐姐，又有著專業聲譽，要是她開口說唐納完全不適合當總統，或許就成為美國唯一一個可能帶來改變的人。但她要保守自己的祕密，當她選後告訴我說，她基於「家族忠誠」，還是把票投給自己的弟弟時，我也沒有太過意外。

在川普家族成長，特別是身為佛瑞迪的孩子，是有一定的挑戰的。某種程度來說，我其實極端幸運。我在卓越的私立學校求學，人生大多數時間都有頂級醫療保險的照護。只不過，我們全家人也都有一種內在的匱乏感，但其中不包含唐納。祖父於一九九九年過世後，我才知道遺囑已抹除我父親這一門，彷彿佛瑞德．川普的長子從未存在過，隨後我們便對簿公堂。最後，我得出結論，如果我開口質疑我的叔叔，我就會被修理成想發大財卻等不到財產、因而心懷不滿想算舊帳的姪女。

要理解是什麼造就今日的唐納和我們所有人，我們得從我祖父與他自己的認同需求說起，這個需求驅使他鼓勵唐納不顧後果地膨風，培養與其不相稱的自信，好隱藏唐納的病態脆弱和不安全感。

當唐納長大，他被迫成為自己的啦啦隊。首先，他需要父親相信，他是一個比佛瑞迪更好、更有自信的兒子。其次，正是因為佛瑞德要他變成這樣。最後，是因為唐納開始相信他自己的炒作，即使他內心矛盾，抱持無人能及的極度懷疑。選戰期間，唐納用憤怒回擊自身優越感受到的任何挑戰，他的恐懼和脆弱能夠被如此有效地埋葬，以致他甚至不必知道它們曾經存在過，因為他永遠不會知道。

在一九七○年代，我祖父偏愛和拉抬唐納多年後，紐約媒體接棒，開始散播唐納毫無根據的膨風。一九八○年代，銀行也來參一腳，開始資助他的合資企業。他們有意願（之後也需要）扶植他越來越沒有根據的成功說法，緊緊抓著損失得以獲得補償的希望。

有十年的時間，唐納在破產中掙扎，甚至淪落到掛名牛排到伏特加等一系列失敗產品的處境，電視製作人馬克．布奈特（Mark Burnett）又給他一個機會。我祖父五十年前創造出「唐納是白手起家又桀驁不馴的商人」的形象，即使有一籮筐的反證，這個迷思竟驚人地近乎完全文風不動，直接照搬到新千禧年的真人實境秀節目《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上。當唐納於二○一五年宣布他要角逐共和黨的總統提名初選，美國一大部分民眾已經準備要相信這個迷思了。

直到今日，我那被共和黨和福音派白人基督徒持續追捧的叔叔，本身就是謊言、不實陳述與虛構的總和。了解更深入的人，像是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契．麥康諾；真正的信徒，像是眾議員麥卡錫（Kevin McCarthy，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還有其他太多人，族繁不及備載，都已經在有意無意之間，變成沆瀣一氣。

川普一家手足都沒能安然無恙地擺脫我祖父的反社會人格和我祖母的生、心理疾病，尤其唐納叔叔和我父親佛瑞迪受害最深。要了解唐納的全貌、他的精神病狀和失常行為意義，我們必須通讀川普家族史。

在過去三年間，我看到數不盡的專家、空談心理學家和記者們老是沒抓到重點，使用「致命的自戀」與「自戀人格失調」等詞彙，試圖理解唐納經常性的怪奇表現與自我拆台行為。要我稱唐納是個自戀者，一點問題都沒有，他完全符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DSM-5）提出的九個基準，但分類標籤能告訴我們的僅止於此。

我在德納高級心理學研究所（Derner Institute of Advanced Psychological Studies）獲頒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就在我為論文做研究時，我在紐約州立曼哈頓精神醫學中心（Manhattan Psychiatric Center）住院病房工作一年，診斷、評估和治療一些病況最重、最脆弱的患者。除了在研究所以兼任教授身分教授心理學，包括創傷、精神病理學和發展心理學等課程多年外，我到專治成癮的社區診所，為患者提供療法和心理學測試。

這些經驗一次次告訴我，診斷不會憑空蹦出來。唐納有其他我們沒有注意到的症狀嗎？有其他可能等同或更有解釋力的失常嗎？或許吧。也可以解釋成他符合反社會人格障礙的基準，最嚴重的型態通常被認為是社會病態，但也常涉及長期犯罪的行為，或是傲慢和不顧他人權益的態度。有其他合併症嗎？可能。唐納或許也符合部分依賴型人格障礙的基準，特點包含：無力做出決策或承擔責任、獨處會焦慮不安、過度努力爭取他人的支持。還應該考慮其他因素嗎？當然。他可能有長期未被診斷的學習障礙，過去數十年都干擾著處理資訊的能力。還有，他據稱一天喝下多達十二罐健怡可樂，同時睡得很少。他會苦於物質（這裡是指咖啡因）引起的睡眠障礙嗎？他的飲食習慣駭人聽聞，也不運動，也許促成或加劇其他可能的失常狀況。

實情是，唐納的病狀太複雜了，太常出現無法解釋的行為，想進行準確且綜合的診斷，需要一整套心理學和神經心理學測試，而他絕不會乖乖就範。此刻，我們無法評估他的日常活動。因為人在白宮西翼的他，基本上是被照顧得好好的。唐納成年的大多數時候都缺乏自理能力，所以不可能知道他如何靠自己在真實世界中成長茁壯，甚至是獨力生存下去。

▶▶ 閱讀更多 瑪莉•川普 《永不滿足：我的家族如何製造出唐納．川普》

南方，是一種擁抱異己的許諾！南方，是帶有倫理判斷的抵抗！/span>首要標題

內容簡介：《南方的社會，學》反對一個虛假的南方，並進一步闡釋——「南方」不是一種地理方位，不是一種開發程度，而是一種擁抱內外異己的概念。《南方的社會，學》以更多元的方式來反對經濟至上的觀點，也更堅持去體悟多重交織下的，南方之中的南方。　「南方」的興起，源自國家現代化理論幻滅，走向「全球化」資本流動與商品流通。尤其冷戰後，國際間不再只以政治系統（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或貧窮程度（已開發、開發中）來分類國家，而是更強調「全球南方」等後進者共通的發展困境。透過「全球南方」的論述，世界再次打造出一個虛幻的美麗願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單一、「進步」的線性史觀。但，誰說，所有社會都會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誰說，經濟發展是評判生活的唯一價值？

編者介紹：趙恩潔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搶先試閱：〈愛最大？台灣的愛情、婚姻與國家政策〉

沿襲自西方當年對於「郵購新娘」的觀察視角，台灣的跨國婚姻從一開始就被學者稱為「商品化」婚姻，認為這類婚姻類似商業買賣，又因為國家之間存在經濟發展的差距，讓不管是來自東南亞的婚配女性，或者到東南亞娶親的台灣男性，都背負著污名烙印。此外，早期媒合台越婚姻的仲介業者四處刊登「保證處女」、「非處女退錢」這類廣告也引起民間婦女團體公憤。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遂於二○○六年決議：婚姻媒合「不應成為一種行業，應朝向非營利、公益性服務機構發展」。至此，國家不僅在道德上標榜婚姻不應該沾染金錢色彩，甚而以反人口販運為名，以法律形式禁止營利性質的婚姻仲介。

「婚姻媒合」在華人社會歷史悠久，「跨國婚姻媒合」也非新鮮事。十九世紀末的歐美移民潮中，許多歐洲的女性也是透過營利的媒合業者嫁到美國新天地，當代科技透過網路媒合跨國婚姻的情況更是普遍。歐羅克（Kate O’Rourke）認為，跨國婚姻仲介存在的關鍵因素在於有錢國家男性有權力以經濟能力「購買」老婆，而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則希望藉此脫貧。勞埃德（Kathryn A. Llyod）更寫道：「郵購新娘的標籤經常讓人以為那是很久以前的歷史，不過這種販運女性的型態在當代全球經濟體系卻是繁榮得很！……這個產業只對它的男性消費者跟錢包負責而已！」

在本地的婚姻仲介研究中，筆者與張書銘的文章指出，在婚姻雙方資訊有限的情況下，開始出現跨國婚姻媒合的服務，專業的媒合者也應運而生。在整個婚姻移民的過程中，婚仲業者承擔一定的社會關係與利益，不該因為其營利的角色而受到道德譴責。但此一觀點並不受主流青睞，甚至與在地婦女團體截然對立。

二○○七年三月，《中國時報》民意論壇出現一系列關於「跨國婚姻仲介」的辯論。這次辯論始於王宏仁在三月九日率先批評行政院婦權會全面禁止營利性的跨國婚姻媒合業，認為其是「國家要高度介入人民私密生活，並且試圖以中產階級浪漫想像來規範其他階層的婚姻」。畢竟，絕對的婚姻自由只是一種現代／個人主義社會的虛幻想像，同時，婚姻媒合業者並非如婦女團體所想像的，只是汲汲營利的吸血者。隨後，蔡順柔、吳紹文、曾昭媛等，在十一日以「婚姻豈是金錢遊戲」一文聯名回應，強調反對商業剝削與「仲介暴利」，因此為減輕男女結婚雙方的負擔，應由非營利組織來協助，以便做到「收費低廉、資訊透明，又不侵害人權」的目標。與此類似，南洋台灣姊妹會前任理事長邱雅青（泰國籍配偶）也在該月二十日投書指出，「婚姻仲介只保障了男方可以有權利，女方的權利他們一點都不在乎」。然而，如同邱貴玲十七日文章所指出的，「婚姻和教育都是社會階級流動的重要手段」，立法禁止媒合業不僅不切實際，也對底層社會的婚姻自由產生不利影響。同時，非營利組織是否能承擔這些業務也有疑問。王宏仁也於二十三日再度回文指出，政府治理需要論述與道德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複雜精密的統治技藝，婦權會與部分婦女團體強調移民女性「可憐化、犧牲化」的角色，與社會現實脫節；此外，政府部門也未能發展出精密的治理技藝，因為「統治的技藝需要的是清楚地觀察、調查、記錄、分類對象，然後才可以隔離、施壓、作用、解決，絕非是想像、建構、同質化一個對象，但卻無法有效施加作用於其對象」。

這波辯論最後在婦女團體的壓力下，做出全面禁止商業媒合的決定。二○○六年官方已將「婚姻媒合業」從「商業團體分類標準」中刪除，二○○七年更禁止跨國境婚姻媒合商業化，此後任何的廣告宣傳、收取仲介費的行為都被禁止。此外，那些想要從事跨國媒合婚姻者，需先成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申請許可後，「以非營利的方式」進行。截至二○一三年八月底，移民署許可的組織共計四十三個協會，但其實多係由先前營利的婚仲業者轉型而來（王翊涵，二○一三，頁四六）。公益化之後，部分婚仲有做婚姻輔導，但也有些組織基於利潤考量並沒有提供相關服務（同上引，頁七二􁻖七九）。換言之，營利仍是當前婚姻仲介的重要考量。

是「反人口販運」，還是歧視跨國婚姻？

將仲介視為欺瞞雙方的營利機構，很自然就會將跨國婚姻與人口販運結合起來，就如歐羅克的文章所描述的，因為跨國婚姻中女性權力不對等、易受傷害，因此反人口販運公約可以應用在某些「郵購新娘產業」上。勞埃德的研究也是從跨國婚姻仲介，直接跳到「國際人口販運」，因為有龐大的利益可圖。

依據加拿大學者肯帕迪（Kamala Kempadoo）的研究，十九世紀以來，歐美（有色）勞動階級女性為了追求穩定的經濟與社會生活，跨國遷移到其他國家工作，在歐洲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眼中卻被看成是人口販運（trafficking）受害者，甚而將她們的跨國移動全然等同為跨國賣淫的受害者。也是在這種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凝視下，有色／勞工階級／女性的跨國移動都被問題化為跨國賣淫或人口販運。事實上，這種將勞動女性跨國移動視為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階級凝視，一直延續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究竟有多少人口販運受害者也令人存疑。根據美國社會學家維惹（Ronald Weitzer）的研究，美國國務院自二○○一年起每年定期發布「人口販運」（Tra_cking in Persons）報告，其中，二○○二年估計全球每年有四百萬人遭販運，隔年修正為八十至九十萬人，二○○四年估計為六十至八十萬人，二○○八年後逐漸穩定為八十萬人。至於被販運到美國的部分，二○○二年的報告指出有五萬人被販運到美國，隔年改為一點八萬至兩萬，二○○四年改為一萬四千五百至一萬七千五百人之間。然而，即使美國國務院每年對人口販運的估算值一再往下修正，仍對美國司法部帶來莫大壓力。依據二○○五年美國司法部的公告，在二○○一至二○○四年間，全美只有六百一十一個受害者，但這段期間估算值是每年一萬四千五百至一萬七千五百人，相差何止千里？

官方數據不足採信，但不乏學者完全無視科學求證、方法論上的疏失，直接引用美國國務院的數據。維惹以美國為例，指出包括麥金儂（Catharine A. MacKinnon），以及幫美國國務院撰寫人口販運報告的休斯（Hughes），總是以前述誇大、未經查證的每年販運到美國賣淫的受害者人數為基礎，製造跨國賣淫使女人淪為性奴隸的社會想像與道德恐慌，進而一再地將跨國販運等同於賣淫。反娼、反色情大將麥金儂甚至以色情需要年輕（有色）女人與女孩為由，指稱色情就是人口販運的溫床。反人口販運者因而一方面認為性產業中的女性必須自己表達自由意志、愛意，才能證明婚姻的真實，但另方面卻又主張她們沒有能力表達自己，受婚姻仲介的欺瞞，因此需要政府或外力的協助。

有關人口販運的問題，黎白楊（Le Bach Duong）、白朗潔（Danièle Bélanger）和屈秋紅（Khuat Thu Hong）關於北越兩百一十三名婦女移民或被販運到中國地區的調查則顯示，百分之三十的人是以結婚名義移民到中國，而其中約百分之三十的婦女是「合法與非法」被「販運」到中國，所謂的「合法販運」是指事先已經知道「要與老男人或身障者結婚」，只有少數人說自己是被騙而販賣到中國結婚的。換言之，在跨國的婚姻中的確可能存在人口販運問題，但是否如某些婦女團體指稱的「婚姻媒合業是人口販運的元兇」呢？此外，整個人口販運的組織，是否一定跟這些婚姻媒合業掛勾呢？根據盧逸璇的調查，台灣與中國之間組織性的女性性工作者販運，結構因素包括：法律與政策制訂的不周延、警察與賣淫業者的政商利益交換關係，以及警方與海巡機關的績效計算制度。至於參與者，以前為人蛇集團，目前則轉向大規模的色情業者。陳美華的研究更指出，組織兩岸性交易網絡的第三者不乏被兩岸就業市場邊緣化的底層勞動者，同時這些跨國移動的移民性工作者來台灣之前，其實已清楚知道她們將在台灣性交易市場工作，多數移民性工作者傾向將仲介第三人視為協助她們跨國移動的夥伴，而非剝削者。預設婚姻媒合業與人口販運掛勾，充其量只能滿足社會需要代罪羔羊的心理，而其代價是忽略整個人口販運背後更為複雜的結構因素。中松智子（Tomoko Nakamatsu）的研究也指出，日本的婚姻媒合業者很難跟人口販運扯上關係，並認為這其實是一種偏見。

不過，面對郵購新娘產業要如何應對時，後現代的女性主義者也很清楚意識到，不能將來自第三世界的婚姻女性當成是「受害主體」（victim subject），以這種觀點出發的政策建議，最後會變成「政府開始進行的保護主義，甚至是保守主義，無助於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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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台灣第一本熟齡女同志的生命故事一九五ま年代的台灣隨著全球分工逐漸變化，經濟逐漸發展起步，因為工業發展的勞動力需求，女性得以離開家事束縛進入職場，有經濟能力後開始有不一樣的可能。各種傳統束縛的解放與生命的可能，是一波波拉子集結運動所累積出來點點滴滴的改變，並非一夕之間完成的。她們的努力或許在她們有生之年無法享受到制度的改變，但她們的不放棄讓台灣社會得以轉化成一個更同志友善的社會。本書廣義來說是社會正義轉型的一部分，讓以往被歧視被封閉的身影，透過訪談的方式呈現出來，了解前人走過的歲月，讓被壓迫的歷史不再發生，也能讓年輕一代及社會大眾了解，上一代甚至更早期的女同志她們的生命是如何活下來、經歷過什麼樣的歷程。透過親身訪談的口述故事，每一段生命真實呈現，而不只是理念與口號，更加令人感動。

作者介紹：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成立於一九九八年六月，關注台灣同志平權運動，致力改善LGBTQ+同志處境，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全國性同志機構。現有工作小組：接線、愛滋、家庭、教育、老同、性權、親密關係、跨性別，以及南部辦公室。由十三位專職人員，帶領超過四百位義工推動各項同志議題倡議及社群服務工作。（熱線網址hotline.org.tw/）

搶先試閱：〈故事1阿寶——大橋頭的飄ぜ歲月〉

短髮、全套白西裝，騎著孔明車，一群「穿褲仔」的「女生」，在延平北路穿梭而過。這場景發生在半世紀前，台北最熱鬧的大橋頭鬧市街頭。阿寶回顧，「當時我十七歲就和一群同款穿褲的結拜，我們有十三個人，我排行老七。」

當年可沒有「小版男裝」、「中性服飾」這樣適合的成衣，生理女性要穿西裝只能訂做，他們習慣去當時的西裝名店「猴標」量身訂做。如此大費周章、不惜花費，關乎這群「穿褲仔」的面子，是某種「兄弟相挺」、「江湖面子」的道理。

不同於現在常見生理男性「兄弟」出場的全身黑西裝、開黑頭車展現排場氣勢，當年這群現在被稱為、被喚作「穿褲仔」的一群人，卻是以全身白的裝扮，表達對友人長輩喪禮的厚重禮數。

古早時的交友撇步

二十六歲開始交女朋友，前後曾有十八位。什麼？古早不是沒有同志社團、沒有同志社群也沒有網路嗎？竟然有十八位女友！「女友都是去哪裡認識的？」

「兩個女孩走在一起，我們一群就起鬨，來去撞他，撞了如果他不會罵我們，這才交得到。」

聽到阿寶說的，讓人睜大眼睛嚇了一跳。他講得直率誇張，其實是為了吸引路上女生，騎孔明車故意製造的假車禍。在那個沒有社群、沒有同志社團的年代，喜歡女生的女生，也只能挖空心思，想出這種「不打不相識」的妙招。

看起來是情場高手的阿寶感嘆，「現在的女孩比較沒定性，不像我們那時候交的女孩單純。」

形容自己「很壞」，女生看一個愛一個。不過他「花心」倒也不一定是我們心中想的那樣，「十八個女友交往時間沒有重疊，後來他們都去結婚了（異性戀婚姻）。只有住恩主公附近那個，等了我四年。四年跑給他追，他找不到我。」

「而且我交往的大都是獨生女！」他回憶著，「台中那個建築師的女兒、住杭州南路還有住汀州路的，也是獨生女。」有一個，只要看到他和其他女生在聊天，就覺得他看上人家，開始吃醋。「他很盧，吵到後來，他的父母還來拜託我要讓他。」

「女友父母不會反對你們交往嗎？」聽到這裡，訪談的我們忍不住問起。「不會反對才叫我讓他三分啊。」

自己也踏入異性婚姻

和邂逅的女孩無緣相伴，和豐富情史裡交往過的十八位女友也沒有機會結為連理，阿寶卻意外地進入異性戀婚姻。

「後來怎麼會結婚呢？」

「講起來你們會笑！」

本來還擔心，問一個老T結婚的事，會不會太冒犯，阿寶倒是很大方地用這句話開啟故事。

「本來是我的女友和他交往，後來女方父母反對，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我為了打賭跟男方嗆聲：『不然我敢嫁你，你敢娶嗎？』他就說：『娶就娶啊！』」

阿寶說，結婚前先生就知道他是「交女友的人」，兩人結婚後生了四個小孩，先生在婚後並沒有限制他，阿寶依然在外「走跳」。

彷彿是生命中意外的篇章，又似乎是和一個的生命格格不入的人生插曲，說故事的阿寶沒有太多描述，很快速地翻過這一頁，只是心有所感地說：

「阮頭家（丈夫）講起來本性不錯，他是湖北人，大我二十歲。憑良心說，他給我很大的自由。」

飄洋過海遠赴日本工作養家

四十二歲那年先生過世，沒有留下什麼財物，當時最大孩子十九歲，其他三個還在念書。面對龐大經濟壓力，阿寶毅然決定前往日本工作賺錢。

「要不然在台灣沒辦法賺錢，房租錢也不夠！」

這一去就是十一年，除了初期曾回台一次，後來幾年完全沒回來。「當時機票很貴，去日本工作是辦『黑的』（非法），如果一直回來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出得去。乾脆（久待）賺夠一點。」

阿寶在酒店做吧台，十一年間換過六家店。剛去的時候也不懂日語，慢慢學，接待客人要說的日語一個一個用國語寫，貼牆上當小抄。日本薪水高，前期五年月入約（台幣）六萬，後來日文流利了，後期月入十多萬。

阿寶一邊回憶往事，一邊招呼我們吃麻油雞湯，知道我們要來，他煮了一大鍋，香氣撲鼻，這麼好的手藝原來是到日本工作時給逼出來的。

在台灣有人服侍，從來不進廚房，到日本為了生活，四十二歲才開始學煮飯做菜。當時日本習慣用瓦斯煮飯，完全不會煮，剛開始不是沒熟就是燒焦，煮的菜被住一起的人嫌不是太鹹就是沒味道。後來一位也是台灣去的、店內的紅牌慢慢教他，才漸漸學會。

年紀大了，阿寶腳不若年輕時有力，不再如以往全台跑。偶爾腳痛，現在一起住的女兒會帶著他去看醫生。假日也常常在女兒接送下，到外面吃飯或是和老朋友聚聚。兩人一起生活，互相照顧著。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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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父親的老病、失智，以及各種衰弱與退行的狀態被拉進來，時間向度並非延續，而是跳躍著，難以更新，只能往過去的回憶欺近；小女兒卻在煮食、洗滌與照護等日常過程；乃至於三人同居、進入婚姻關係、生產育兒的身分轉換中，時間照常快速地往前行走。一個時間總是隨著記憶被消除，一個卻在那碎散分割的時間裡，替代父親，將其與自己的記憶同時艱難地重建；清楚知道那些生與死、記住與遺忘，與界線的突然泯滅。或許，夏夏的《傍晚五點十五分》成了一本等待著與父親的記憶會合之書。而這份記憶的會合，就從那個每日固定而重複的晚餐儀式——家事與心事又預備的傍晚五點十五分開始。

作者按著時間的軸線順序，從對婚禮與喪禮的回想啟幕，描繪了那些雖然經過情感的節制與過濾，仍可讀出的惶然紛亂。新舊生活加以新舊記憶，無論在軀體或靈魂皆已過度壅塞，沒有適時消解而終至滿溢，精神狀態轉為身體徵狀。原初她與新家人Y及父親的「另一種生活」，從長照生活的起步，時時日日的狼藉與壓力，到願意向外求援，而這之中與體制的缺失互相的摩擦、適應，又因時時反身量度自己，字裡行間顯露的那些疲憊、遷就、妥協、衝突，以及交叉而生的剝奪感、自責感與罪咎感。她感受更多的卻是自己作為「各種選項之外」的人，必須面對的「亡」與「心」之組合與對應——「忘」與「忙」的各自演繹。

夏夏的書寫座標來自於家人關係與自身的存在：父母的善待、做人做事與脾性有其遞承系譜。於是她寫南方經歷是在北方存活的尺度，那些季節分別、感覺差異，隨之召喚來的「體膚小事」、物質記憶；寫理想與幸福後面的風景、「另一個世界」的階級意識、垂落的陰影；寫如今回想其實各自困難、各有耗損的母職、父職與子職。長子出生後又重再體會的母職。這些都是她生命的遺留物與整理好了的情感行李。

對微物感悟，有思念，不刻意美化，生汙與生輝並存。其文字的精粹更在於那些一道道家常料理、路邊小吃。不避寫出嘗試與失敗。煮飯、煮菜、煮水皆有苦功，其實最後都連結了親愛之人的作息、偏好，在這之中她學習控制情緒、調整口味，像關係與愛。如她寫「母身如絞肉」，像「許多意想不到的滋味結合在一起」。這些撐持與創造，最後總是有一配合的體系：為了接納各物與之融合。

獨特的是，夏夏在正文之外，穿插了十四篇關於「邦迪亞上校」的短文，點綴了星屑般的詩意，像是現實與虛擬世界的隔開。如克莉斯蒂娃所說的符號化。

她自承必須藉由馬奎斯《百年孤寂》裡這個經典的人物與意象，「將父親的病癥昇華，我才得以在現實中竊取一絲讓精神逃逸的機會。」在這間際裡轉移、延緩、折衝與疏洩，在象徵世界裡化解了徵狀，這形式與容器最終也安放了文學創作與語言的意義。